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艳 蓝贤明
作 者
李凤艳，1988年生，首都博物馆助理研究员；蓝贤明，1989年生，深圳市史志办公室。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邮编100045。
关键词：南诏岭南五府 边防体系
首先简要论述唐前期的岭南五府格局。“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从广义上讲，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在唐代同属一个行政管辖区域，即所谓“岭南五府”或“岭南五管”。但有时安南与岭南并举，如“岭南、安南，莫非王土”，其中的安南当然是指安南都护府，岭南则指广、桂、容、邕四个都督府。五府之中，广、桂、交三府初唐便已设置。高宗乾封二年（667），随着容、邕二府的设置，岭南五府格局初步形成。后至迟在神龙初年，岭南五府经略使便已存在，这至少从军事上改变了原本五府分立的局面。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五府存在大量土著人口，唐人多以“夷”“獠”“蛮”等称之，行政长官所带“经略使”职，军事意味浓厚，意在加强唐廷对沿边及族群的控制。但唐前期五府位置并不平等，广州作为岭南节度使及五府经略使治所，不但整个岭南道三分之一的兵力蓄积于此，而且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其余四府的军政大事，需“咨而后行”。加以市舶之利，广州成为岭南道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安南自秦汉在此经略以来，便在巩固南部边防、开发边疆、密切同内陆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故驻兵亦不少。邕、容、桂三管虽同处于岭南西部，是与“蛮夷”杂处、军事职能相对突出的边远之地，但桂州与广州同属十二要州，位置相对更靠北，是岭南道的另一个行政中心，如作为“南选”之地，（开元八年八月敕）“其岭南选补使，仍移桂州安置”，以及负责流移人在岭南西部的配送；容州虽处岭南腹地，但属五十九个边州之一，几为前期唐廷势力在此地区延伸的极限；邕州虽有郁江航道的便利，但周边开发程度较低。要之，唐前期的岭南五府在军事上呈现出明显的以一府统四府的格局。
一、南诏势力东进安南
南诏，是唐时活跃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开元年间在唐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天宝十一载（752）归附吐蕃。至贞元时期，虽短暂归唐，但又时战时和，仍是唐在西南边疆的一股重要威胁势力。安南在邕管以西，是唐朝的最南部边疆，其境内有众多“土蛮”“生獠”，周边则有林邑、真腊等，驻有重兵。
安南原本与南诏并不接壤。天宝初年，章仇兼琼“遣越嶲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因开步头路，置安宁城（今云南安宁），而引起两爨骚动，玄宗命南诏蒙归义征讨。此后，南诏或将战略地位重要的安宁城据为己有，以致在天宝八载（749）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云南。此后的天宝十载至十三载（751—754），唐廷连年派兵从安南讨伐南诏，甚至联合剑南水陆并进。此说明安南作为唐朝最南部的重镇，在防备南诏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很多学者均注意到这一问题。虽然安南在南诏的东南对其形成了包夹之势，但不久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廷无暇南顾，南诏则乘势占领安宁，创置柘东城（或作拓东城，今云南昆明），“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郡”，南诏便与安南东西相接。
南诏此后进攻点一直在剑南道西川，再次与安南产生联系是在40年后的贞元九年（793）。其时，南诏异牟寻三道遣使，上表持信物归唐，其中一道便经由安南，“其杨传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从蛮王蒙异牟寻所理大和城发，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但就目前材料所示，南诏经安南遣使入唐仅此一次。唐与南诏和好后此道路复通，不仅关系安南局势，对剑南地区亦有重要影响。永贞元年（805），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岭南节度使徐申“表请发卒五千，循马援故道，繇爨蛮抵蜀，捣辟不备”，其路线则是由合浦越海至交趾，继经红河水河道进入云南“爨蛮”地，沿叶榆河至益州。
据《新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十一年（816）五月“丁亥，云南蛮寇安南”，这是正史中有关唐后期南诏进攻安南的最早记载，但柳宗元为安南都护张舟所作墓志称：“乌蛮酋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张舟于元和元年至五年（806—810）任安南都护，南诏为乌蛮别种，可知元和初年，南诏便已将目光转向其东南方向的安南。清人冯甦所撰《滇考》称元和、长庆之际，“黄洞蛮屡叛，邕管间连岁被兵，嵯巅乘衅，遂东寇安南”，或有所凭据。此后20余年间，不见南诏攻打安南的记载。至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九月，“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帅邻道兵讨之”。其结果，《新唐书·宣宗纪》称“云南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败之”，但据时任桂林从事的李商隐所作《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有“伏以裴元裕既开边隙，又乏武经，抽三道之见兵，备一方之致寇，曾无戎捷，徒曜军容”，刘学锴、余恕诚考证李商隐上此状之时间约在大中元年（847）六月中下旬，当是针对上引会昌六年九月裴元裕率兵讨击南诏为文。其后大中年间，因安南都护处置不当，安南境内土著族群叛唐归南诏，南诏得以大规模攻击安南。《资治通鉴》载：
初，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峰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其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李涿于大中七年至九年（853—855）为安南都护，虽史载因其为政苛暴，使土蛮离心，但墓志提供了另一说法。《李涿墓志》近由王庆昱刊布，墓志中对李涿处置杜存诚的事迹记载称：“交有土校杜存诚者，世为交将。其交之裔蛮洞獠，及州氓豪纵者，存诚皆有之，为其用，前后连率，依违相袭，不能发其弊。以是奸蠢恣横，每有宦竖，使于交者，存诚以交氓夙附，交壤夙图，怙权慢帅，天子加兵且抗，以是辄以重宝，常赂之以买直。公闻之益愤其。然存诚遂以缗钱五百万赂公，公由是发怒。命牙将谇录之。存诚遂甲其家僮，将不利于公。公遽以事收斩之，以闻朝廷。嘉其功就加散骑常侍。自是充编户者，方有王氓焉。其交之军竖，素德存诚，乃扇其党以乱边。”可见墓志与传世文献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李涿形象。永泰元年（765）南诏创置拓东城后，《南诏德化碑》作赞普钟十四年，即唐永泰元年（765），以其为中心设立拓东节度。拓东节度与唐剑南道、黔中道及安南邻接，战略位置重要，故南诏采取强制移民政策充实这一地区，意在“开拓东境”。峰州林西原防冬兵便是为此而设，并采用“蕃汉”联军的组织形式，但随着李由独归附南诏，毗邻南诏的安南境内峰州、登州等“数处陷在贼中”，使南诏势力东进更为便利。
咸通元年（860）十月，时任安南都护李鄠越境至黔中，收复被南诏攻陷的播州。十二月，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鄠与监军奔武州”。按李鄠奔武州，胡注云：“《新志》：邕管所领，又有显州、武州、沈州，后皆废省。据此，则武州当在宜州界。”按宜州在桂西北桂管境内，与安南相距千里，且中间尚隔有邕州等地，李鄠不可能远奔至此，疑武州为安南辖内之武安州或武峨州之省称。此次南诏攻打安南，当地土蛮又作为导引，“鄠初至安南，杀蛮酋杜守澄，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这次战役的时机选择也非常关键。一来内乱为外患创造了机会，因浙东裘甫起义，唐廷急忙调派安南都护王式任浙东观察使进行镇压，而王式带领了一批原驻守安南的士兵前往，使得继任者李鄠所带领的安南兵力有限。据《李行素墓志》：“安南奏知唐林州军州事。后海贼裘甫，寇制（浙）东而窥府城，公以偏师殄之，擒甫以献。”李行素领所管唐林州（隶安南都护府）兵卒追随王式前往浙东方能擒获裘甫。以裘甫乱之紧急，王式所领当不止唐林州一处，而唐亦无力派遣他处兵往安南镇守。二来李鄠引兵收复播州后返回安南，长途跋涉，尚未休整，于南诏而言恰是攻打安南的良机。归附南诏的土蛮便将交趾虚实告知南诏以图攻陷。至咸通四年（863）正月，南诏又陷交趾。
安南本是唐经略西南边疆的重要据点，天宝年间由安南进军攻南诏以及徐申建议由安南经南诏伐刘辟均是这一战略意图的体现，但随着大中、咸通之际，南诏势力向东进入安南，在归附“土蛮”的配合下，南诏两陷交趾，甚至一度长驱直入至邕州。虽然如此，安南并未成为弃地。考虑到安南依然是唐廷在南疆的重要防线和对外贸易港口，咸通四年（863）四月唐廷以康承训领诸道兵五万前往，次年又以高骈为安南都护。高氏赴任之后，“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内，招怀溪洞，诛其首恶，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咸通九年（868），又开凿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天威遥”运河，王承文指出此举的直接目的便是疏通安南海上通道，解决军需粮饷运输，深层原因则是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军事和海外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乾符三年（876），离任安南都护后，高骈在回复南诏的牒文中称“邕交合从（纵），黔蜀齐进”；防冬兵也并未随着南诏式微而停发，如邓处讷“少从江西人闵顼防秋（冬）安南，中和元年还”，可见唐廷一直重视安南在整个南疆防御体系中的作用。
二、邕管战略地位的凸显
大中、咸通之际，随着南诏对安南的入侵，安南北部的邕管地位因之不断提升，直至升为节度使府。邕州位于左右江流域的交汇处，在唐前期虽然作为前沿，但战略地位并不突出。安史之乱以后，邕管成为“西原蛮”叛乱的核心区域，邕州的军事力量方有一定程度增强，但在整个岭南道的区域协调中，邕州依然不及广州、桂州等地，邕管某些地区甚至曾数度并入他道。
咸通二年（861）正月，在上年南诏攻陷交趾后，懿宗“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安南，击南蛮”。六月，李鄠收复安南，不过南诏已掩兵北攻邕州，次月“陷之”，邕州首次陷于南诏之手。对于邕州被攻陷的原因，《资治通鉴》记载：
邕管所驻为广、桂、容三管所抽调之兵，本为防御当管西部的“西原蛮”，“当道（桂管）系敕额兵，数止一千五百人。内一千人散于西原防遏，三百人扭在邕管行营，入界内分捉津桥，专知镇戍”。安南经略使裴元裕为抵御南诏所遣发的“邻道兵”即“三道之见兵”，便是桂管、容管、广管三道兵。荥阳公即郑亚夫，时为桂管经略使。又，“侧闻容、广守臣，亦欲飞章上请，臣缘乍到，未敢抗论。已牒韦厪、李玭，并牒元裕，请详物理，续具奏闻”，可知三道兵即桂、容、广三管之兵。可知会昌年间，邕管就有来自广、桂、容的驻防军队。
南诏又抓住这次邕州防备空虚的机会将其攻陷。与大中年间南诏进攻安南类似，这次攻陷邕州，也与经略使对当地土著族群处置不当有关。《李涿墓志》称：“会群蛮寇邕州，派扰庸蜀。兵馈既作，议者为存诚之诛，不能明其迹，乃以其事归焉。又左椽于漳浦。及交邕连陷，公再移于朱崖。”可见南诏攻打邕州，在时人看来与李涿处置杜存诚失当有关。据温庭筠《为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启》：“黄伯选根基深固，溪洞酋豪准诏怀来，署之军职。李蒙妄因非罪，忽使诛锄。”段大夫即段文楚，约大中九年至十二年（855—858）为邕管经略使。黄伯选即邕管当地的黄氏西原蛮，最初势力强大，盖过侬氏，“其后侬洞最强，结南诏为助。懿宗与南诏约和，二洞数构败之。邕管节度使辛谠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赍美货啖二洞首领、太州刺史黄伯蕴、屯洞首领侬金意、员州首领侬金勒等与之通欢。”懿宗以前，侬洞甚至借助南诏为乱，使得内部“蛮乱”与外部“蛮患”叠加。而至乾符六年（879），徐云虔出使南诏，但却需要通融黄氏、侬氏，可知彼时二洞与南诏关系愈加密切。
在外患与内乱的双重压力下，邕州战略地位陡然上升。咸通三年（862）五月，邕州成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治所。《旧唐书·懿宗纪》载：
随着邕州战略地位的凸显，戍兵自然有所增加。咸通三年，南诏加紧进攻安南，唐廷“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此后至咸通五年（864）五月，“令徐泗团练使选拣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短短两三年间，大批士兵云集邕州。咸通六年（865），虽然杨收建议于洪州（今江西南昌）置镇南军，稍减北兵，独以洪、虔等州强弩三万人皆劲卒锐师，习于土风，始至邕南，大破蛮寇”，但邕州戍兵仍不在少数。高骈收复安南以后，南诏已有衰弱迹象，至乾符四年（877），南诏段瑳宝入岭南西道请和时，节度使辛谠称“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使羸瘵息肩”。之后，邕州仅保留了荆南、宣歙数军，以及三分之一的其余诸道兵。虽然戍兵数量有所减少，但防卫职能并未削弱。直至广明元年（880），戍守在邕管的诸道兵才返回。《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广明元年三月：“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归。”总之，借助邕州所设置的为数不少的戍兵，唐廷得以防备南诏攻打安南，以强化其边疆防御体系。
邕管升格为岭南西道节度使以后，开始拥有了一定的与南诏往来接洽职权。乾符四年（877），在位期间频繁外侵的南诏酋龙卒，留给其子法（亦作隆舜）的是疲弊的南诏。法开始改变乃父对唐的攻打策略，转而向唐廷求和。于是该年方有上述段瑳宝请和之事，辛谠遣大将杜弘等赍书币，送瑳宝还南诏。乾符六年（879），辛谠又派徐云虔使南诏。参见《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四年闰二月；同卷，乾符六年正月。降及宋代，在与安南及大理的交往中，邕州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凡安南国及六诏、诸蛮有疆场之事，必由邕以达；而经略安抚之咨询边事，亦惟邕是赖。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总之，随着南诏势力东进，原本在邕州防御西原蛮的广、桂、容三道兵被遣往防御安南。在内乱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邕州为岭南西道为标志，唐廷在此增加戍兵，加以承担部分与南诏遣使交往的职能，使邕州在唐后期整个岭南道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三、广、桂、容三管的后勤辅助
早在南诏对岭南形成威胁之前，五管之间在战略上就已经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面对西原蛮叛乱时更是紧密合作。以讨伐黄少卿为例，“当管（即桂管）奉诏，与诸管齐进”，参与讨伐的军事长官有孔大夫（即岭南节度使孔戣）、容府阳中丞（即阳旻）以及安南李中丞（即李象古），邕管的黄氏蛮乱，参与镇压的除广、容、桂三管外，还有安南，以成南北夹击之势。因此，当安南陷落后，邕管直面前线，容、桂、广三管在整个岭南道防御体系中更多承担的是兵士、粮饷等后勤上的保障。
早在南诏第二次攻打邕州时，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就奏称：“蛮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护，遽欲远征，恐蛮于后乘虚扼绝饷道。”他建议分兵保护饷道，于是唐廷命蔡袭退屯海门镇，并令郑愚分兵备御。廉州靠海处的海门镇成为唐朝屯集大军的场所。海门“地连溪洞，境接交、邕”，位于廉州南流江的入海处附近，安南的船只抵达此处后马上就能通过南流江—北流江这一内河水道航行至岭南腹地。大中年间，桂州运往安南的将士月粮即走此道，“又当管（即桂管）去安南三千余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门”，到达海门之后再通过海路到达安南。因此，海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容管辖下的一处军事重镇。而早在咸通元年（860）南诏第一次攻打交趾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因此，在咸通四年（863）正月安南第二次彻底沦陷后，六月于海门设立行交州，并发山东兵万人镇守，一方面严防南诏渡海来攻，一方面分担邕州的防守压力。咸通六年（865），高骈治兵于海门。乾符二年（875），“邕州、安南、晏州见屯诸道行营兵士、合食钱米等，三处兵数近四万”。晏州即海门，海门成为用兵交趾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军事层面，海门与邕管共同构建了安南失陷后唐朝对南诏的第一道防线。在海门设立行交州的上个月，即咸通四年五月，唐廷“废容管，隶岭南西道，以供军食”，八月韦宙奏“蛮必向邕州，请分兵屯容、藤二州”，可见将容、藤二州作为驻兵之地以备邕州。
至于桂管，任务更加繁重。“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江西、湖南等地所供应的军食，经桂州这一运送物资的重要交通中转站抵达前线。早在大中年间，桂州对安南的后勤保障便已开始，其时负责运送安南将士月粮，“用夫船程粮及船米赏设，并每月酱菜等，一年约用钱六千二百六十余贯，米面等七千四百三十余石”，这些数额巨大的钱粮端经桂管以海运到达安南。战事扩大之后，桂管的援助必定有所增加。此外，桂管辖下的梧州，是西江干流上的重要枢纽。咸通五年，朝廷在此“籴十万石米”以作军粮，数年后“令盘送邕、交”。桂州还驻有士兵，咸通六年（865），“南蛮寇五管，陷交阯，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其后因久戍不得归，宋祁所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庞勋之乱便因此而起。除徐州外，幽州镇也有兵士屯驻于桂州，据《论博言墓志》：“咸通初，蛮陷交阯，兵凑海岭，蓟府相国清河公递绢五万，委公部进。”无独有偶，另据《唐故灵台司辰官高公妻颍川陈氏夫人墓志铭》，陈氏第三子高宗敏亦曾任桂州卢龙军散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充讨击使。冯金忠认为此处的卢龙军是桂州本地新置的军镇，与幽州无关。笔者不认同这一看法，诸书均未记载桂州有卢龙军的设置，很有可能与徐州的情况一样，唐朝也曾抽调其中的部分于桂州屯驻，高宗敏担任的所谓“卢龙军散兵马使”即指此。桂州位于岭南道的最北端，离邕州前线已经相当遥远，而徐州、幽州两雄镇之兵都驻扎此处，由此可见南诏威胁之大，亦能说明咸通年间桂管在边疆防守中占据重要位置。
处于岭南东部的广州，本是岭南节度使治所，在军事上对整个岭南道有领导之责，但在邕管经略使升格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后，加以去西部悬远，其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在防卫南诏的过程中也派有驻兵。江西、湖南的军粮本可沿湘江入灵渠、漓水，直达广州，但因湘、漓泝运，广州军士缺粮，方有咸通三年（862）五月陈磻石献策从福建运米泛海至广州之事。唐廷随即任命陈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即从江淮等地征集军粮，集中于扬州盐铁院，再经东南沿海运至广州。另，《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载：“至咸通五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诏江淮盐铁巡院和雇舟船，运淮南、浙西道米至安南。”至咸通七年（866），懿宗颁布大赦文：“如诸道戍兵，未免饥馁，因之殒命，尤用伤怀。宜令常宙、刘潼严加条流，丁宁期限，无使供馈更闻失时。其府赴三道（按：安南、邕州、西川）行营兵，有亲老及妻子在家者，各委本道切加存恤，勿使冻馁恓惶，俾无回顾之忧，以励当锋之志。”唐应对南诏之官员似无常宙其人，当为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之误，史称其“南诏陷交趾，抚兵积备，以干闻”。广管既有戍兵，又负有运粮之任，因此管内沿路州县得以优待。因此，大赦文继称：“应三道兵士经过，累路州县，供应顿递，征配里闾，水程船夫，陆路车役，劳弊斯甚，疲瘵可哀。其岳州、湖南、桂、广、邕、容管内沿路州县，今年二月一日德音，已蠲放今年夏秋两税各一半。尚恐乡村未普，更要加恩。”
江西、湖南、福建、淮南、浙西等地作为军粮的输出地，而“南蛮陷交阯，征诸道兵赴岭南”，士兵除岭南道兵力外，尚有许、滑、徐、汴、荆、襄、潭、鄂、山南东道、荆南、湖南、江西及岳、洪、青、兖、郓、宣、润，乃至禁军及河朔兵马等。另，《何弘敬墓志》称：“群蛮盗扰交趾……遂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车。”可见，因南诏攻陷安南，唐廷举全国之力予以防备，亦可见岭南道在唐末的战略地位。
四、结语
从唐代全局来看，岭南地区在唐末战略地位的提升和凸显与南诏入侵所引起的整体边疆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论者业已指出邕州与安南互为犄角，共同构建起在唐朝南部边疆的重要军事防线。唐后期，南诏进攻点由西川转向安南，邕州便成为防御南诏入侵的前线，战略地位陡然上升，唐前期以一府统四府的格局被打破，岭南西道节度使便因应此种变化而设。戍兵的大量屯聚以及外交职能的获得亦可视作邕管战略地位凸显的表现。容管海门镇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用兵安南的军事中心，并与邕管成为安南失陷后唐朝对南诏的第一道防线。容、桂、广三管在唐朝的整个防御体系中则更多承担的是后勤上的保障，一方面驻有军队，另一方面输送军粮。这种以邕管为核心的岭南道防御体系一直持续到了唐朝的灭亡。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