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648），为征讨高句丽，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剑南道造船。因部分官员措施失当，引发剑南道地区出现骚乱。这一事件，历来被当作是李世民晚年的一次重大失误，被很多人拿来攻击李世民。那么，这一事件的始末究竟如何？本文就进行详细分析。
一、贞观二十二年（648）剑南造船
贞观十九年（645）亲征高句丽之后，李世民一直没有放弃消灭高句丽的计划，一面不断派出偏师对高句丽进行袭扰，一面在国内各地建造舰船，为大规模出兵做准备。
贞观二十二年（648），李世民计划在次年（贞观二十三年，649）派出三十万大军一举攻灭高句丽。此时，有人提出建议，认为大军东征，需要准备一年的粮食，而牲畜不能运载那么多粮食，因此应该准备舟舰进行水运；关于造船的地点，建议选在剑南道，因为剑南道在隋末没有巨寇，近年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也没有波及剑南道，整体而言，剑南道百姓比较富庶，因此由剑南道造船比较合适。
“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资治通鉴》）。
李世民同意了这一建议，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派出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船有的长一百尺，宽五十尺。同时，另派使者带着这些舟舰走水路，从巫峡抵达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扬州（今江苏扬州一带），再走海路到达莱州（今山东莱州一带）集结。“上从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资治通鉴》）。
二、剑南造船数量推测
李世民计划在剑南道造多少船呢？
史书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因此，我也只能大致做个推测。
当时唐军征讨高句丽，不外乎水陆两路，水路自莱州出发，直接进攻高句丽都城平壤一带，陆路自辽水一带出发，进攻被高句丽控制的辽东地区。
剑南道造的船，是到莱州集结，因此，显然不是给陆路唐军的，而是给水路的唐军使用。
那么，李世民计划派遣3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其中水路和陆路各有多少兵力呢？由于这次征讨行动后来因为李世民去世而停止了，因此，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大致推测。
我们结合贞观二十二年（648）李世民的相关安排情况来看，李世民专门命令莱州刺史李道裕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乌胡岛、三山浦贮存粮草器械，“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器械，贮于乌胡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旧唐书》东夷传，《新唐书》记为“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有分析指出，三山浦，后来改名青泥浦）。
莱州、乌胡岛、三山浦（青泥浦）
当时，陆路唐军的粮草器械一般集中在营州，莱州以北的乌胡岛、三山浦的粮草器械，是供应水路唐军的，可见按照李世民的计划，水路是这次进攻的主要方向。
稳妥起见，我们就假设李世民计划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征讨高句丽的三十万唐军全部走水路。
那么，这30万人需要多少船呢？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征讨高句丽时水路唐军的情况是，“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也就是说，4.3万唐军，走水路需要战舰500艘。我们据此按比例推测，30万唐军大约需要战舰3500艘。
乍一看，这个数字不小。但是，总共需要3500艘舟舰，不等于要剑南道现造3500艘，因为自贞观十八年（644）开始，唐朝为征讨高句丽已经陆续建造了至少1850艘舟舰了，其中：
贞观十九年（645）征讨高句丽时出动500艘；
贞观二十一年（647）在扬州造船1000艘，据《唐逊墓志》记载，“廿一年，迁授虞部员外郎，……乃命君为杨州道造船大使，由是水路二轨，舳舻千计”，另据《强伟墓志》记载，“（二）十一年，副虞部员外郎唐逊造海舷一千艘”，二者互相印证，可见当时在扬州造船1000艘；
贞观二十一年（647）九月在江南十二州造船350艘，据《册府元龟》卷985记载，“（贞观二十一年）九月，遣宋州刺史王波利、中郎将丘孝忠发江南十二州造入海大船及艓船三百五十艘，将征高丽”。
以上三项合计，即为1850艘舟舰。当然，由于这期间，唐军多次从水路对高句丽发动进攻，因此，舟舰必然有所消耗，但是由于战争中唐军损失并不大，因此，舟舰的消耗应该也不多。
如果据此推算，则贞观二十二年（648）剑南道需要建造的舟舰大约是1650艘左右。
这个数字多不多呢？结合当时情况看，建造1650艘舟舰，对于剑南道来说，负担并不大。上面已经提到，贞观二十一年（647）淮南道扬州地区就建造舟舰1000艘，没见扬州出现骚乱，后来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江南道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又造舟舰1100艘，也没见这些地方出现骚乱。剑南道当时人口众多（以《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贞观十三年户口数字为例，整个淮南道9.1万户，整个江南道38.9万户，而整个剑南道达到62.7万户），而且富庶，造1650艘舟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也就是说，从决策层面来说，让剑南道造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没想到，在实际执行层面却出了大问题。
贞观十三年人口数据
三、剑南骚乱的开始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李世民派出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造船。
结果很快就出了事，剑南道百姓因为造船而苦不堪言，“蜀人苦造船之役”（《资治通鉴》）；同时，由于强伟等人在征发百姓造船时，还役使了山獠，结果雅、邛、眉三州的山獠还造反了，“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资治通鉴》），“初，帝遣剑南造船，犭巢獠之人咸令减役，雅、邛、眉三州编獠，或不祗承呼召，相率而反”（《册府元龟》卷98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上面已经分析了，此次剑南道造船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以剑南道的实力完全可以承担。既然总体工作量并不是很大，那么，问题应该出现在具体执行层面。
对此，后来到剑南道进行调查的长孙知人说“蜀人脆弱，不耐劳剧”（《资治通鉴》），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各地百姓在身体素质方面固然有差异，但不可能天差地别，淮南道、江南道百姓能够完成造船任务，剑南道百姓怎么就完不成呢？
我认为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具体执行人——强伟的身上。
从强伟的经历来看，他此前虽然多次参与造船，但都是辅助角色，贞观十八年（644）辅助阎立德造船，贞观二十一年（647）先后辅助唐逊、王波利造船。强伟此前从来没有独立主持过造船任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剑南道造船，是强伟第一次独立主持造船，缺乏经验。
此外，强伟的性格相对强硬，根据《强伟墓志》记载，“君才识明敏，沉毅好断，解纷理剧，机决如流。神情雅整，方严清峻，贞固足以干事，明察足以质疑，纠谬绳愆，刚肠疾恶”。
据此看，强伟既缺乏经验，又性格强势，这样的人办事，往往失之严急，这一点，我们从他役使山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獠人，是当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些人本来就是藏身山林，时不时跑出来骚扰百姓，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就曾说，“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资治通鉴》），当然，细分起来，獠人有生獠和编獠之分，生獠就是完全没有归化的獠人，编獠则是初步归化的獠人。但是，即便是编獠，也只能算是初步归化，仍然不好管理，叛服无常，翻翻唐朝初年的历史，獠人反叛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强伟居然还去主动役使编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据此推断，强伟在主持剑南造船的过程中，显然没有平衡好各方关系，推进太急，整个剑南道百姓（包括编獠在内）普遍感到压力太大。
四、朝廷调整政策
对于剑南造船出现的情况，李世民很快就知道了。综合史书记载判断，李世民针对剑南出现的问题至少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
（一）把一部分造船任务调整至江南道
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二十九日，李世民又下令让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八月）丁丑（二十九日），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资治通鉴》）。
越州、婺州、洪州，全都位于江南道。
越州、婺州
洪州
请注意，李世民七月刚刚下令在剑南道造船，短短一个月后，就又在江南道造船，我认为，这应该是李世民接到剑南道出现骚乱的消息后做出的政策调整。
根据之前的测算，剑南道原计划造船数量约为1650艘，减去这次改由江南道造的1100艘，则剑南道剩余的造船数量只有550艘了。
（二）同意剑南道雇佣潭州人造船的建议
与此同时，剑南道有人提出，不再直接造船，而是出钱雇佣潭州人造船，李世民对此表示同意，“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资治通鉴》）。
潭州也位于江南道，是个中都督府，贞观年间下辖7个州，“督潭、衡、郴、连、永、邵、道等七州”（《旧唐书》地理志），根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户数，贞观十三年（639）潭州都督府下辖7州的户数合计为4.6万户。
潭州
潭州人口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在江南道承担了一大部分造船任务后，剑南道自己的造船任务已经不重了，通过雇佣潭州一个中都督府的人就可以完成了。
上述两项措施，其目的都是减轻剑南道压力，平息骚乱。然而，实施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剑南骚乱不但未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起来。
五、剑南道骚乱加剧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
可见，由于剑南道州县官员督促过急，百姓卖田地宅院、甚至卖儿卖女都无法提供“船庸”（雇佣造船的费用），而且粮价飞涨，剑南道地区骚乱加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一）剑南道百姓无法供应“船庸”
我们回头再看已采取的两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减轻造船任务）显然是完全有利于剑南道的，问题必然出现在第二项措施，即雇佣潭州人造船。
请注意，剑南道雇佣潭州人造船，其实质仍然是剑南道造船，朝廷的任务仍然是算在剑南道头上的，只不过具体实现的方式有所改变，不是剑南道自己造，而是雇佣潭州人造。
这就出现了问题。任务既然是剑南道的，一旦完不成，朝廷追责自然主要追责剑南道；而剑南道雇佣潭州人是一种商业行为，剑南道任何官员、不论官职有多高，都管不了江南道的潭州，剑南道雇佣潭州人，只能是双方平等协商，不能强制。
那作为潭州来说，你剑南道的造船任务，我潭州凭什么完成呢？要我做可以，价钱得好好谈谈。因此，潭州必然要坐地起价。从后来朝廷使者长孙知人调查的情况看，一艘大船的雇佣费用居然高达2236匹绢，“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资治通鉴》）。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知道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度，“租”是征收粮食，“庸”是劳役的替代（百姓有服劳役的义务，如果没服满，折算征收布匹，是为“庸”），“调”是征收布匹。
我们假设在百姓劳役服满的情况下，朝廷在资金方面的收入主要就是“调”。那么，当时朝廷一年征收多少调绢呢？我们做个大致的测算。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提到当时全国在籍人口是1600万口，“天下户口千六百万”（《册府元龟》卷150），我们姑且就把这个数字算作是贞观末的人口数。
房玄龄
这里面，能够承担赋役的人口（课口）有多少呢？史书没有直接记载，但我们可以进行推算。
查《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全国人口为52,880,488人，其中，课口为7,662,800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5%。
查《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口为52,919,309人，其中，课口为8,208,321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乾元三年（760），全国人口为16,990,386人其中，其中，课口为2,370,799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0%。
通过上述三个数据，可以大致看出唐朝前期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情况。
我们就拿最高比例15.5%来推算，贞观末，全国人口1600余万人，据此推算课口为248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能够承担赋税的只有大约248万人。
每人每年交纳的调绢为二丈（半匹），“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旧唐书》食货志）。
据此推算，贞观末年，朝廷从全国征收的调绢为每年124万匹。
如果一艘大船的雇佣费用是2236匹绢，则唐朝全年的调绢收入只能支付555艘大船的雇佣费用。请注意，这仅仅是雇佣费用，而不是造船的全部生产成本。我们知道，生产成本包括三部分：原材料、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而上面算的雇佣费用，只是人工成本、最多再包含制造费用，原材料并不在内。从后来的使者长孙知人的调查情况看，“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资治通鉴》），可见，剑南道百姓当时仍在继续运输造船用的木材，这与征收船庸是同时推进的。
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能干这么点事情？请注意，剑南道船庸，后来可是由朝廷直接承担了的，上面也已经推算了，在转移大部分造船任务给江南道以后，剑南道自己的造船任务大约是550艘左右，照这个价格，朝廷当时全年的调绢收入刚刚够支付潭州的雇佣费用呢？从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潭州是在利用自己在交易中的有利地位，刻意抬高价格。
有人可能会问，面对潭州的坐地起价，剑南道为何接受呢？原因很简单，雇佣潭州人造船这个主意，是剑南道自己想出来的，在朝廷已经给你减免了大部分造船任务的情况下、在朝廷批准了你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你剑南道如果还无法执行你自己提出的方案，朝廷会怎么看你？
可以说，这时的剑南道官员处于一种特别尴尬和被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是咬牙坚持完成自己提出的方案，其结果也只能是倒逼剑南道百姓，向百姓征收“船庸”。
（二）剑南道粮价飞涨
这个问题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原因，简单推测，可能是因为造船的事情耽误了剑南道的秋收。
剑南道造船，从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开始，并引发骚乱，一直拖到九月以后才逐渐解决，正好是秋季，由于剑南道百姓忙于应付造船和征收船庸的事情，可能影响了秋收。
至此，贞观二十二年（648）的剑南骚乱，达到了最高峰，这次骚乱，出现了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船庸”太高，剑南道百姓即便卖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都无法承担。
二是剑南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飞涨。
三是雅、邛、眉三州獠人反叛。
以上情况很快上报给了李世民，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会在下一篇文章进行详细分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