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在所有成名的重要将领之中，康王汪海洋是极少数或者说绝无仅有的、完全无法用忠奸、善恶来定义的人物。
天京城破之后，他被称为太平天国晚期的“擎天一柱”，统率残存的太平军转战南北，历经劫难而矢志复国，并最终为大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但在河山破碎、帝国沉沦的关键时刻，他又多次因个人私欲，不顾大局地将屠刀对准了曾经的同袍和战友，一次次掀起太平军内部的腥风血雨。
康王似乎始终是个复杂而矛盾的个体，任何简单的褒贬之词都无法准确概括他短暂的一生。
在向阳的一面，他是责任、担当，在背光的角落，他又会化身为残暴的魔鬼。
这么一个游走在明暗交替的光影之中，在高尚与卑劣的界限之间徘徊的另类，究竟是瑕不掩瑜的英雄，还是嗜杀成性的恶魔？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今天的主角——康王汪海洋。
1853年，太平军攻陷武昌，随即以数十万之兵，水陆并举沿江而下，目标直指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江宁（南京）。
沿江东下的太平军，沿途攻城略地，所经之处，周遭劳苦大众纷纷慕名来投，声势与日俱增。
汪海洋，安徽全椒人，自幼习武，在乡间也是好勇斗狠之辈，后因小事争执杀死当地富绅，遂与其弟海林，友人胡永祥、刘天祥等落草为寇。
1853年3月，原已占山为王的汪海洋，在太平军大部队经过安徽和州时，也带领人马，加入到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之中。
癸好三年，太平军至和州，海洋偕同伴投之，隶国宗石镇吉麾下
《天国志》中对于康王的相关记载，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三点关键的信息：
首先，汪海洋并非广西人，没有参加过金田起义，就更不存在经受“拜上帝教”教义的熏陶和洗礼，投身革命并非信仰，更多的应该是形势所迫。
其次，因为加入太平天国的时间较晚（1853年），之后又常年在外领兵征战，可以推测，汪海洋和“革命领袖”洪秀全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
另外，国宗石镇吉是翼王石达开族弟，也就意味着，汪海洋从加入太平军开始，便是隶属于翼殿势力的。
而这些因素都将为汪海洋之后的一系列行为和人生轨迹埋下伏笔。
1856年，太平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爆发，核心领导洪、杨争权夺利，最终演变为失控的血腥屠杀。
天京事变结束之后，翼王石达开作为“首义五王”中硕果仅存的高级将领，开始全面主持天京城的工作。
而随着翼王的声望和威信不断攀升，又遭到了洪秀全的猜忌和排挤，更封赏自己两个无能的哥哥为王，以为掣肘。
心灰意冷的石达开终于在1857年6月不辞而别，率数千亲卫离开天京，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为名，踏上了与洪秀全分庭抗礼之路。
而从1853年加入太平天国开始，就一直隶属于翼殿势力的汪海洋，当然是石达开的忠实拥趸，也理所当然地随同翼王一道出走天京。
但奇怪的是，在太平天国前期堪称无敌战神的石达开，另起炉灶以后，却再也难复当年之勇。
不仅与清军作战屡遭败绩，而且转战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没有成功建立稳固的地盘，最后翼殿人数虽众，却犹如丧家之犬，被追得东躲西藏。
随着形势的恶化和对未来失去信心，那些原本以为跟着翼王出走能够出人投地的拥护者，开始纷纷出现动摇。
而面对严峻的形势，翼王石达开却不合时宜地流露出归隐山林之意，更加伤害了领军将领的积极性。
激烈的内部矛盾最终以分裂的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
1860年，彭大顺、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汪海洋等六十七名翼殿重要将领，于广西庆远公开宣布脱离石达开的领导，率领二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北上天京，重归洪秀全的怀抱。
史称“万里回朝”的队伍分三路东归，而汪海洋跟随的这一路，由正统戎张志公率领，还未出广西省境，即投降清军。
只有汪海洋意志坚定，誓死不降，独自带领少数部队继续前进，经过与清军的轮番恶战，终于在1861年底，与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在浙江汇合，并从此受忠殿节制。
可以看出，无论是跟随石达开出走天京，还是之后的“万里回朝”，汪海洋一直都是太平天国坚定的拥护者，而这种忠贞与坚守，也一直持续到了康王生命的尽头。
在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将领投敌降清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个既非“平在山勋旧”出身，也未受太多宗教信仰洗礼的年轻将领，对太平天国所表现的忠贞，确实值得尊重。
重回太平天国之后，在一系列的战斗之中，汪海洋很快便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
因其治军极严，其所在部队不仅战斗力超强，而且能做到“胜不遽追，败不遽走”，被清军视为心腹大患。
汪海洋也因为在战争中的表现而不断受到提拔和重用，1861年11月，随忠王攻克浙江首府杭州，获封浙江省天军大佐将。
但从1862年开始，整个太平天国的形势开始急剧恶化。
6月，湘军曾国荃吉字营兵临雨花台，剑指天京，与此同时，作为首都的后方基地，忠王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福省，也正遭受李鸿章淮军的猛烈进攻。
帝国余晖之中，太平天国狼烟四起，处境日益艰难。
1862年春，湘军名将左宗棠率楚军一万三千人进犯浙江，连克宁波、金花等地，又攻占上游桐城，兵临汪海洋督军的富阳。
汪海洋据城死守，清军轮番围攻却岿然不动，后清军动用洋炮轰塌城墙，汪海洋无奈撤出富阳，退守余杭。
其时，忠殿大将听王陈炳文镇守杭州，而汪海洋则督军余杭，两地互为犄角而固守。
值得一提的是，1863年10月，在忠王李秀成回援天京之际，其大本营苏州发生叛乱，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等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后献城投降。
而镇守余杭有功的汪海洋，则在此后不久被洪秀全封为康王。
1864年2月，听王陈炳文率部撤出杭州，余杭成为孤城一座，难以继续坚守，汪海洋于是率部撤离，经安徽进入江西，时拥众十余万。
但此时正面战场的天京保卫战正如火如荼，洪秀全无法顾及其他，康王人数虽众，但缺少中央支持，粮草弹药等补给完全没有着落。
在这种情况之下，侍王李世贤、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等将领都准备在江西筹粮，待秋收之后在回旆京师。
但事与愿违，秋收未到而噩耗传来，1864年7月，天京城破，随后忠王被俘遇害，而太平天国做为政治实体，也已是名存实亡。
天京陷落之后，太平军在全国各省仍然还有数十万的残余部队在继续战斗。
但对于侍王、听王、康王等手握重兵的“漏网巨逆”而言，树大招风，其生存形势就愈发严峻了。
大难临头，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意志不坚定者纷纷选择率众降清，但康王却依然坚定的选择为太平天国而战。
随即，汪海洋与侍王李世贤合兵一处，盘桓于浙江一带，人数达到二十万之众。
侍王乃是太平天国五军主将之一，论实力与威望，更是紧随忠王之后，当时太平天国不做他想的第二人，因此，这支部队也成为了太平天国最后的希望。
8月，从天京城中侥幸逃出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干王洪仁玕等护送之下，一路南逃，到达广德，并在此诏旨侍、康二王，做好迎驾的准备。
但李世贤和汪海洋等人，对洪秀全的昏聩领导本就颇多微词，再则对洪氏父子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此，二人非但没有遵旨北上迎驾，反而背道而驰，往南向的粤北扬长而去。
李、汪二人这种颇具黑色幽默的做法，让死里逃生的幼天王一行，彻底绝望，并在此后清军的围追堵截中，纷纷被擒。
幼主被俘之后，奉王黄十四、偕王谭体元、总统天将胡永祥等多投归康王，侍王虽为主帅，但康王实力自此大盛，已渐具与其分庭抗礼之势。
而原本护卫幼主的纪王黄金爱，在幼主被俘之后，杀出重围，也辗转寻得康王下落，前来投靠。
纪王不仅是忠王李秀成的爱婿，更是幼天王洪天贵福亲赐的副统帅，汪海洋担心黄金爱的到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竟然以“卖主求荣，谋害忠王”之罪，将其冤杀。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投靠的将领又都多是元老勋贵，所以冤杀纪王黄金爱，对于当时资历尚浅的汪海洋而言，既有维持统治地位之心，也有震慑众人之意。
但无论如何，在国破家亡、强敌环伺的危机之中，汪海洋向同生共死的战友举起罪恶的屠刀，这绝对是康王人性中狭隘与残暴的表现。
随着出逃的幼天王集团覆灭，此时的侍王无论资历还是实力，都已经成为后太平天国时期最庞大的力量。
1864年9月，李世贤率领汪海洋、陆顺得等将领由江西辗转南下来到福建，同时在当地打出“复兴太平天国”的旗号，一时之间四方响应，从者如云。
李世贤与汪海洋随后分兵，侍王率部驻守在漳州，命康王屯兵长汀、连城、上杭三地交界的南阳乡，双方互为犄角。
而福建是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地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李世贤部首当其冲，在漳州立足未稳便成为楚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1865年5月，楚军进攻漳州，李世贤部连战连败颓势难止，于是向康王请求支援，汪海洋未予理会，侍王大败。
5月26日，双方接战于宁古塔，侍王所部又败，四散溃逃，李世贤孤身脱出重围，夜半凫水渡河,“割去须发,逃匿山中”。
而康王这边，在这一短暂时期，军事发展却比较顺利。辗转湖南、江西、广东，兵力不断加强。
此后，李世贤族叔李元茂带领残存的部队投靠汪海洋，汪海洋认为侍王已死，便想将这支部队据为己有，私欲膨胀的康王，又故技重施，污蔑李元茂在作战中救护李世贤不力，将其诛杀。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不久之后，一路潜藏行踪的侍王李世贤，九死一生辗转来到广东镇平康王汪海洋属地，意欲投靠。
侍王的“死而复生”，让汪海洋惊出一身冷汗，无论是之前的见死不救还是最近诛杀李元茂的行为，他都害怕会受到李世贤的报复。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李世贤现在虽然是“光杆司令”，但就凭借侍王的威望，对汪海洋的领导地位将是重大威胁。
念及于此，汪海洋表面上对侍王的回归抱以极大的热情，却已起了杀心。
几天之后，侍王饮宴酒醉，康王安排杀手与夜间潜入其房间，将毫无防备的李世贤刺杀。
此后，汪海洋为逃避嫌疑，又编造借口污蔑李世贤投敌
李王已降清矣，此来欲为内应，取尔等死命耳，我故杀之”
为斩草除根，又将李旧部王宗、朝将、天将5人杀害，并将众人首级传各营示众。
汪海洋之所为，天怒人怨，造成军队内部人人自危。山雨欲来之际，汪海洋所部已是暗流涌动。
屡次因私欲而谋杀手足同胞，特别是将当时天平天国最有威望的侍王刺杀，实际上对汪海洋个人的声誉和队伍内部的团结稳定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自侍王遇害以后，之前从李世贤部转投汪海洋的将领，纷纷脱离队伍，投降清朝而去。
这也直接导致了康王所部的战斗力，在愈发严峻的外部环境面前，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不久，佑王李远继、奉王黄朋厚叛变后，甘充内奸再度混入了汪海洋军中，这也为康王之后的战场遇害埋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汪海洋数度北上被阻，为借一城过年，休整疲惫之师，长途奔袭攻占粤东重镇嘉应州，大出清军所料。
但因势孤力单，遭清军全力围剿，汪海洋只得据城死守，而清军则源源不断集结而来，将嘉应州重重围困。
次年1月，康王率队屡次冲击外围清军不果，16日，汪海洋决定“破釜沉舟”与围城清军决一死战，分兵三路冲出，湘军主力刘典部全力抵挡，太平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鲜血染红了道路和溪涧。
刘典从叛将丁太洋处得知汪海洋每战必身先士卒的内情，命丁带领清军设置枪炮侧击。
当汪海洋率军冲至，丁太阳督军，集中数十杆抬枪，往康王处齐射，一时之间“枪炮齐施，子如雨注”，汪海洋不幸头部中弹，撤回州城后亡故，年仅三十六岁。
在嘉应州围城的关键时刻，太平天国主帅康王阵亡，无疑对守城将士是巨大的打击，稍后州城便告失守。
李世贤之后，康王是当时唯一能够统辖全军的将领，汪海洋殒命不久，其所部也随之以极快的速度土崩瓦解。
康王汪海洋，受命于帝国危难之际，手握重兵且肩负重任，却屡次因一己私利而残害同胞。这种自毁长城、罔顾大局的行为着实让人唏嘘，而最终康王也亡于自己人的出卖，不知是否因果轮回屡试不爽。
随着最后一支具备实力与规模的太平军退出历史舞台，太平天国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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