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4日，一场震惊绥远和北平的惨案发生了，无数知道此事的解放军战士和共产党人都无比愤慨。若是仅仅如此，那就罢了，可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共同指示：只开追悼会，不要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意为不施压此事，让绥远国民党高层自己处置，我党我做处置，不加干涉。
历史证明，聂荣臻等解放军高层的此举，无疑是英明的，暂时的容忍换来了两月后的10万国民党人起义，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没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内战之中。
解放战争当中，出现过三种特别的解放形式——北平式、天津式和绥远式。
北平式是指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从上至下收编敌军，从而达到解放的目的；
天津式是指一边打仗一边谈判，战场胜败是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筹码，从而达到尽可能减少我军攻城伤亡的目的；
绥远式是指军队的实权指挥者和地方上德高望重者，从中间说和，尽量达到不战而和的目的，或者说是暂时维持现状，日后再改变敌军。
无论是什么式，都需要解放军的强大武力作为后盾支撑。其中绥远式的成名之事，便是1949年9月19日的绥远起义。
绥远是今天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南部地区，1954年被归入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的省会是归绥（今呼和浩特）。
解放战争时期，绥远位于北平的西北处，当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绥远的事宜也就被提上了日程。绥远一带，不仅被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注着，蒋介石也是密切盯着，生怕绥远成下一个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是平津战役的尾声，发生在1949年1月15日。1月23日的时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在平津前线，联名给中央军委转发来一封傅作义的电报。
周恩来先看过电报，然后跟毛主席说了其中的内容，大概是说北平的傅作义与绥远的董其武，已进行过初步谈判，只要绥远前线停火，那么绥远的国民党军就将接受改编，互通有无。
面对这一说法，毛主席哂笑一声说道：“事情有那么简单就好喽。”绥远与北平是不同的，北平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毛主席称这个为“和平解放”，非是“和平起义”。而绥远这个地方，那是傅作义起家的大本营，其部队的中高层将领都是傅一手带出来的，对蒋介石向来听调不听宣。
话虽如此，但轻动刀兵解放绥远仍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毛主席的意思通过傅作义的渠道传给了董其武，可出乎双方高层预料的事情发生了：1月28日上午，解放军与绥远国民党军交战，打出真火了！
当时董其武部的杨镇田团，正在例行换防，被解放军第8纵队一部，误认为是要大举发动进攻，便先下手为强，与杨镇田团做了一场斗争。战斗规模不大，双方伤亡也小，可在这个关键节点，就是惊动了董其武、傅作义、林彪、毛主席、聂荣臻。
当时正在开会的董其武，收到前线战报后，立即扔下会议拨通前线电话，要求杨镇田团的上级师长张世珍，命令部队停火，想办法脱离战斗。张世珍不情愿，感到十分的憋屈，反驳说明明是解放军先开的火，怎么是要我们先停火。
董其武有些急了，下达强制命令：“我不管是哪边先开的枪，必须马上停下来！这是命令！”西柏坡，周恩来、毛主席也在思索这件事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坚持和平解决。
意见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命人给聂荣臻、薄一波发电报，要求他们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将会和平解决，同时又给傅作义发去电报，希望他能通知董其武，此次冲突不影响和平方针，不必领军西撤。
冲突已经爆发，两军已经交上火，哪是毛主席、董其武两位高层几道命令、几句话，就能把隔阂消除，重归于好，回到原来那条路的。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抵达西柏坡，拜会了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见面后毛主席亲自给傅作义讲解了“绥远方式”的内涵，并表示愿意将解放军在张家口、怀来等地俘虏的1万2千余名国民党军，放回绥远，参加和平起义。
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再次对“绥远方式”进行明确细致的阐述。
3月20日上午，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离开河北西柏坡来到绥远卓资山，约见董其武，向他详细转达了毛主席关于三种方式的意思。
董其武听完后十分激动，紧紧握住李井泉的手说：“毛主席的'绥远方式’，真是给绥远的军政人员喂下了一颗定心丸。请你到北平后，报告毛主席，我谨代表绥远军政人员感谢如此宽厚的待遇，我董其武必不辜负毛主席厚望，尽早实现绥远的和平起义。”
董其武与解放军的眉来眼去，虽已下野、仍握军政特务实权的蒋介石早已收到风声，在2月底的时候，就在他浙江溪口老家，发出了一封名不正言不顺的急电：要求董其武率绥远军政机关和部队，西撤后套，与马步芳、马鸿逵成犄角之势，务必要快！
董其武与张世珍等人商量后，很快复电找各种借口搪塞蒋介石。3月上旬，逐渐从南京迁移到广州的李宗仁政府愈发觉得不对，便派出两位重量级人物，以实权和乡情劝董其武听从命令。董其武特地同绥远部分军政高官，到机场迎接这两位。
三个老狐狸坐下后，就开始扯皮，反正说来说去董其武就是不可能离开绥远，“非常时期放不下这8、9万弟兄和200多万百姓啊”。
话说到这份上，来使也知道多说无益，很快就飞到溪口，向蒋介石面禀此事。听完汇报的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嘴里直说“娘希匹”，直言“董其武和傅宜生是打一个娘胎生的”。
身边的狗头军师们纷纷给蒋介石出主意，想办法给董其武一点颜色看看，无非是断绝其军政费用和各种补给。又有人提起，董其武的长子董呈祥在重庆上大学，可以做做文章。
断掉军政费用和所有补给，确实给绥远的军政机构带去不小的困难，让董其武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董其武不是傻蛋，他早已打定主意，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离开绥远。借着蒋介石使出这个断钱断粮的杀手锏机会，董其武召集绥远各界人士，通过蒋这个外在威胁，将大家团结在一起。
可军政大事转危为安，那董其武在重庆的孩子董呈祥呢？妻子姚勤修好几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时常做起儿子被残害的噩梦，便央求丈夫董其武，早点派人将儿子接到安全的地方。董其武果断拒绝了，舍小家保大家。
董呈祥在绥远国民党将士起义后，就被特务头子毛人凤逮捕，押解到台湾去。
3月2日，绥远和平起义的谈判在北平举行，因一些莫名的原因，谈判不是很顺利，一度陷入僵局，拖得越久，越是让董其武感到焦虑，觉得不稳定因素太多像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结果不早点出，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
一次绥远军政首脑会议上，有人带着怨气鼓噪着说要打一打，打完才好谈；董其武尽量心平气和地告诉大家，少抱怨发牢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另一边，周恩来也在听取薄一波的谈判报告。听完后，周恩来赶到香山双清别墅，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绥远谈判遇到的困难。听完汇报，毛主席一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大方向都让步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为何不让步？尽快敲定，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些细枝末节上。”
周恩来听完很高兴，将争取绥远和平起义的谈判，比作与蒋介石的拔河比赛；毛主席接过话说：“是拔河比赛，也是已经注定了结果的比赛。跟下面的同志说好，要接受绥远方面提出的所有条件，我们让步越多，全国胜利来得就会越快。”
4月27日，中共华北局代表撤回前面所提出的所有条件，对董其武方面提出的条款全部同意，双方得出初步一致的草案。
6月8日，《绥远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代表康保安等人。
协议虽然签订，但是绥远10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和200多万绥远群众，可不是董其武一声令下如臂屈伸的。为了确保绥远军政内部不会分裂，董其武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他所遇到的阻力，不仅是内部的人心不齐还有国民党的暗地使坏，还有我党谈判代表过于纠结细节，及解放军没有停止的进攻和剿匪行动。
关于我党谈判代表的“斤斤计较”，主要是他们没有彻底领悟到毛主席所提出的“绥远方式”本质，没有从大局上考虑。说句现实点的话，坐拥那些条款的绥远，最终还不是置身于新中国政府的直接管理，还能闹出什么幺蛾子不成？
这边谈判谈着，协议签着，董其武还在想办法薅国民党政府的羊毛。要说董其武，他还真有一套，绥远的军政部门被他打造得像铁桶一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为了应付广州国民政府，董其武命令张世珍率麾下7师，向西开进到河套地区。
董其武是这样嘱咐张世珍的：“我们的敌人不在东边，而是西边。你率部在河套，固守西山嘴和乌不浪口，没有我的亲笔调令，任何擅自向西逃窜的部队，一律视作逃兵。同时，你得防范好西北二马。”
张世珍重重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
而国民党政府方面，也被绥远国民党军的调动给迷惑了，拨去1900万两黄金，更给董其武升官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些事情，董其武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傅作义，告知了毛主席、周恩来。
蒋介石给董其武升官，其实是要明升暗降、架空，意图通过孙兰峰、刘万春控制绥远军政，董一招以退为进，让蒋介石误以为绥远没有起义意图，这让国民党政府彻底失去重掌绥远的机会。
6月18日，王克俊一行人带着《和平协议》抵达归绥市东郊南店村。前来迎接的是刘万春，一见面就想索取《协议》，意欲扣留。王克俊等人临离开北平前，傅作义曾提醒他们要注意刘万春、鄂友三等人。
王克俊心里清楚，董其武待人太过仁厚，总以为自己救过刘万春一命，收留过他，重用过他，就以为他会很听自己的话。
王克俊见到董其武后，告了刘万春一“状”，但董并没有放在心上，还帮着解释说：“万春跟我说了，他是担心你们的安全，才来迎接你们的。”这话让王克俊颇为无奈，傅作义说要董其武最大程度孤立刘万春，但董完全不会听的样子。
6月19日，绥远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召开，宣布已商定好的《和平协议》，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欢欣鼓舞的样子，除个别人外。
三天前，国民党政府再发来调令，企图将董其武骗到广州，但董以军情紧急为由拒绝了；之后，国民党政府就派出大量特务到绥远，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游行示威。白色恐怖好似再次降临了，恐怖的气氛被制造出来，包头、归绥被弄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特务扬言要刺杀王克俊、刺杀董其武，王克俊住所还被投掷过手榴弹。刘万春等人，打着为王克俊好的旗号，劝王少出门，王克俊根本不怕，我行我素。
7月8日，董其武向部队旅级、团级宣布和平协议，并进行说服工作，逐渐形成和平起义的一致意见。
为执行《和平协议》，华北人民政府派人组成中共驻绥联络处，潘纪文为处长。
当时归绥市内的《奋斗报社》登载过许多新华社的报道，让刘万春十分不满，有人去砸它，董其武要求刘制止，刘嚷嚷一句“我管不了”便离开了。
中共驻绥联络处的一部分人，先抵达归绥，下榻在一栋楼房里，董其武为他们举行了接风洗尘的宴会。宴会当晚，《奋斗报社》被砸，多名报社工作人员受伤，新华书店的人先转移了才幸免遇难。事后据刘万春查明说，是有特务哄骗20余名士兵做的。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7月17日，第二批驻绥工作人员100多号人，在潘纪文的带领下抵达归绥，董其武依旧设宴为他们接风。
联络处的人进城次日，就进入到紧张且忙碌的工作中，于是在7月20日开始，《和平协议》原文就在董其武的帮助下，印发传播到部队的营、连，地方的镇、乡，整个绥远的人都知道了和平起义这件事。
这一系列的行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和反动派顽固分子的不安，诱发他们开始狗急跳墙。
7月24日下午4点，联络处的4名工作人员，被事先埋伏在他们必经之路的4名暴徒袭击，两颗手榴弹瞬间爆炸，根本来不及隐蔽；之后又出现10余名暴徒喊打喊杀，开枪射击。听到枪声的联络处人员赶到现场时，立即把伤员送到医院，有一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牺牲。
董其武收到消息后，颇为震惊，在自己的统治下竟然发生了这样脱离自己掌控的事情！他立即赶到联络处和医院道歉慰问，协商合适的处置措施。联络处的负责人潘纪文气愤不已，带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人突然就没了，自己怎么向他们的亲朋好友交代。
潘纪文向董其武咆哮：“这是一起非常严重且恶劣的事件，应当立即追查，严惩行凶者。如今联络处工作人员的基本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工作难以进行，联络处只好全部撤走了。”
董其武张口闭口，不知怎样劝解，最后一句话没说出来。
这一惨案发生后，归绥境内一片风声鹤唳，人民群众对特务的暴行极度不满，对和平解放的结果充满着担忧，有人提出抬尸游行，讨一个公道。董其武感到极度不安，连夜致电傅作义，请他转报给毛主席。
毛主席很快就接见傅作义，对他说：“请告诉董主席，事情是曲折的，革命不可能没有牺牲，多加注意就好。”
傅作义传来的消息，让董其武安心了，也让他深切感受到中共和毛主席的宽阔胸怀。
潘纪文将归绥的情况报告中共绥远省委和华北局。7月25日，华北局指出联络处暂不撤出，但潘纪文没有及时看到这封电报，所以决定联络处立即、全部撤出归绥。
7月26日清晨，董其武和王克俊拿出傅作义传来的电报，给潘纪文看，一再劝他们留下。潘纪文最终决定，党的政策不会因此次惨案而改变，一些同志还是会留下继续从事和平起义的工作，其余132人将离开归绥。几天后，王克俊也离开了归绥，回到北平。
中共华北局和绥远省委官方声明：此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激怒我们，分裂和平，我们绝不能中敌人的诡计，关闭绥远的和平之门。
聂荣臻、薄一波也特别指示道：联络处不撤出归绥。追悼会可以召开，不必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绥远方式不变，一切照旧。
这件惨案发生以后，董其武为联络处重新安排了一个工作地点，并加强了警戒。惨案发生后，董其武即刻命人追查凶手，可查来查去，只是草草了事，不经审讯就枪毙了一个“头头”，还逮捕了一个“主使者”。
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绥远惨案的处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个共产党人的牺牲，3个共产党人的受伤，换来驻绥近10万国民党官兵和地方政府全体官员的起义，值得吗？我相信，即便是那位已牺牲的联络处同志泉下有知，也会认为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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