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哲学 隋唐五代时期哲学思想、理论的统称。隋唐时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推行儒、道、释三教并用的政策，然而“三教”之间既有融合、相渗透的一面，又有相互斗争的另一面。因此这一时期哲学的一大特点是：不同的思想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有的既排佛又尊天命，也有的不排佛又主张元气论。
隋代王通提出儒、道、释“三教可一”的主张，但明确以儒为主体。唐初傅奕、吕才从儒、道立场出发，指斥佛教非华夏正统，破坏中国传统伦理弃君弃父。傅奕以佛徒为“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请废佛法表》），认为兴建寺院乃浪费资材而耗国力，强调“生死寿夭，由于自然”（《旧唐书·傅奕传》）。吕才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迷信思想，指出卜宅禄命、丧葬、吉凶等“事不稽古，义理乖僻”（《叙葬书》），表现了无神论的观点。
在唐代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寺院经济迅速发展。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主要有以智为代表的天台宗，宣传“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天地万物是心之一念的产物。以玄奘为代表的法识唯识宗，主张“万法唯识”，介绍翻译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烦琐的佛教哲学。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提出“理事相即”的理论，认为本体和现象圆融无碍，但都是“心”之所现。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宣扬“即心即佛”，佛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只要自悟便可成佛，由于其修持方法简便而广泛流传民间。
道教哲学在唐代也有发展，司马承祯提出“修心主静”说，是以摒除闻见、抛弃知识为唯一的宗教修养方法。并不重视炼丹、服食、法术变化的神仙方术，偏重于道教的宗教理论的研究。
中唐以后韩愈、李翱从维护儒家正统地位出发，提出“道统”说，认为儒家学说从尧、舜以来源远流长，代代相继。从而与佛教传法系统抗衡，韩愈第一次把儒家的仁义道德抽象到本体论，即以儒家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道”为最高范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愈反佛，然而信天命，认为“人生由命非由他”（《赠张功曹》），“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韩愈的弟子李翱修正韩愈“性情三品说”，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认为人之性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善的，凡是情都是恶的，将情置于性的对立面，人唯能去情复性才可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复性的途径是“视听言动，循礼而行”，“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最后要停止一切思虑，“弗虑弗思，情则不生”（《复性书》）。这种复性说要求人们去掉一切不利于封建制度的情感欲望。它在理论上以孟子性善说为核心，又吸取了佛教禅宗佛性说。韩愈、李翱为加强唐代封建集权统治，开启以后的宋明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的主张，认为佛“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在哲学上，认为万物由“元气”产生，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批判各种神学迷信。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国语·神降于莘》），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这同韩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观点相反。与柳宗元在政治、哲学思想上相一致的刘禹锡，提出天和人都是有形的物，“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也”（《天论》上），世界万物“乘气而生”，认为空、无也是物，“空者，形之希微者也”（《天论》中）。否定自然界有绝对真空的存在。他又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不同职能，各不能替代，但有相互作用。提出“理”、“数”、“势”三个重要范畴，以解释客观世界的变化，认为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理），规律对事物具有必然性（数）。事物的必然性，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
隋唐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是上承魏晋玄学、下开宋明理学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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