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币并非中国最早的货币，“契币”才是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贝币上的双排齿文，与此前更早的契齿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是对契齿文的直接继承和应用。

考古资料显示，契齿文作为独立的符号，从早期仰韶文化，直至商代，一直稳定存在。历史跨度从7000年前至1000多年前，长达6000年。地理跨度从西北宁夏的乐都到东南浙江良渚，距离达1800公里。这意味着，契齿文事实上在7000年前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独立符号。而且这个符号被后来的贝币直接借用。

现在主流的观点总是把贝币当成实物货币，认为其价值来自贝壳本身。但是，大量存在的各种廉价材质的仿贝贝币本身几乎毫无价值，就如现在的纸币中的纸一样。无论骨贝中骨头，石贝中的石头，还是陶贝中的泥土，都是如此。

流行的观点还认为，之所以出现仿贝贝币，原因是后期天然海贝太少了。但是，考古发掘的实情是，即便是所出土的最早的天然海贝贝币，也是和仿贝贝币同时存在。目前最早的贝币出土在二里头遗址，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目前这一遗址一般是夏代遗址，也是被当做夏代存在的重要证据。在这里出土了12枚天然贝、骨贝和石贝。事实上，之所以将这里天然海贝认定为货币，主要凭据就是与其共存的仿贝，这些仿贝和后来的仿贝贝币是一致的。

因此，更符合事实和逻辑的是，天然贝壳只是众多贝币材料中的一种，天然海贝贝币也只是众多贝币形态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并非海贝本身，而是其天然具备的形象符号。贝币的价值并非来源于贝币本身，而是来源于人们对其上所承载的形象符号，人们为这一形象符号赋予了信用和价值。

各种材质的贝币的核心符号就是双排齿文。目前出土的所有的天然海贝贝币都是有双排齿的，绝大部分仿贝贝币也都是有双排齿文的。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各种仿贝贝币的双排齿文仅仅是对天然海贝贝齿的模仿。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人们只选择有双排齿的天然海贝做贝币。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各种仿贝的双排齿文根本不像天然贝齿，而更象人工刻写的整齐的契齿文，而契齿文在早在贝币出现之前的3000年前就已经成熟存在。

因此，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是仿贝的双排齿文在模仿天然海贝，而是天然海贝的双排齿在“模仿”仿贝的双排齿文。因为仿贝的双排齿文是对双排契齿文的直接继承，而它在7000年前就已经独立成型了。天然海贝之所以被人们拿来当做货币，关键并非在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其天然的双排齿非常象双排契齿文，是对双排契齿文很好的“模仿”。

这意味着，贝币并非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因为其价值来源于人们的赋予和认定，而赋予和认定的载体就是双排齿文。贝币只是双排契齿文的这一信用符号的载体而已。

同时，这还意味着，贝币并非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而只是对另外一种早已成熟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从这种成熟的信用体系中产生了最早的货币形态。

即便我们找不到贝币之前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是什么，仅仅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有关贝币的材料，就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以上推断和结果。即便我们不知道在贝币之前已经存在成熟的契齿文，我们依然可以推知，贝币上的双排齿文就是一种成熟的信用符号。这也是我本人真实的研究过程和经历。在把贝币的双排齿文与契齿文建立联系前，已经得出贝币就是信用货币，双排齿文就是成熟的信用符号的结论。

幸运的是，贝币之前成熟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也的确可以被识别出来，那就是书契体系。

帮助我们打开书契信用体系大门的是这样一则故事。《列子·说符》记载：“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一枚丢失的书契，被陌生人捡到，就直接代表着财富。这意味着这枚书契是不记名，且具备很高的可流通性，或流动性（金融专业术语）。意味着它可以被用于支付，即可以充当货币，就是现金。

进一步对书契做下了解，就可知道，书契是中国早期社会所流行的信用工具。《易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当发生借贷，或类借贷关系时，双方会订立书契。书契的材质是小木块，总是成对存在。代表数字的完整的横线组被刻写在并排放置的两只契上，一只契保留一半，每只契上的半边横线组就呈现齿文状。在将来的信用兑现时，要保证两只木契的齿文完全相合。齿文的多少和间隔起到加密作用。

在一对书契中，债权人或类债权人持右契，债务人或类债务人持左契。因此，具备价值的是右契，相当于左契持有人所开出的借据。右契的可流通性取决左契持有人的信用情况，与其信用程度成正比。左契持有人的信用越高，右契的可流通性也就越强，其货币属性也就越大。

上面《列子》中那位宋人，所捡到的遗契就是代表债权的右契，其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一定非常高，以致他所发出的右契就直接意味着财富、现金。

当一个人的信用程度高到他所发出的右契具备很高的流动性时，而成为或接近现金时，此人实际上就是意味货币发行者，能够为社会创造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而在现代社会，这是中央银行才具备的功能。

本文不是货币史，我们只想指出，在原理上，书契的右契是可以被用作货币的。尽管《列子》的故事发生的很晚，可能在春秋或战国时期，但是，书契制度自出现起，书契右契的货币化就存在理论的可能。因此，书契货币，我们不妨简称为契币，才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而且是信用货币。

7000年前契齿文就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而独立成熟地存在，而契齿文并非书契本身，而只是书契上的数字符号。契齿文的符号化一定是建立在书契本身已经存在流行的基础之上。因此，书契制度的出现一定早于契齿文，一定早于7000年前。也就是说，远在7000年前，契币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其制度基础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