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逐步建立了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区以前，四川、陕南地区还没有被蒋介石直接控制，仍然是地方军阀割据之区。
陕南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孙蔚如所控制，四川则为川军各派所分据。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四川各派军阀拥兵36万余人。
其分据情况如下：
二十四军刘文辉，拥兵120个团，共11.3万余人。据有除上下川南外，川东达江津、永川，川北达南充、蓬溪，川西达温江、崇庆，直至西康，共计81县。包括犍为、自贡盐场。
二十一军刘湘，拥兵80个团，共11.15万余人。据有包括重庆在内的下川东28县及鄂西18县，共46县。控制了四川与省外水路交通。
二十八军邓锡侯，拥兵50个团，共4.2万余人。据有川西14县及甘肃3县，共17县。
二十九军田硕尧，拥兵30个团，共5.3万余人。据有从成都起经三台、绵阳、广元、通江、巴中一带川西北26县。
二十军杨森，拥兵20个团，共1.5万余人。据有营山、渠县、广安、岳池、蓬溪5县。
边防军李家钰，拥兵20个团，共1.5万余人。借驻杨森之营山县。
二十三师罗泽洲，拥兵10个团，共7000余人。借驻刘湘之武胜县。
二十三军刘存厚，拥兵15个团，共1.7万余人。据有万源、城口、绥定（达县）、宣汉4县。
以上情况表明，四川军阀虽然拥有庞大的反动军队，但其军事力量分布是极不平衡的。
成渝地区，有刘文辉、刘湘重兵屯驻，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川东北边远之区，兵力非常薄弱。而且四川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都想兼并对方，致使战祸时起，兵戎不息。
1932年9月，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文辉和刘湘之间爆发了争霸四川的战争。
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因为利害关系而与刘湘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刘文辉。四川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了这场空前规模的战争之中。田颂尧为了夺取刘文辉所控制的川西平原，也从防区内调出大部分兵力参战。
通江、南江、巴中3县，仅留其第一师第二旅1个团和当地团防驻守。同时自恃“巴山天险”，对北面防守不严，给红四方面军入川首先解放通、南、巴地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
四川、陕南的各派军阀为了扩大军队，筹集战费，以及敛财自肥，无不施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财政经济政策。征收捐税数额之“苛”，种类之“杂”，手段之“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四川、陕南变成了人间地狱。
驻陕南的军阀为了聚敛钱财，实行田赋预征。1931年，沔县（今勉县）、宁强就预征了1938年应缴之田赋。
“汉中的贫农尽管将收获尽数出卖，所得进款还不够抵税捐”，“他们最初出售田地，再则变卖什物，继续又典质房屋，无非以应付税捐以苟延残喘。随后田地无人过问，举地赠人且无人敢要，房屋什物又无人肯购，贫农只得弃地不耕，卖儿女以作逃亡的费用”。
洋县某乡周围20余里，因“委员老爷”们的苛索，“已无报晓鸡了”。
这些记载，描绘出陕西南部农村的破败景象。
四川军阀的征敛，较之陕南更为凶残。从四川的财政收入来看：1916年为1400万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34年竟达1.5亿元，19年间增加了10倍以上。如此庞大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增加捐税，对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榨取。
四川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
其主要征收手段如下：
辛亥革命以后，沿用清末征额，四川全省田赋征正税银340余万两。由于军阀们逐步加大税额，到了1925年，田赋正税总额为710万元。较之清末、民初的340万两（每两银折合1.4元)，增加了243万元。
征收田赋的同时，附加上各种杂税。田赋附加税，由军阀政府驻军、团甲自由加派。名目之多，索取之重，骇人听闻。
1934年，巴县、江北、潼南、华阳、灌县、温江、成都、彭县、眉山、丹棱、犍为、盐亭、营山等县统计，其田赋附加税有26种。南川县田赋附加税竟达30余种。田赋附加税不仅名目繁多，而且逐年增加。以江津为例，1927年每石附加3元，到了1932年每石附加达36元，6年间增加了12倍。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军阀们还推行了预征制。（四川田赋预征始于1918年3月15日，钟体道在绵阳预征1919年正副税。普遍实行则在1923年至1935年，前后共13年。)
开始每年2至3征，到1933年、1934年，1年内少则4、5征，多则10征以上，最高竟达15征(1933年绵阳为15征)。
据四川报刊当时登载的民国23年(1934年)田赋征收情况，选其一部分整理如下：
民国23年四川12县田赋征收达到年份
县名 预征到达年份 征收军别
南充 民国54年(1965年) 20军
资中 民国60年(1971年) 21军
犍为 民国64年(1975年) 21军
越隽 民国74年（1985年) 24军
灌县 民国80年(1991年) 28军
崇宁 民国61年(1972年) 28军
郫县 民国74年(1985年) 28军
彭县 民国69年(1980年) 28军
新繁 民国80年(1991年) 28军
成都 民国74年(1985年) 28军
安县 民国72年(1983年) 29军
绵阳 民国66年(1977年) 29军
如果我们以民国12年(1923年)开始预征计算，则从民国12年到民国23年的12年间，少者预征了31年田赋，多者预征了57年田赋。
而川陕边防军刘存厚防区内，更有预征至民国100年以上者，把21世纪的田赋也预征了若干年。
为了获取更大的收入，军阀们还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课以重税。
凡不种鸦片的人，罚以很重的“懒捐”。这样强制推行的结果，使四川140余县，未种烟的只有三五县。全川种烟面积和鸦片产量，均为全国之冠。以最低限度估计，1932年产量在4亿两以上。“以每亩产烟50两计，鸦片田约800万亩”。
下种有罚款，种烟有窝捐，收割有过称捐，销售有特税，贩运有护送费，外销有出口税，进川有进口税，开烟馆有红灯捐，吸烟有瘾民捐等等。
通过鸦片捐税，军阀们榨取了庞大的财富。
据美国人吉尔门《四川游记》载：
刘湘的财政处长给刘的报告上透露：“民国22年(1933年)，二十一军目下每月收入四百万方足开支一切，土税占重要地位，计1931年土税收入为1000万元。”
又据当时人统计“二十一军22年(1933年)烟税收入1320余万元”，占当年总收入4780余万元的1/3。
四川境内“护商保商”之关卡如林。军阀所属各部，大至军师，小至营连，都设有“护商保商”关卡，巧立各种名目，对输出的物产，贩进的商品，索取重税。成渝道上，在重庆购置100元杂货运往成都，不过1000里，关卡竟达51处之多，税捐也约100元左右。
水路从合川到重庆，路程180里，关卡30处，仅江北香国寺一地，就收税13种之多，货物共值本银590余两，纳税竟达400余元。
杂项捐税，更是多如牛毛。各县所征杂项捐税名目都有好几十种，全省计之在百种以上。甚至农民穿草鞋进城有“草鞋捐”，打赤脚又有“赤脚捐”。
军阀们找不到名目可取，便派兵敲门而入，强行索取，称为“打门捐”。
四川军阀征收税捐，手段极为残忍。对拖欠税款的穷人，动辄捆、打、吊、押。捆绑起来敲打后还要收“捆绑捐”。1932年，南江筹集军款，数额达到历年最高峰，人民无力缴纳。县长出示宣称：“杀人可恕，欠款难容”。
致使大量群众被收税官吏摧残至伤、至残、至死。
1932年，刘文彩退出宜宾前，令筹20万元，并下征发令：“关门闭户者，处枪决；反对捐款者，加2倍以上处罚：故延时日者，处以枪决”。以武力逼交直到征足20万元后，才完全退走。
四川军阀的横征暴敛，不仅剥夺了人民的剩余劳动，而且剥夺了人民的必要劳动，简单再生产也无法正常进行，使人民生活陷入极端困苦之中。
在军阀的残酷统治下，农民大量饿死、冻死、逃亡，四川人口急剧下降。“民国17年(1928年)，全川共7263.5380万人，到了民国20年(1930年)，全川只有4799.2282万人了”。
四年间，减少了2464,3098万人，近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川反动军阀间连年不断的争斗和厮杀，给四川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战祸迭至，天灾并行，沉重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盘剥，致使劳动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四川的阶级矛盾更为尖锐，红军入川前，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遍及全川。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四川的形势，逐步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坚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现就红军入川前，四川发生的主要武装斗争分述如下：
1928年4月，共产党员李家俊、雷玉书等在万源固军坝等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活动。
1929年4月27日，在王维舟、唐伯壮、李家俊等的发动和领导下，宣布起义，组成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李家俊任司令员，雷玉书任副司令员，唐伯壮任政治委员。
下分2个支队，共1000余人。游击队成立后，在东至开县、城口、宣汉边境之土黄、榨井坝，西至万源之石塘、长坝、白沙，北至城口之双河、周溪，南至宣汉之峰城、白马寺，在纵横150余华里的地区内，建成了游击根据地。
同年8至12月和1930年1月，胜利地粉碎了刘存厚的2次“围剿”，部队扩大至2000余人。6月，刘存厚又纠合万余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围攻，根据地逐步被敌人占领。7月，起义失败。
7月29日，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忠县黄钦坝宣告成立。
负责人李光华、王维舟，省委派刘大明参加领导。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共人枪1000余。游击队刚刚成立，即被省委调去“会师武汉”。
8月3日，游击队开始东征。中旬，部队越过长江。在东进途中与尾随而至的陈兰亭部展开激战，受到重大损失。李光华、李次华受伤被俘，后被害于丰都。
剩余部队撤到江边，枪支交当地党组织，人员分散回乡。是年冬，中共梁山中心县委撤到乡下重建游击队，开辟了虎（城）南（岳）大（树）赤区，继续战斗。
1933年夏秋之间，在红四方面军入川革命高潮推动下，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随即进行改编，王维舟任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下设3个支队，积极活动于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开江、开县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
当红四方面军发动宣（汉）达（县）战役期间，川东游击军主动配合作战，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实现了与主力红军胜利会师。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
1928年4月8日，中共川南特委及南溪县委领导南溪农民千余人，在牟坪举行武装起义。李庄、宋家乡、外东乡等地农民也先后起义。参加起义队伍的达五六千人。由于强大敌人猛扑，起义失败。曾君杰，胡明鑫等领导人英勇牺牲。
共产党员王泽嘉、袁敦厚活动于川南兴文、长宁、庆符、古蔺、叙永、珙县一带。1928年5月间，在庆符成立了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游击队，王泽嘉任团长，袁敦厚任政委，全团近百人。
1929年6月11日，与张国忠率领的游击队合编，并吸收了兴文炭厂（今仙峰）的绿林队伍田海云部，人数增加到300余人，建立了以凌霄城（山名）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王泽嘉任队长，袁敦厚任政委，张国忠负责联络和情报工作。
1930年，刘湘派出2个营正规军，纠合各县团防数千人，围攻游击队。1930年6月，游击队被迫突围，袁敦厚、王泽嘉在突围中牺牲。部队突围后分散活动，遭到团防尾追截击，最后失败。
7月4日，中共绵竹县委领导绵竹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农民武装近500人，红灯教教民100余人。在进攻县城途中，遭到敌人袭击而失败。
起义领导人黎冠英、李晏蟠、张仲生在撤退途中被保安队杀害。
9月26日，丰都临时县委领导崇德乡千余农民武装起义，占领了栗子寨。遭到杨森部1个团围攻，经3天激战部队转移。
在转移途中起义领导人甘禹疏牺牲，陈光鑫被俘后在万县遭杨森杀害，起义失败。
1929年5月25日，荣县农民协会领导3个区的农民反对土豪无理退佃，遭到镇压。东南区农民在农协领导下，夺取地主武装的步枪200多支，组成1支农民游击队。不久，刘文辉派大军前往镇压。县委审时度势，决定暂时停止农协和游击队的活动，转移已经暴露的干部，实行组织退却，避免了大的损失。
6月29日，川军邓锡侯部二十八军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邝继勋（共产党员）率领全体官兵2000多人在遂（宁）、蓬（溪）边界宣布起义。组成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邝继勋，党代表罗世文，特委书记邹进贤。
起义部队按计划到万源地区与李家俊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开展游击战争。起义后部队即急行军经蓬溪、西充、南部、营山、巴中、渠县等地。于7月20日到达达县南岳场。起义部队接受中共南岳区委的建议，决定攻下梁山的猫儿寨后进行休整和补充。可惜因突发事件致使里应外合的计划被打乱，起义部队遭到敌人几路重兵围堵而失败。
7月，在党的领导下，涪陵成立“抗捐大同盟”和抗捐军，共有人枪2000余，活动于同乐乡、分水岭一带。并在龙潭场，冷水关与驻军郭汝栋部激战。郭派2个连进攻，2个连人全部起义参加了抗捐军。8月19日，抗捐军攻占古蔺市镇后，准备攻打涪陵，在焦石、天台与陈兰亭部遭遇，激战失利，攻城未能实现。
1930年4月7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罗云坝成立。李鸣珂任总指挥，赵启民任前敌总指挥，全部武装500余人。游击队成立后，即经武隆县烂坝子，进军丰都栗子寨，兵力发展到700余人。
随即整编为游击纵队，王岳森任总指挥，以栗子寨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涪陵、石柱、丰都、彭水、武隆等县边境。
9月，游击队遭到杨森的3个团和几个县的地主武装数千人的围攻，损失很大，突围到蒲家场时仅剩近百人枪。根据省委指示，人员分散，枪交丰都县委，干部转入三路红军游击队继续斗争。
9月3日，由中共四川省委派赴江津的苏爱吾等在驻江津二十四军第一师发动兵变。当时，副师长兼旅长张致和（共产党员)已离开江津到成都。兵变前，敌人已闻风预防。兵变时由李克俊指挥，城外土兵攻入县城，而城内许多友军尚未得到通知。
代旅长魏孝廉指挥反对起义的官兵进行反扑，起义于次日凌晨失败。9月4日，魏孝廉先后逮捕起义官兵100余人，军支书李崇实，县委常委龚秉仁等相继入狱。25日，47人被枪杀，70多人被驱逐出境，起义失败。
11月26日（旧历中秋节），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驻广汉的3000余人举行兵变，组成红二十六军第一路，省行动委员会派廖恩波领导，实际由刘连波、徐昭俊负责。行军至绵竹遵道场，由于田颂尧、邓锡侯部的围攻和一批旧军官的破坏，被军阀部队缴了械。
1932年10月25日，为反对田颂尧调部队参加成都巷战，中共绵安中心县委领导德阳孝泉兵变。领导人刘逸仙、王敬德发动田颂尧部3个多连士兵起义，组成川西北工农红军，向绵竹北区前进。途中前有团防，后有追兵，起义队伍被迫解散。
11月28日，南部县昇钟、保城地区农民起义。起义后组成川北工农红军。总指挥张友明，政委谭德武（化名覃文），军事指挥罗南辉。昇保起义震动了整个川北，军阀田颂尧命令南部、阆中、剑阁、盐亭等县反动武装12月19日向保城进攻，川北工农红军受挫。
22日，指挥部在双凤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张友明等率少数精干部队于24日突围向通江方向撤退。
此外，10月12日，南江县长池农民在任炜章的“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的配合下，掀起了反抗预征烟税的斗争，得到全县人民的响应和支持。斗争坚持了四五天，并取得了胜利。在南江人民斗争的影响下，11月通江县也爆发了抗捐斗争。两地群众的抗捐斗争为红军入川创建川陕苏区，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以上情况说明，30年代初，人民的反抗斗争遍及全川，持续不断。
这些斗争，既有群众自发性的武装反抗，也有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党在武装斗争中建立了小块游击区和根据地。
后来的川陕根据地所辖各县在成为根据地以前，几乎都有党员从事革命工作。
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有：万源、宣汉、达县、开江、大竹、阆中、南部、营山、城口、梁平、苍溪等县；党领导过农民运动及武装起义的有：南部、蓬溪、宣汉、营山、万源、开江、梁平、苍溪等县。
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其他根据地开创时期“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大不相同。
红四方面军入川，立即得到四川奋起斗争的农民的拥护和地方党和游击队的有力配合，迅速打开了局面并形成燎原之势。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