阿米亥诗15首

傅 浩 / 译

让我们再来看看诗歌与世界的关系。当然，只有极少、非凡的诗歌，通过它们，大诗人评判我们时代的耻辱。难道不是吗？整体上，诗歌并不拥有那样的认知手段，可以充分理解平庸、卑鄙、厌倦（我不是指艺术家那种优雅的厌倦、波德莱尔的坏脾气，而是指我们的城市，在寻常的星期天下午那种昏昏欲睡的厌倦），可以认识那个暴戾的理着平头的、毫无灵魂的官僚艾希曼。

当然，存在某种避开诗歌的恶，那是小说家——也许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处理的恶。我们可以把这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恶，以及年轻的的弗克赫文斯基的恶，那种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是神学意义上的恶。在涉及希特勒和斯大林强而有力的恶时，诗歌主要将它限制在，有时甚至是非常出色地限制在牺牲者的悲恸上，就像在策兰、米沃什、赫伯特、阿赫马托娃的诗中那样。但是，诗歌在企及这种恶的来源时，是极其困难的。（必须马上加一句的是，在这方面，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头脑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并不简单地只是一个对于恶的认知问题。我同时关心的还有诗歌的现代定义，不是理论上的定义，因为并没有那么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存在，我关心的是实际上的定义，它甚至为那些最杰出的大师所使用，一个能够精确反映那些发生在现代头脑里的变化的定义。二十世纪最广受崇敬的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这一个迷住过古代诗人的话题上，也几乎无话可说：应该如何在人类中间、在何种社群之中生活？虽然关于如何在存在的隐秘之中、在孤独中、在孤独的爱中生活，以及在如何去死这些方面，他都说得很好。

也许抒情诗有两只翅膀，两个主要的关切。第一个是庄严的任务，它也许是每一代抒情诗绝对的中心：这是连续性的需要，承担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更可以说是，为了给内心生活提供形式。因为在诗歌里，就像在气象学上，两种大气的前锋总要相遇并引起冲突：我们内省的暖气流总要遇到形式的、沉思的冷气流。我几乎不屑一顾提到过（为了教学目的！）“那些抒情灵感的次要宝藏”，以及它们实际的使用也有其巨大的意义，无论它们被赋予了怎样的哲学意义。

什么是精神生活？真是令人气恼，竟然还要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无论何时，在我说出这些单词的时候，也许尤其是在美国，我的交谈者就会犹疑地斜视我一眼，好象是要说：把你送到修道院去吧！然而，精神生活并不需要藏到西多会修士们的习惯之下；它甚至只是跟我们以想象之眼，对世上事物的观察紧紧相联。它也可能只是在宗教追求上的一种方式，但是，这在当代诗歌里还剩下多少，真是很难说：诗歌难道不更是一种神秘主义入门？天主教的哲学家雅克·马利坦也曾力劝诗人全神贯注于物质和诗艺。

诗歌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惟有在精神生活中，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永恒”小小的、移动的火焰，不管嘲讽（或不嘲讽）的读者如何理解这一点。

然而，与此同时，精神生活也必须被隐藏，它不能被炫耀于大庭广众。就如霍夫曼斯塔尔著名的宗教神秘剧《每一个人》里可怜的司炉工，它必须被限制在船甲板下。它不能走出来，有两个理由：首先，它是不适合上照的；它就像五月的空气一样透明。其次，一旦决定引起公众的注意，它就变成了一个自恋的小丑。但是——与那个司炉工的比照仍然适用——这种无形的、单独的内在生活，在其激情方面，在其质朴的性质方面，在其苦涩方面，以及在其不知疲倦、生气勃勃的热情方面，是推动诗歌与人的最后的与不可缺少的力量。

当下的大众文化，也许是令人愉快的，有时是无害的，它的显著标志就是对于内心生活的彻底无知。它不仅不能创造内心生活，它还使内心生活枯竭、腐蚀和败坏。科学，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却同样忽视内心生活。因此，惟有少数艺术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还在捍卫这一脆弱、受到围攻的城堡。

捍卫精神生活，不只是扔给激进的唯美主义者的一块小面包片。我认为，精神生活，以波兰语、英语、俄语或希腊语对我们讲话的那种内在的声音，也许有时只是低声细语的声音，却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是沉思与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领地，保护我们免受强大的打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

在另一方面，诗歌的第二只翅膀，其明显的特征是更多智性、认知的特性。它勇敢地关注我们世界变化的表面，它寻找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它不知疲倦地执行对现实这一没有尽头的走廊进行勘察的任务，它反对谎言。诗歌必须为历史守望；正如英国诗人和哲学家凯思琳·雷恩理解的那样，它不能仅仅依赖纯个人的经验，也就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回归，回到英语传统中由少数诗人（布莱克，济慈，叶芝）创立的基本格局中，它的主要模式和主题。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站立的卫兵、沉思我们的文明逐渐或迅速的变形：这一切也很重要。对历史世界全然冷静地注视，因此构成了诗歌的第二只翅膀，另一边则是我们内在的经验，它来自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源泉。

有时候对真理的追求采取了更为不同的形式：试图创造一个普遍尺度的尝试。每个作家，每个诗人也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法官（他偶尔也裁决自己）；一首诗的每一行，给世界一份建立在更早的沉思之上的裁定。每一行都隐藏着柬埔寨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言过其实，但愿是那样）。每一行也包含着一个春天的日子的欢乐。悲剧和欢乐碰撞在每一行之中。

还有另一个问题。在诗歌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事物之所是，与我们之所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人类的喜剧和残酷，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之人的虚荣和愚行。但是，我们也不应匆忙地放弃对于更高世界、更高秩序的愿望，即使人类愚行的障碍可能使我们沮丧。我们不缺乏提醒我们人类贫困的出色记者；但是，有谁同时也能提醒我们，那些使我们道德向上的事物呢？这两方面的洞察力的确会一前一后地发生作用。仅仅描述人类的堕落——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只会导向沉闷的自然主义。一旦离开了冷静的裁断，那么，对生活潜力的狂喜，它的神学的维度，只会带来一种不可忍受的、充满不恰当傲慢的修辞。但是，同时维持两种观点是极其困难的；最终诗歌也成为不可能的（正如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按西蒙娜·薇依的说法）。

也许诗歌的这两只翅膀彼此正相妨碍——就像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诗人笔下描写的信天翁，笨拙地行走过船甲板上。有时它们甚至似乎互相矛盾。蜜蜂似的精神收集活动，是界于表达和认知之间的哀伤的、纯冥想性的活动（几乎是消极的，近似于佛教徒式的），而对于诗歌的智性的理解，要求头脑警觉、思维敏锐，属于一种不同的内心定位的形式。它们互相干扰，他们寻找在不同的方向，它们好奇于不同的事物。

在某个限定的意义上，抒情诗这二只相互妨碍的翅膀，可以比之于“理性与启示”的经典象征，即“雅典与耶路撒冷”（这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和列奥·斯特劳斯看到的两难困境，舍斯托夫选择了耶路撒冷，斯特劳斯却发现其中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因此，诗人——以及一定比例的思想者——注定生活在一种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裂缝中，生活在最终不能企及的真理与美之间，在惊奇与虔诚之间，在思想和灵感之间。

“诗人应如何生活？”有人可能会问。“他们是否真的辗转反侧于信仰与沉思之间？”我猜想，他们通常生活得很不一样。他们活着捍卫着诗歌。诗人生活着，就像被围攻的城堡里的守卫者，查看着敌人是否正在靠近以及敌人来自哪里。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常常导致慷慨大度和自我批评的缺乏。它致使诗人不能进行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时代的思考，时代通常被误解。

他们寻求真理吗？他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沦为轻浮预言家和混乱哲学家（这些人，既让人不能理解，又不能与其断绝联系）的猎物么吗？诗歌的贫困，正在于它对今天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者——还有政治家——过度的信任。这毕竟都是在上个世纪之中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沉重的眼睑仍然紧压着我们。被巨大的情感占据的诗人，屈从于天赋的能量，不再懂得现实。布莱希特为什么会服务斯大林？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什么曾有那么几个月会信任希特勒？法国诗人为什么会相信结构主义者？美国的年轻诗人为什么那么在意直系亲属而忽视更为深刻的现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陈腐得令我们绝望的平庸的诗人？为什么当代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热衷于精神的冷淡，热衷于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

最后，我承认（正如读者已经想到的），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