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本篇是百越文明演进史正文的最后一章。
上个视频讲到,汉武帝灭南越,用的是巧劲,而非蛮力。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该国太子在汉朝当人质的机会,左右其思想,安排其婚姻。
待其回国继位之后,离间南越君臣,使之不战自乱。
一、乱局
从军事角度看,武帝的谋划是很成功的。
由于对手人心离散的缘故,汉军在短时间内平定了南方,没有陷入战争泥潭,也没有蒙受惨重的损失。
不过所谓“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正面战场的终结,意味着汉帝国必须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了,如何治理那些南越遗民?
此前的视频中,我曾详细讲过,南越是一个遵循分封制的割据王国。
其开国君主赵佗,为了快速在岭南站稳脚跟,曾对亲信故旧和本土百越首领,进行过批量册封。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当时的两广,存在许多类似西周治下,诸侯、卿大夫那样的地方军事行政实体。
这些封君中有很多人,因为汉武帝的离间,曾在灭亡南越的战争里倒戈相向。
甚至其中一部分还因为表现突出,被皇帝封赏,名号留在了《史记》、《汉书》的职官表中。
比如湘长侯桂林监居翁、弛义侯何谴、嘹侯毕取、揭阳令史定等等。
汉朝能迅速平定南方,离不开他们的鼎力相助。
可这也同样意味着,南越的地方组织架构,在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
今天大家是盟友,明天一有冲突,这些诸侯、卿大夫们,随时能够再次点燃烽火!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南越原统治区内,地域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以湘长侯桂林监居翁为例,《史记》记载其:
“谕瓯骆民四十万余降。”
类似级别的封邑,算上都城番禺等秦人早期定居的地区,肯定是开发程度较高,管理体系较为成熟的。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些地方,定位有点类似于春秋时期的齐鲁之地。
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无论是设郡县,还是委任本土贵族治理,通常都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不过再往南,以交趾地区和海南为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赵佗曾在交趾分封了一位诸侯,名为“西于王”,战争中被汉军斩杀。
至于当地的发展情况,直到百年后的王莽时期,《汉书》还记载曰:
“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
海南岛的信息记录则更加稀缺,汉军到来之前,文献资料完全是一片空白。
直到近些年,考古界陆续在南越王宫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印有“长犁”字样的瓦片。
才被认为,有可能是南越国从海南征发劳动力的间接证据。
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类比为战国后期楚国开拓的南方疆域。
统治时间短,早期邦国、部落习俗残留众多,中原礼乐思想尚未深入人心。
一旦出现王朝更替,很可能不愿意服从新的统治者。典型案例,《越绝书》曰:
“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
那么汉武帝并南越,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到底应该怎样对南越遗民进行统治?
二、羁縻
本系列视频的前几个章节,已经用大量篇幅,对分封制的扩张、以及治理模式进行过解读。
不过为了更好地讲清楚以上问题,这里还得再简单复述一遍。
首先,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新征服的土地上,无论环境如何错综复杂,土人如何骁勇善战。
只要遵循周礼,执行分封制,维系统治是完全没问题的。
例如楚国,战国中后期,已经把手伸到了云南和两广边缘。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基本上正面战场获得胜利,就意味着扩张的成功,战后也没有遭到本地人不死不休地反抗。
这和秦朝入岭南,被百越部落的游击战打得头破血流,拉入战争泥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就像吕思勉先生总结的,分封制扩张步骤有三,第一:
“慑服他部,责令服从。”
想统治别人,肯定得先打赢,这是最基础的。这点郡县制也能做到,而且肯定能做得更好。然后是第二步,所谓:
“替其酋长,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
打赢之后,分封制既不会改变被征服者的生活习俗、社会结构,也不会把原有的统治阶层赶尽杀绝。
一般是替换掉他们的酋长,立己方的亲信为新王,即很多人常说的“夏君夷民”。
这个过程中,婚姻会发挥巨大作用,新王宗室,往往会与愿意合作的本地统治阶层不断结合。
几代人下来,双方都是一家人了,什么事都好商量。
郡县制就不一样了,设郡县,通常意味着官员由皇帝任免,民众也要由朝廷编户。
相当于既要剥夺统治阶层的权力,又要改变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
如此一来,所有部落都和你拼到底,郡县制军队再强也得焦头烂额。
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
“开辟荒地,使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移植焉。”
这方面分封制能做到,动员效率更高的郡县制也能做到,不多赘述。
好了,说了这么多,以上内容和汉武帝对岭南的统治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汉书》记载,汉军在正面战场取胜后,朝廷很快:
“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这里的十七,包括了西南夷,汉帝国在岭南设立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七个郡。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初郡”两个字。何为初郡?《汉书》曰:
“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汉武帝最终决定,对于岭南地区,虽设郡县,却不强求与内陆一致。
南越遗留的那些诸侯、卿大夫以及部落酋长,只要听话,都可以出任新朝的官员。
中原派过来的流官,按流官的制度管,地方上的土司,照土司的习俗来。
双轨制下,名义上,土司是汉朝岭南郡守的下属,实际上自主性很大,甚至税都不用交。对此《汉书》明确记载:
“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
相当于汉军虽然打下了两广,却收不上一个铜板的税,最多只能征集一些土产。
新设立的官府机构,甚至要靠帝国每年的拨款,才能维持自我运转。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熟悉?没错,这就是羁縻制度。
本质上讲,羁縻制度是郡县制在扩张过程中,遭遇了巨大阻力后的一次改良,其模仿的对象就是分封制。
设立初郡,最高长官由皇帝委派,不就是“替其酋长”?
沿用当地习俗,“因其故俗而治”,不就是“不改其俗”?
从结果上看,羁縻制度确实是有效的,岭南地区最终成功融入了汉帝国的版图。
不过个人观点,羁縻同样也是低效的,至少比不上分封。
原因很简单,郡县制下,朝廷委派的官员,对于地方部落酋长来说,永远是隔了一层的外人。
毕竟作为流官,就算再得人心,干几年也是要走人的,酋长们又不会随便搬家。
流官再好,也是外人
如此一来,双方通过几代人的联姻,融合成一个家族的模式也就无法实行了,没有血缘关系,认同感终究是差了一点。
纵观历史,土司与流官一旦有了利益上的冲突,做出的选择往往极其现实。
三、改土归流
当然了,土司忠诚度有问题,朝廷实际上也没真把他们当自己人。
羁縻只是权宜之计,历代皇帝,还是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设立真正的郡县的。
比较常见的手段是移民,除了成规模派遣过去的驻军和官员,还有为数不少的罪人和逃难者。
仍以交趾为例,《汉书》曰:
“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教化。”
这里的罪人不仅仅是平民,还包括一大批极具文化素养的朝堂斗争失败者。
比如王莽篡位后,就将许多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全家流放到了岭南。
持续不断地移民,必然带来技术的扩散。
根据考古情况来看,西汉中后期,南越国故地青铜器的出土范围不断扩大,而数量却出现了锐减。
其功能也由礼器,逐渐向日常生活器具转变。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铁器普及程度提高,青铜器失去了用武之地,生产数量不断减少导致的。
到了东汉,帝国的统治者似乎正在丧失耐心,打算加速历史的进程。
光武帝刘秀任用能臣干吏,开始强行推动土著向中原靠拢。《后汉书》曰:
“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
提高生产力当然是好事,问题在于,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改变。
汉朝帮岭南发展,本质上是为了尽快提升其社会发展水平,以适应真正的郡县制。
然后就有了交趾地区的二征起事,以及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征。
伏波将军马援
现存史料中,对这场叛乱原因的描述,通常是指责交州刺史苏定贪暴好杀。
可是汉朝派遣的流官,为什么要贪暴好杀?我们或许可以从《后汉书》对马援的记载中,推测一二,所谓:
“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
这种行为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称谓,改土归流。
当中原王朝认为某个地区,已经具备了郡县的基础,那么土著酋长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总而言之,很多看似不相关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内部连贯性。
分封制打不过郡县制,所以中原出现了大一统王朝。
大一统王朝发现,郡县制很难在新扩张的土地上立足,于是又试图吸收分封制的优点,这才发明了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又比不上原版分封制,只能在过渡阶段使用,最后才有了改土归流。
这种模式,直到明清还在沿用。到此为止,百越文明演进史系列的正文,也就结束了。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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