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特点是一个时代的特点。任何历史现象都可以透过文化现象得到准确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明代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明代史，而且是一部更为生动的明代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般来说，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又对社会趋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这便是一些学者经常谈到的学风。学风也就是时代风气，或者说是上层文化的风气，它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发展。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建立起大明帝国的时候，就在距南京并不很远的松江府（今属上海），一位名叫杨维桢的元朝遗逸与当时文坛的名流们正在醉生梦死中依然享受着前朝的生活。史书中记述说：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史·杨维桢传》）
▲朱元璋
一边是太祖与开国功臣们用刀剑建立的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政权，一边是旧式文人士大夫的茫然颓废，他们甚至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新朝的建立。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文化追求，就构成了明初文化的特点。
作为开国皇帝，明太祖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网罗文学儒臣便成为其建国求治的重要手段。明朝人对于太祖的“文治”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明史·儒林传序》）
所说虽然均属实事，但其中颇多美化的成分，因为在太祖有意宣扬这种文治大兴的盛世的时候，那些文学之士们却并非心甘情愿地林立于其朝右，而那网罗硕学的举动，实际也只是太祖一厢之愿。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征召诸儒修纂礼乐书籍，以杨维桢前朝老文学，特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绝道：“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次年，再遣官敦促，维桢则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奉，且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明太祖无可奈何而许之。赐安车接至朝中，留一百一十日，待纂叙例略定，仍给安车送还。朝中儒臣设帐西门外，为之饯行。翰林学士宋濂赠诗云：“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明史·杨维桢传》）
▲杨维桢
这次网罗与反网罗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让步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问题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杨维桢不肯受诏，以及朝中儒臣对于他这一举动的赞誉，说明当时在太祖所建立的政坛之外，实际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坛。一边是强大有力的专制政体，一边则是力图游离于其控制之外的文人（或者是他们的思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幕幕空前激化的文化专制的历史悲剧，那便是所谓的“明初文字之祸”。明初的“文字之祸”与清初的“文字狱”似乎还不尽相同。清初的“文字狱”在专制政治中或多或少还带有了一些民族征服的色彩，而明初的“文字之祸”则是彻头彻尾的极端专制政治的产物。
按照史料的记载，明初“文字之祸”的时间大约是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96年），前后共有十几年时间。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近乎政治笑话的“贺表案”。所谓贺表，即指明初地方三司卫所给皇帝进奉的贺信。清人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等书所记：“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这些代书表笺的教官们则往往会因为一字之误而招致杀身之祸，而其中的所谓失误，实在又只是出于莫名其妙的附会。例如表文中凡有“则”字者，因音近于“贼”，“道”字音近于“盗”，而被认为有意影射太祖当年曾参加红巾义军的历史。凡有“生”字者，音近于“僧”，“法坤”音近于“发髡”，则被指为有意影射太祖早年曾经出家为僧的历史。至于将“藻饰太平”读作“早失太平”，将“殊”字分解为“歹”“朱”两字，则更是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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