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摘要：耶律阿保机在长期“打草谷”的过程中衍生出了集权意识，但契丹的部族体制并不适宜集权政治的建构，于是试图借助“汉地”实现皇权政治，此即“中国之志”。兴建“汉城”，灭渤海，建东丹则更是阿保机试图建构皇权政治的关键环节，但这一政治意图被复杂的权力之争所掩盖，阿保机的政治构想也随之搁浅。
关键词：打草谷 汉城 东丹国 耶律阿保机 皇权
契丹由游牧经济衍生而来的部族体制与扎根农耕经济的皇权政治难以兼容，阿保机在尝试建设皇权政治的过程中既无法使游牧经济短期内出现跨越性发展，又无法完全割弃部落体制，致“皇权”迟迟无法真正确立。不过随着契丹对外征服活动不断扩大升级，大量汉地被纳入版图，皇权政治的建构迎来了突破口，其后兴建的汉城也好，东丹国也罢，皆与阿保机培植皇权有着重要关联。
遗憾的是，以往研究鲜有关注征服活动与皇权建构的内在关联，多从单一视角阐述问题，割裂了整体的认知。本文将三则事件置于阿保机建构皇权的背景下予以贯通，从建国史的视阈解读阿保机“中国之志”的缘起嬗变，亦借此深化对耶律阿保机建国史事的认识。
一、从打草谷到南下略地：耶律阿保机的“中国之志”
从打草谷到南下攻城略地，阿保机逐步将契丹人传统的军事劫掠行为转变为实现皇权政治的有效途径，原本单纯具有“破坏性”的打草谷逐渐承担起了“建设性”的任务。
（一）学术史回顾——打草谷真伪问题的学术争鸣
打草谷是契丹人常见的军事劫掠补给行为，据《辽史·兵卫志》载：“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资治通鉴》亦载：“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这种独特劫掠行为引起了学界关注，一时质疑与肯定之声并起。
孟广耀较早予以探讨，认为打草谷并非辽朝军事制度，对“打草谷”行为提出质疑，指出所谓的打草谷是元人片面理解中土文献相关记载而产生的错案。孟先生对打草谷为军事制度的质疑确为灼见，为后继研究认可，其他观点则尚需商榷。罗继祖与刘庆就孟文予以回应，认为“打草谷”一词虽最早见于契丹灭晋，但这种行为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魏书》中所载“寇盗”即为明证，提出“打草谷”是契丹人早期军需供应的一种习惯行为，进而就孟先生所据材料皆为辽中后期的情况，指出其将不同社会性质的历史混为一谈，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罗、刘二位先生的论断推动了学界对“打草谷”问题的客观认识。在此基础上，赵光远考察了契丹军队在中原地区的“打草谷”，驳斥了“打草谷”虚无的论断，指出“打草谷”是契丹统治者劫掠中原财富的借口，而且他们不可能通过掠夺改变汉人地区的社会制度。费国庆也撰文予以探究，认为“打草谷”滥觞于氏族部落中的军事组织，实为专门发动战争，以劫掠财富为主的战斗部队，并且对孟氏之论加以修正。
真伪的争鸣使后辈学人对打草谷的认识愈加明晰，基本坐实了打草谷行为的客观存在。然以往研究大多将打草谷视为个案进行探析，辩驳成分居多，或是寻其根源以证议题，或是辨析性质反驳论点，罕有就其发展阶段进行探究，更少有将其置于契丹建国史的视角下去分析，许多隐匿的线索就此错过。故对打草谷的研究应进一步与具体历史语境结合，透析其背后的权力运作与社会变迁。
（二）神册元年：俘获劫掠与攻城略地的分野
如上所述，契丹人打草谷是部族体制下常见的劫掠现象，与恩格斯描述的掠夺活动有近似之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认为：“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用劳动获取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即倾向于利益的获取，没有利益牵头，军事活动很难开展下去，太宗德光离汴回归契丹故地时曾有“三失之训”，其一便是纵兵掠杀。属下兵将无序抄掠恰好证明了契丹人打草谷行为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利益面前“皇权”的压制很难起到作用，道德的制约更是奢谈。阿保机在其间扮演的不过是能为族人带来利益的执行者。但当神册元年阿保机称帝建元之后，打草谷的内容悄然发生转变，为方便展开讨论，制下表：
二、兴建汉城：培植“皇权”
来自部族体制的阻力使阿保机放弃了由部族体制直接迈向皇权政治的企图，转而通过营建汉城的方式渗透过渡，试图用“星星之火”达到“燎原”的目的。
（一）单数还是复数：阿保机时代“汉城”辨析
所谓“汉城”，即“汉人”所居城市，始于阿保机打草谷后为安置掳夺汉民所建城市。
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
《辽史·食货志》对此事亦有相应记载：
在史官的视域中，“汉城”即城市之名，是单一的存在，日本学者箭内亘承袭该认识，细致论述了“汉城”具体之所在，但“汉城”实为泛称，概指汉人所居之城，并非单有一座城名为“汉城”。
如前所述，汉城主要用于安置所掳汉民，阿保机在常年的征战过程中掳夺了大量汉民，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其数量远超一城所能容纳的上限，《新五代史》中所谓的“汉城”不过是众多汉城的一鳞半爪。故姚从吾的观点卓为可鉴，其指出“引起宋人所注意的炭山旁的汉城，实不过是许多汉城中的一个汉城罢了”。姚氏“类称说”确为卓见，当备一说，至于“专称说”则不足为信。
总而言之，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是以大量复数形态存在的，且通过引文可知，阿保机对汉城的治理也是颇费心思，这种重视其实反映了阿保机将皇权“嫁接”到汉地的构想，下文将就此问题略作辨析。
（二）从汉城经营模式看阿保机培育皇权的初衷
据陈述的统计，阿保机所建汉城有明确记载的共十四处之多，细究之下可发现，阿保机对这些汉城的治理颇具共性，为便于讨论，制下表：
可以看出，阿保机所建汉城基本采用了农耕的生产模式，一切依汉人生活习俗设置城邑，有学者就曾指出，辽朝的农耕区即形成于辽初时期。不仅于此，阿保机还尽可能地用汉人治汉以安定民心，如阿保机曾命韩延徽“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阿保机对汉城的经营理念明显超越了以往的契丹贵族。《辽史·地理志》载：“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阿保机没有强制将汉民转换为牧民，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契丹游牧经济体制内融入了大量定居农耕经济的成分。
姚从吾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转变，其认为阿保机此举是利用汉人，但是怎么利用、为何利用等问题却没有进一步展开。也有很多学者将之阐述为“因俗而治”，如王德忠曾评价道：“契丹统治者接纳、安置汉族、渤海俘户的统治模式，是不同民族、不同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条件下实现巩固统治的成功尝试，为后来辽朝蕃汉分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可是，这些观点皆是用现象解释现象，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源头。实际上，阿保机此举并非出于顾忌契丹与汉地生产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别而开的“特例”，亦非简单地利用汉人。与中原王朝营城建市以安邦卫边不同，阿保机大规模设置汉城其实另有培育“皇权”政治的目的。阿保机难以通过契丹本土的政治土壤确立“皇权”，但可以采用“墙外开花”的方法，即通过建置大量汉城，同时迁入大量汉人，扶植农耕经济，进而充当这些人的“皇帝”。与游牧经济不同，农耕经济模式明显更契合于皇权政治。也就是说，汉城还有一层皇权政治试验场的政治色彩，否则阿保机大可效法前人，将掠夺汉地划归为牧地。如果上述论断无误的话，那么阿保机称帝于龙化州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于契丹故地如迂王集会埚即可汗位象征着执掌部族权柄，而龙化州的称帝建元则彰显了建构皇权的意愿。
要而言之，阿保机所兴建的汉城与皇都一样，皆为其称帝的奠基石，“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证明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这些“星星之火”般的汉城对于契丹迈向完整的中央集权制有着重要意义，其后灭渤海建东丹更是如此。
三、筹建东丹：汉制政体的尝试与“夭折”
天赞末年，阿保机以“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为由下诏举兵亲征渤海。次年攻占忽汗城，建立东丹国。《辽史·太祖本纪》载：“丙午，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辽史·义宗倍传》亦有所载：“改其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
学界对东丹国的“独立性”颇为认可，亦对其“国中之国”的性质达成了共识。不过，学界对阿保机设置东丹国的缘由却存有很大争议。其实，争议背后是史实的认知度不够，很多潜在线索没有挖掘出来，致使认知出现多元化。东丹创建根源在于阿保机“嫁接”皇权的策略，只有掌握了这块“敲门砖”，方能接近更客观历史本体。
（一）东丹创建之因辨疑
姚从吾提出阿保机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是因为其难堪开疆拓土大任，故倾意于次子德光，册其为东丹王目的是让他避让东丹。何俊哲亦有相近论断，不过何先生更认可《辽史·后妃传》“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的记载，认为东丹之立是外放耶律倍建立政权，且都是出于淳钦皇后萧氏的谋划。刘国宾与二位先生持相反态度，“这既不是他（阿保机）的初衷，也不是依允述律后的意愿而'因人设职’，以此作为废长立次的'前奏’，而是形势发展使其然也”，并进一步提出倍主东丹乃阿保机思虑战事时局得出的神来之策。李锡厚则从契丹部族的社会实况入手，提出当时契丹还没有建立起后来那种兼治蕃汉的政治体制，又无法安置数十万的民众，只能采取“国中之国”的管理方式。
诸位先生论断各有长处，尤其是刘国宾和李锡厚的观点更客观、更具说服力，但细究之下，则会发现其论述尚存在漏洞。先来看刘先生的论断，诚然，姚、何二位先生将东丹之立系于个人意志有夸大主观作用之嫌，但刘先生显然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将东丹国视为契丹对后唐螳螂之忧的产物，忽略了契丹对中原政权战事的主动性，更虚化了统治者的决策力，导致其结论因过分强调事件的客观条件而刻板化、模式化，故该说还需进一步商榷。再来看李先生的观点。首先大量汉城的存在即已证明阿保机时期拥有了兼治蕃汉的能力，只不过碍于部族体制无法扩大而已；再者太宗为压制耶律倍强行南迁东丹，虽产生大量流民，但最终仍“成功”安置，可见安置居民似非不可为之事。上述论断看似解决了东丹建国之因，但不过是用现象解释现象，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缺乏对相关史事的深度挖掘，对事件必然性的阐述略显牵强。
实际上，由于学界大多将阿保机建国与确立皇权相等同，没能将阿保机建构“皇权”与筹措东丹国的潜在联系搭建起来，致该问题的讨论始终有隔纱视物之感。但若从阿保机兴建汉城是为培植“皇权”看，则会发现东丹国赫然是其培植出的“果”，也是阿保机为摆脱部族体制束缚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且其筹建具有一定“偶然性”。
（二）“嫁接”皇权视野下的东丹国
如前引文，《辽史》将阿保机攻伐渤海阐述为雪世仇而为，该说过于堂皇，恐非实情，从现有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世仇不过是阿保机率领众人劫掠渤海的托辞，起初阿保机未曾想过灭渤海取而代之，“世仇”说略显单薄，东丹之立实有一定“偶然性”。据载：“天显元年，从征渤海。拔扶余城，上欲括户口，倍谏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从之。”可以看出，阿保机当时的征讨策略与以俘民建汉城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耶律倍的提醒下，阿保机转变了策略，直捣渤海国黄龙，灭其国、拔其城。阿保机缘何放弃将渤海国化整为零分割成若干汉城的策略呢？仅是因为耶律倍的谏言起到了作用么？细细揣摩后不难发现，战事进程意外地顺利不过是阿保机选择灭渤海建东丹的表面原因，耶律倍的谏言亦不过是催化剂而已，其深层次主因依然与阿保机“嫁接”皇权有关。
零散的汉城虽可为阿保机提供称帝的平台，却无法助阿保机的“皇权”再上层楼，仅就统治范围来看，阿保机大体仍是部族体制下的王。以渤海政治遗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丹国与众多汉城不同，无论是疆域还是政权成熟程度上，均要高出汉城不少，完全符合阿保机尝试“嫁接”皇权的需求。而且渤海国的“汉化”程度很高，以之为“实验对象”拟构皇权完全不需要“从头越”，实为阿保机“嫁接”皇权的最佳实验对象。
另外，阿保机始终受部族体制掣肘，以往征讨得来的部分疆域会落入族人投下之中，这意味着阿保机征服活动进行的次数越多，规模越大，部族势力也会随之加强，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状态会使其愈来愈深陷部族体制泥沼之中。此次渤海国归降紧随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利益，为避免既得利益被瓜分的情况，阿保机采用了建立东丹国这一釜底抽薪之计。即通过维持东丹国的“独立性”，使之脱离了部族体制的藩篱，再进一步通过扶植代理人的方式——立耶律倍为人皇王，将东丹国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之下，东丹国就此成为阿保机建构“皇权”之路中进可攻退可守的轴心。
总而言之，通过建立东丹国将皇权“嫁接”于渤海国政治遗产之上，阿保机终于拥有了能够维持皇权政治运作的实质基础，而且按其谋划，稍加归整之后必会再度出征中原，届时皇权政治的建设自然事半功倍。事实上，契丹统治者通过治理东丹国，极大裨益了之后辖内中原地区的管理。“正如已看到的那样，渤海是个受到唐朝强大影响的律令国家……统治这样的国家仅只数年的经验，后来在契丹统治农耕中国时却成为有形无形的经验。”参见［日］森安孝夫著、海兰译：《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然而，阿保机于征渤海的归途中因“病伤寒”《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卒于扶余城，大业至此陷入困局。阿保机的突然离世使东丹国的建设进退维谷，不过，后族称制与王位虚悬聚焦了所有矛盾，东丹国因之并未陷入动荡，反倒趋于平稳。但这种稳定是短暂且脆弱的，当新王继立，东丹国如鲠在喉，自然会对其做出相应整改。故此，太宗继立后不久便下诏南迁东丹，将东丹国都纳为大契丹国五京之一，还大规模地更改建制，南迁之后的东丹名存实亡，再不复阿保机设置之初衷。
四、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打草谷转为攻城占地；汉城经营模式由放牧转为农耕；劫掠渤海变为以东丹国代之，阿保机时期这些看似不合理又突兀的转变，皆与“嫁接”皇权这一政治史主线有关。从中也可看出阿保机在契丹社会转型期的“挣扎”与无奈，不断游离徘徊于部族体制与皇权政治二者之间，难以兼得，最终一步步迈向南下的道路。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