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文化到来的时候，明朝人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一种本能的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和部分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乐于接受，构成了明后期中西文化交流中那种不十分协调的进程。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作者谈到当时明朝对外国人的封闭做法，只有三种人按照法律被准许入境：一是自愿来向中国皇帝朝贡的人；二是打着朝贡旗号来寻求财富的外国商人；“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过去这类人很多，但现在中国人已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富于吸引力了。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符合法律的。……正是以这第三种资格，神父们才被允许在中国居留，他们的教友才得以入境，但是人们不应认为他们隐瞒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就是要传播福音。凡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而他们那些当大臣的朋友们也是用这一合法的借口来保护他们的，使他们能在中国待下去。”（《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
▲利玛窦
最为生动的事例便是在利玛窦死后，他们请求神宗皇帝赠给一块墓地时的努力，那些作为利玛窦朋友的朝廷官员们，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件事情的小心谨慎的帮助，以及事后神父们送给叶向高等人的那份颇具特色的礼物：“用一块象牙同时精美地雕上日、月、星辰图。”（《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中国文化观念的包容性和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这时候有了一次微妙的结合。但是其后便又发生了选择墓地时的文化冲突。利玛窦的墓地被定在北京西郊的仁恩寺后，作为寺庙主人的已被治罪的宦官杨某的同辈曾经到寺中寻衅闹事，他们一方面出于对寺院被选作墓地的不满，但同时似乎还有另外的文化原因。当时在场的人记述了几个闹事的宦官在离开寺庙之前的一段经过：
当他们穿过一间供有偶像的外厅时，有一个人就跪倒下来向主神说：“再见！最后一次告别了。从此我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进入这个大厅了。”另一个人为了泄愤，就用更直率一些和可能更诚实一些的语气对同一座偶像说话。他说：“你这个泥胎，”这座怪像是用泥塑的，上面涂金，“如果你没力量能保住你的寺和照顾自己，我怎么能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呢？你一点也不值得尊敬，所以我不感谢你，甚至于也不承认你。”别的几个人说这座像本来是叫某一个偶像的名字，后来又改了名字，而原来的那个偶像现在就对盗窃了它的名字的这个偶像来报仇。他们对那几座偶像进行了这类的谴责之后，终于离开了原来属于他们的这座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
▲朱由检（崇祯帝）
在这场关于寺庙产权的冲突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中西文化信仰的冲突。但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多神崇拜也在这场赐墓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就连西方的传教士们也为之感到惊异，他们说：“谁听到中国皇帝赐给穷苦的外国人一个家园和墓地，会不感到惊奇呢？这种特权以前从未赏给过外国人，也很少给予政绩卓著的最高级大臣。就是这几个外国人拆除了异教偶像及其神坛，不仅是在京城的眼皮底下，而且是在全国的众目睽睽之下，在朝廷和皇太后本人都了解的情况下，经过高级部门和整个阁部的赞同，然后把偶像换上了救世主基督和圣母的画像；有谁听了这些会不觉得奇怪呢？更令人惊异不止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神坛上应皇上本人的要求为皇帝祈福，而且出于他本人的意思在神坛上还刻上了他的名字。”（《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由此看来，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准备在宫中改奉基督教也就并不那么突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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