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对日战争刚刚结束，与国共内战便爆发了。像从前一样，农民们必须提供战争的基本资源——人、钱和粮食。
由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笼罩着中国各省，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
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的一份估计报告，有3300万人营养不足，其中有700万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饥馑。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中湖南省实际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大约有7%的人口处于逃难之中。
当那些在1944年逃避一号攻势的农民于1945年返回家园时，已经是太迟了，无法播种夏季作物。即使是回来得早一点的也会发现，他们的粮种被吃掉了，他们被征用的牲畜、猪、鸡被杀掉了，他们的农具被毁坏了，他们的房屋和全部的村庄被烧为平地。
就这样，1945年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荒着未种。据报告，实际上直到1946年初，河南、湖南和广东的大约30%一40%的土地仍未耕种。而且，由于人力和畜力的缺乏、肥料的短缺和整个战争时期的全面荒疏，那些耕种的土地也效率不高。如湖南1945年的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正常年景的一半——在这个省的南部地区只相当于1/4。
在整个饥荒区域，人们靠杂草、树根、青货、麦麸和谷糠维持生命。疾病是传染性的，最常见的是疟疾。如在广西全省，有80%的人得过疟疾，其中21%的人是急性的。天花、霍乱、白喉、痢疾、伤寒、斑疹伤寒以及类似的易传染的疾病是较常见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医疗和药品，死亡率因此猛增。孩子们特别容易遭到饥饿和疾病的摧残，在饥荒区的许多村庄很难看到他们，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孩子。1945年底1946年初，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3300万人民受其影响——可能是战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类危机中最严酷和最广泛的一次危机。
江苏人民还必须供给国民政府不断开来的大量的日益增长的军队的需求。到1946年仅在苏北地区就集结了70万军队。最初，这些部队直接向地方民众购买供给。但到了1945年12月，这一制度由于每个县军粮征收委员会的建立而合理化，此后便由地方当局来负责。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他们为军队购买和征收粮食。根据官方的报告，起初的合作出乎意料的好，人们甚至自愿运送粮食。
然而，稻米的市场价格很快上涨，政府通常仍照从前的价格支付，即仅仅付给市场价格的一部分。江苏的报告没有准确地说明征收委员会付给农民的价格，但是，许多省付出的仅仅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0%一30%。关于给军粮付如此低价的道理，官方的解释是这将不利于投机和囤积。
然而徐堪部长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不愿意向政府出售稻米”。
政府的强征很快产生了要夺走江苏民众所有一切的威胁。民众对政府的反抗开始蔓延开来。1946年6月，省、县议会的代表呼吁中央政府停止征收军粮，他们的请求获得批准。然而，在这个时候，与共产党军队在苏北的战斗激烈化，结果使军粮的需要变得更为紧迫。
因此，7月，省议会想出提前征收1946一1947年度田赋以获得30万市石米的主意。这个新要求把局势几乎推到了爆发点。县议会的代表们意识到“人民处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元气还没有恢复'，然而他们又意识到“军粮的派定不容有任何的拖延”，因此，他们同意提前征收田赋的计划。
事实上，在7、8、9月份，定额的完征数不足60%。官方的报告认为“原因是刚好在新的收成之前，可得到的粮食极少，这确实是个事实”。1946年中期，当江苏正勉力向军队提供稻米时，政府在其他一些省的强征也同样是压迫性的。
各地的经济混乱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强征而到来，它常常把农民的艰难变为灾难，把饥饿变成饥荒。
政府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实际上还在想减轻在战争时期处于日军统治下的那些人的痛苦。1945年9月3日政府宣布了减免田赋的政策。在1945一1946年内，在曾被日本占领过的24个省将不征收任何土地税(包括征借和县级公粮)。次年，余下的省份将免交土地税。表面上看来，减税政策在政治上似乎是精明的，因为它将有助于在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赢得土地所有者的支持。
然而，在财政上，它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失算。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的这一年，田赋的征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
然而军队和政府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地降低，实际上反倒是随着政权进入原来的日占区而增长。而且，从华西向这些地区运送大量的粮食也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对地方资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强征来满足他们的粮食需要。这就激起了广泛的不满。
因此，对光复地区的村民们来说，对国民党统治的光明的指望很快暗淡下去。国民党人在原来沦陷省份收取民心政策的影响，在1946年江苏省政府的一份异常坦率的行政报告中揭示出来。战争期间，大部分的江苏政府机关转移到邻省安徽的未沦陷地区。
然而，在战争后期，中央政府预计美国将在海岸登陆，因此它命令江苏政府回到他们的省，在那里秘密地恢复省行政，并准备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运输网和其他交通工具。盟军没有在华东进行预期中的两栖登陆，但是到1945年5月末，干部们已经在江苏各就其职，其时该省名义上还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然而，在1945年的最后四个月，由于免除了田赋，他们不得不另外借了68100万元。1946年1月，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这种征借政策，并终于开始以债券和津贴的形式向省政府提供资金以作为田赋岁入的替代物。
然而，这样得到的款数仅相当于战前省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根据该省的报告)“县财政和市财政便陷入了无法维持的困境'。于是，该省的行政当局继续实施强迫借债的政策，1946年征收总数为14亿元。同一时期，该省的每个县、市也继续实行各种摊派。
抗战后期伴随而来的通货膨胀的上涨到了内战时期正失去控制，它给农民带来不利。尽管城里人反对飞涨的食物价格，但实际上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低于战前。·整个1946年和1947年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东西慢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粮食。
此外，已经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运输系统又不断地遭到共产党的破坏，政府也宣称对任何正在运行中的火车和卡车拥有优先权。结果粮食的运输过大地增加了消费价格，并使农民无法从市场力量的运行中充分获益。这明显地显示在粮食价格的地域性差异上，例如，在1947年5月.上海的米每市石值30多万元，而在汉口仅值17万元，在重庆则仅72000元。在同一时期，布、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的农民必需品猛烈上涨。
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代价昂贵，因为缺乏劳动年龄的男性，他们已离开村庄服务于军队，或逃避征兵，或在城市里寻求好一些的生活。这样，生产成本的日益上涨便降低了农民的可赚的利润。
与战前比较起来，非食用作物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塑料的使用降低了外国对猪鬃的需求，妇女的尼龙袜现在也广泛地取代了丝制袜，而丝很长时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还有，战争期间，印度和锡兰已经取代中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大宗供应者。因此，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战前水平急剧下跌，1946年的生丝出口只有1936年数额的1/8，茶只有1/9，猪鬃只有1/2，桐油只有1/4。
与之相反，中国自己的纺织厂对于原棉有着不可遏制的需求。但是在1946一1948年间，原棉的收成从来没有超过战前水平的66%，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湖北、河南、山东和苏北的主要产棉区是受到内战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华北地区运输系统的混乱使事情更为复杂。结果，重要的纺织工业不得不依赖从美国、印度和埃及输入的大量原棉，而不是本国的原料。
1947年7月举行的土地粮食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的看法是，田赋的全部制度是繁重的和不公正的，这不是因为定额过重，而是因为这一制度的管理中的缺点。蒋介石在他对会议的公开讲话中，为这种批评定了调子。他指出“现在所有省份的大户通常不交纳粮食税”。
监察院的几位委员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抱怨，他们告诉与会者：
“那些只交纳一点点(田赋)的人大多数是富裕的大地主和豪门，而那些交纳了大部分赋税的人大多是小地主中的中下阶层、自耕农和部分租佃的半自耕农。”
官方的《中央日报》在评议这次会议时进一步指出：
富裕的地主勾结地方官吏“把税收的负担转移到那些正遭受苦难且无法诉说出来的民众身上，大多数老百姓不懂法律，他们怎么能够抵制胥史的这种勒索呢?'
与会者认识到土地税实际上还只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他们看到，军事供应品和县政府的开支大部分通过摊派来获得。由于这些摊派通常是由保长来执行，而他们很少公开地说明他们的行动，因此“邪恶是无边的”。根据与会者所说，运输税粮也极大地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会议的讨论潜伏着一种担心，即农民正处于造反的边缘。
因此，与会者们告诫政府，反对使粮食征借制度永久化的计划。在四个月以前，政府当局刚刚宣布取消这一政策，如果又重新恢复过来，它可能激起农民广泛的反抗。一位与会者宣称，“我担心这将超过他们能够忍受的最大限度”。
然而，政府在1947年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据行政院长张群所说，军队和政府正经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此，粮食的征借不能不继续下去。政府不仅恢复了征借制度，而且随着对共产党战争的继续进行，它的粮食需要愈加紧迫。
1948年，南京决定提高田赋税率。然而到这时候，政府从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已经大大降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压缩了国民党当局管辖的地区，即使在那些名义上处于政府统治下的村庄，有效的政治控制也已经大为削弱，管理的效率多半已经到了最低点。因此，政府在1948年所实际征收到的粮食量降到1941年以来的最低点。虽然缺少精确的数字，但全国的产品税额也可能是实物税创立以来的最低点。
迟至1948年，在最后崩溃的前夜，国统区的领导人才突然明白了农村境况的严重性和后果。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觉察到他虚度的人生中的错误一样，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轻视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他们热烈地讨论怎样消除地主的剥削和改变租佃制度，以作为使共产党的造反失去力量的手段。
然而，对于这一发展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因为国民党领导人倡言土地改革已近50年之久。
“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曾是孙中山革命纲领的基石。1930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个土地法，它非常进步和实际，以至于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上未加改变地采用了它，它还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的土地改革纲领提供了一个样本。然而，国民政府在它对大陆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履行它对农民的允诺。
正如蒋介石在1946年所承认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行政推动力”，土地改革未能实行。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缺少推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人总是把农村问题置于次要的位置上。
在国民党内，总还是常有一些人主张实现党的土地改革纲领的。
例如，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的一批年轻“激进派”成功地鼓动通过了一项党的决议，提出把所有农地分配给耕者，消除地主所有制。战后不久，政府也再次明令一切地租都削减25%。所有这些善意的主张都归于徒劳。由于与CC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保守派的反对，194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放弃了党关于立即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重要政策，以一个更为温和的改革计划取而代之。
战后两年，由于惰性和故意阻碍，国民党向他们声称的农业改革的目标并未有任何可以看得见的推进。
1948年9月1日，86位立法委员终于提出一个议案，它主张废除租佃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他的土地的主人。议案的提议者解释说，土地问题十分严重，它是“灾难的根源，国家存亡的关键”。他们宣称，通过消灭地主所有制，“叛匪将无法制造混乱，造反的因素可被消除”。同时，在政府行政机关内，因政治恐慌而产生的对土地改革的关心，导致了一系列旨在赢得农民感情的措施的宣布。
首先，在绥靖区——即那些从共产党手里收复的地区或靠近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中央政府下令减租1/3。它还制定了一个购买地主所有权而把土地分配给耕种者的计划。”
其次，政府命令地政署制定一个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的计划。这样，地主所有制将最终被消除。军方的《和平日报》在1948年9月报道说“政府有充分的决心实行这些措施”。此外，一些省政府——从东北到广东——紧跟着在1948年中期也宣布了减租和其他的土地改革措施。
1948年末，在整个国民党政权开始崩溃的时候，立法院还在继续没完没了地毫无结果地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改革的愿望是真实的，时间也太晚了革命的潮流已不可阻挡。·
1947年，当表面上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的最大限度时，中央政府的各种土地税只征得3800万市石粮食。这等于1942年征收量的57%，而那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区主要限于西部内陆省份。这远远不能满足政府计划中的需求。
政府征集到的粮食达不到它所规划的定额。官方的资料表明，1946年的各种土地税只完成了定额的78%，1947年只完成了65%——而1942年是104%。可以肯定，这种动员粮食和其他农村资源的“机能损坏'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尤其是因为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农村部分一直作为政府岁入结构的中心支柱。”到1948年，国民政府的开支只有21%的是通过税收获得，另11%通过出售公共财产、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出售债券等措施获得，剩下来的68%则不得不通过发行新的没有保证金的货币获得。这便造成了致命的飞涨的通货膨胀。
财政破严还直接影响了部队的作战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就不得不面临饥饿，或是靠少量的粮食勉强维持，或是掠夺地方。
部队的士气还被乡村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所涣散。正如一份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上海报纸《前线日报》在1948年末得出的结论所说，部队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老百姓的士气问题，如果老百姓的士气低落，它就会影响部队的士气”。
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敏锐地意识到了不断恶化的乡村境况与国民党部队的日益消失的战斗愿望之间的联系。士兵知道了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的饥饿和不满后，就将会产生疑问：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是否值得以生命去冒险。
最后，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
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成为土匪，由此而加剧农村的不安，妨碍生产，给已经腐败的国民党的治理又加上了进一步的负担。
与之相比，在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尽管大多数农民可能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
国民政府在获得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和合作方面的无能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生存力，对1949年的政治和军事结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1948年，有迹象显示将对现行的农村政策作出改变，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土地改革持有认真的兴趣。当然，那已为时太晚。
然而，如果国民党人在他们获得政权后不久就进行这些改革，也许中国现代史就会完全不同了。这种看法并不只是事后的认识，因为在1928一1929年就有许多国民党员主张实行那种可能获得农民支持和合作的政策。然而，蒋介石镇压了持有这些想法的国民党“左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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