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 中国哲学史范畴。一般指人性,亦有“天性”、“物性”等义。自春秋末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以后,关于性的来源、内容、性质,以及性与人的本质等问题,各家异说,纷纭复杂。在性的来源上,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战国末荀子发挥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认为性是生而具有的“不可学,不可事”的。《礼记·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北宋二程发挥说:“天之付与之谓命,禀之在我之谓性”(《遗书》卷六),程颐又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遗书》卷十八),认为性即天之禀命如此,故称性为“天命之性”。东汉王充提出性由“气禀”,“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论衡·率性》)。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习成而性与成”。在肯定人有“初命”之性,即“先天之性”的同时,又强调有“后天之性”。“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认为“后天之性”是“因乎习之所贯”而“自取自用”所造成的。在性的内容及其性质上,告子提出“食色,性也”(见《孟子·告子上》)。指“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性恶》)的自然本能。告子认为“性无恶无不善”,无所谓道德价值。荀子则赋予“恶”的评价,得出“性恶”的结论。《庄子·马蹄》提出性本“素朴”、“自然”,“无知无欲”、“无善无恶”。“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三国魏王弼谓“万物以自然为性”,人也以“自然”为性,“虚静”朴实,“无善无恶”。此乃道家之说。孟子提出“性善”,认为人性即指仁义礼智“四端”之心,它们是为善之“才”,“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根据上述三说而演化出种种名目繁多的说法。据“食色,性也”而引申,有战国时法家的人性“自为”(利己),明末李贽的人性即“私心”,明清之际黄宗羲的“人各自私”、“自利”,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多持此说;综合“食色,性也”、“性善”、“性恶”诸说而发挥之,有战国时世硕等人“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两汉时,“董仲舒贤孙(荀)孟之书,作情性之说”(《论衡·本性》),认为“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性”分为已善、有“善质”、无“善质”三等,扬雄谓:“人之性也,善恶混”(《修身》),王充也认为性有上、中、下之分。至唐代,韩愈正式提出“性三品”说。而李翱则主张“性善情恶”。宋理学从“理”、“气”关系论性,提出人具“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即“天理”所赋,“无不善”;后者为气禀所成,“有善与不善”,是恶的根源。明王守仁则从“心”一元论出发,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答顾东桥书》)。又说:“性一而已”,“无不善”,是“吾心之良知”,既是“天理”,又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王夫之合“理”与“欲”言性,指出:“盖性者,生之理也。……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张子正蒙注·诚明篇》)清颜元更以“气质”一元否定分性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指出:“形性不二”,“形”即气质,认为:“气质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谓有恶,其所谓恶者,乃由'引蔽习染’四字为之祟也。”(《存学编》卷一)以后又有戴震“血气心知,性之实体”(《孟子字义疏证》中)之说。“血气”,指感官及其感性功能;“心知”,指思维器官及其理性功能。“人生而后有欲,有性,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下)又说:“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同上)其所谓“性善”,特指“心能辨夫理义”,察乎事物而不谬的机能。并据以否定“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的观点。此外,尚有佛教的“佛性”之说,意为成佛的原因(“佛因”)和可能性。东晋竺道生是其代表。从心与理两方面言之:既内在于众生本性之中,“佛性即我”,“本有佛性,即是慈念众生也”(《大般涅槃经集解》);又以“理”即佛教真理为佛性,“从性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成佛得大涅槃,是佛性也”(同上)。并首先提出包括一阐提人在内的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在性与人的本质上。孟子在与告子的辩论中首先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食、色之欲的自然本能不能谓之人性,“性”者,应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以后,儒家一般都以道德之性(善性)视为人的本质。理学家虽承认人有感性情欲,但都把“无不善”的“天命之性”视为人的本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性”的学说,十分丰富,其中不乏自然人性论之说,而主流则是德性人性论。并通过为性与命、性与心、性与习诸关系的讨论,直接为回答人之所以有善、有恶,或何以不能为善、何以可善可恶提供了心理根据;也为各种道德价值观和道德修养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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