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
梅 林
清朝末年是鸦片种植和吸食的巅峰期，民国时期鸦片种植和消费量还是低于19世纪末叶鸦片巅峰期的消费量。烟民自产自用是农村地区烟民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当社会底层的人们嗜食鸦片引起的底层塌陷是可怕的“我们找到清末时期一些人的证言，他们的证言听起来极为恐怖，依照他们的描述，山西省某些村庄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鸦片村’。在他们的描述下，那些村民看上去面如土色，内心好似惶恐不安，外表衣衫褴褛，家境贫寒，房屋破败不堪，田野也都荒芜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一个个地死去了，只留下一处处残垣断壁，一间间无人居住的破房子，房子连屋顶都没有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里的农民安居乐业，日子过的很幸福，而如今周围的山岗如死一般的寂静，一点人声都听不到’。尽管如此，这种局面只出现在某些村庄里，而且出现在鸦片最猖獗的年代里”。⑤
宁夏在光绪初年罂粟种植就已是“遍地皆是”，农民自产自用是很普遍的事，听我堂哥说太祖们都嗜食鸦片，相隔几代，当年的祥情不得而知。
宁夏是清同治之乱的重灾区。同治元年（1862年）马化龙在金积堡率领灵州、宁夏和平罗等县回民举旗反清，持续10年之久，“清代后期，同治之变，北部宁夏府人口由嘉庆年间139万余人降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5万余人，再降至宣统元年（1909年）23万余人。全宁夏（包括南部固原州等）共9.1万余户，50余万人”。⑥
当年，祖辈们多年处在兵荒马乱之中，同时又处在鸦片种植和吸食的巅峰期，他们又都嗜食鸦片，在那种乱世中，不知是怎么生存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能够接受这种商品呢？这确实是需要解释清楚的事情，不过又是最难解释的，鉴于这种商品价格昂贵，国家的财富问题便由此显现出来，或确地说是那个有支付能力的精英阶层对洋货趋之若鹜造成的。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看，就是鸦片强势打入中国之际，中国是整个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中国最发达的省份堪与欧洲最繁荣的国家相媲美。”⑦正因为当时中国的富有阶层是昂贵的鸦片烟的主要消费群，致使鸦片烟毒泛滥成灾，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百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竟然成为毒品消费量占世界65%的毒品消费大国。所不同的是，中国当年是被列强们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被迫接受鸦片，而现在的美国是世界最强的军事强国和最富有的经济强国，美国对毒品贩卖走私严加打击和防范，还是难以阻止毒品在社会泛滥成灾。中美两国相同的是，那些富有的群体，消费着大量的毒品。毒品走私追求最大的利益化，哪里富有，就流向哪里，没有需求，就没有滋生毒品泛滥的温床。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外部压力与内在要求结合的促使下，决定改弦更张。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发布严禁人民吸食鸦片的上谕，限10年之内，全国禁绝鸦片”⑧ 清末禁烟的成就是巨大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初年的禁烟是清末禁烟的继续。清末民初禁烟运动虽然不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但还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之中，社会陷入长期动荡不安之中，各派系军阀为筹军费大开烟禁。军阀劝导，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可以断言，在近代中国，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如果没有了罂粟，没有了巨额的鸦片税，就产生不了多如牛毛的军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战。”⑨
在当时的军阀马福祥的倡导下，宁夏大面积地种植罂粟，再次成为烟毒的重灾区。“在绥远，都统马福祥设立禁烟督查处，名曰禁烟，实即收税，每两烟土征收印花税银3角。凡贴有印花之土，名曰'官土’，可以在境内行销，否则充公处罚。归化所属10县，无处不种烟，马都统还嫌不足，又在宁夏种烟，运至绥远销售，以至各城各镇烟馆林立，而烟馆门口公然悬挂着写有'清水公膏货真价廉’字样的红灯。固阳县比利时籍宋神父在当地认真调查禁烟，掌握了一系列马都统纵毒的证据。如马福祥在接近固阳的包头设卡征收烟税，被宋神父调查明晰，马福祥恨之入骨，不惜授意其子发动兵变，将神父杀死，以毁灭罪证。”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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