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也俗称土炕，是过去北方人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我是西北陕西关中人，我就出生在我家的炕上，20岁前，还睡着家里的老炕。
随着我婆的去世，家里的炕就没再用过，后来就拆了，再后来上大学，来南方工作睡的都是床，炕就成了一个过往的符号，留在记忆里。
记得，小的时候过年去外婆家，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母亲抱着我，父亲提着装满花馍的馍笼，踩着半尺多深的雪，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去的。
我们家离我外婆家就六里路，我被包裹的严严实实，就两只眼睛露着能看到外面的一切，就这都感觉一阵阵的寒气袭来。
父亲和母亲哈出的气都变成了雾。
到了外婆家里，一进门，外爷接过父亲的馍笼，就把我们都让到炕上，外婆家的炕很大，记得并排着可以睡七，八个人，因为我的姨很多，经常我和几个表弟都会在外婆家，一大家子人晚上睡了一炕。
我姨和姨夫，他们已经早到了，都围坐在炕上放着的一个大方桌四周，在玩扑克牌。
我妈把我放到炕上的时候，那叫一个舒服，太暖和了。
这一刻，再没有什么能抵得过炕给人的温暖舒适度了。
炕隔着一堵墙就是灶房，锅灶是和炕相通的，做饭产生的热量把炕也就烧热了，炕的温度刚刚好，就是睡一晚还是热的。
墙上开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口，用一个布帘子挡着，掀起就能看到另一边忙碌的在准备饭菜的外婆和几个姨，摆了一案板好吃的。
不时的，外婆或我姨就从口子给我们递一块熟肉或炸的油豆腐给我和表弟们解馋。
有人说小孩子记不住三岁以前的事情，但是关于炕的这些记忆片段一直会浮现出来。
我家的炕从我记事起就有了，我从小是我婆带大的，我婆的炕墙上贴着报纸，我识字就是从墙上的报纸开始的，现在还能模糊的记起我婆教我认上面的字是邓小平，这几个字也是报纸上最大的红字，我婆没有文化，刚解放的时候上过几天扫盲班，认识几个字，那时我也就二三岁的样子，可能是1978或者是在1979年左右的样子吧。
炕沿的一边是用青灰色的砖头砌起来的，上面架着很宽的木板，上面放着两个大木箱，平时上着锁。里面放着我婆和我的衣服之类，偶而还有一些比如红糖，白糖的好吃食放在里面。我婆把糖装在一种棕色黑盖大瓶子。这些糖不是常能吃到，只有到过年的时候，家里做甜饭，我婆才会拿出装糖的瓶子，用勺子舀一些倒到甜饭上，这时一般都会用勺子舀一点倒在我手心里，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会用很久的时间慢慢把手心里的白糖粒一点点的用舌头尖粘完，等手心里都没有糖了，还要再舔舔，直到没有了甜甜的的味道才作罢。
过年前，家里的炕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家家都要做很多的花馍走亲戚。一般都会和几家相好邻居商量好，接连几天轮流给这几家做花馍。
记得给我家做花馍的时候，我婆的炕上放了几个很大和面缸，占了整整半边炕，里面都是用新被子捂着要发的面。这些发面的缸也是这几户的，大家都把蒸馍的家什全拿来了。
做馍的时候，就在炕的另一边，炕上放着一个大方桌，几个人就围着方桌揉面，挽馍。挽好的馍就放在干净的凉席上，泛好了就拾到箅子上上锅蒸，从早上开始蒸到晚上12点多，所有的面都揉完做成各种馍，有花馍，大(tuo）馍，角角（jue）,鱼鱼，菜包子等，邻居们吃完就回家了，自己家人要等最后一锅馍出笼，这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第二天还要早早去给邻居家做花馍去。
现在有客人来家里，进门先让换鞋，记得过去家里来人都是让脱了鞋，上炕拉家常。
后来我们家盖了大瓦房后，就没有再盘炕，房间全换成了床，家里也有了客厅，来了客人都是在客厅聊天拉家常，也不再到别人家的卧室里去，卧室也成了家里最私密的地方。
换成床后，冬天那叫一个冷，就客厅有一个大煤炉，人睡觉的时候就把火关小了。房间里每个床上都铺了电褥子，开关开的小了不热，开的大了晚上烫人屁股，露在被子外面的脸和手都是冰的，一点也没有了睡炕的那份舒服和温暖。
我也曾问过我达，我达说：现在咱盖的是瓦房，在大瓦房里盘几个炕，到冬天一烧炕，瓦房四周的墙就熏的没有眯眼了。 不只我家这样，村里大多数盖大瓦房的人家都把炕换成床了。为了美观，就把炕的优点全扔掉了。 从此以后，我上学，工作睡的都是床了。
结婚后，回爱人家看望岳父母，才再一次睡上热乎乎的炕。
在岳母家里再一次感受到了炕的温暖，也忆起过往对炕点点滴滴的回忆。
这也是一个在外工作的人对家乡和亲人的一份眷恋。
潘奇，广东省韶关市张九龄纪念中学美术教师，宝鸡文理学院艺术系99级校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韶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韶关市剪纸学会会长，作品《小牛犊》《韶关剪纸探源》发表在韶关日报，散文随笔《母亲》、《手术》、《燕巢》等发表在南粤作家和九州作家公众号平台。起点中文网签约作家著有短篇作品《奇谭怪论》16万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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