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应付事变，敌人将驻鄂东南的正规军全部调走。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得知这一情况，写信建议省委出山，去鄂东南与红十六师会师，扩展新局面。傅秋涛同志这时也想集中部队，打开局面，便决走去会师。省委在黄金洞召开会议，讨论去不去鄂东南同方步舟会师问题，涂正坤、刘玉堂和我等多数人主张暂不去，仍应以黄金洞为中心，坚持巩固发展平浏长、平修铜根据地。但傅秋涛同志坚持要去会师。会议争论很长时间，大家意见仍不统一。涂正坤同志头脑冷静，劝大家以大局为重，不要再争论下去了。会议最后决定，傅秋涛、刘玉堂和我率军区独立营去鄂东南会师，涂正坤、邓洪、钟期光等同志留在黄金洞坚持斗争。
1937年1月，方步舟率红十六师南下同我们会师，在通山县与敌新八师遭遇，受到不少损失。我们到达遇城附近时，也与敌湖北保安第十团一部遭遇，虽将敌击退，但特务营政委唐子龙同志牺牲。
2月份，我们到达遇山、崇阳、修水交界处的三界尖，与方部胜利会合。傅秋涛同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今后行动方针。傅秋涛同志主张部队全部南下回黄金洞;方步舟则主张他率一部在鄂东南坚持斗争。为此，双方发生分歧。会议开了几天，没有结果，认为方步舟犯了“右倾”和“分散主义”错误要他检讨，撤销了他的师长职务，并要开除他的党籍。方步舟思想不遇，经不起考验，动摇了革命信念，于2月21日晨借看地形之机逃跑投敌，将我军的情况和下步行动计划出卖给敌人。
方步舟投敌后，我们没有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仍按原定路线回平浏长的辜家洞。部队行至崇阳和通城间打了一仗，受到一些损失。后经平江西乡，渡汨罗江，过金井，进至古港时，傅秋涛同志派我带十几个人，从另一条路先回辜家洞找省级机关。他和刘玉堂等同志带部队走原定路线，经白沙，进黄金洞，到铜鼓虎坳时，遭到敌人的伏击，部队损失很大。我回辜家洞找到省委机关，向涂正坤汇报我们途中的情况。不久，傅秋涛率剩下的100多人回到辜家洞。
在辜家洞，省委召开会议，傅秋涛同志向省委汇报了这次会师的经过，承担了这次失败的责任。通过总结教训，大家又团结起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扩红动员工作。
方步舟叛变投敌后，参加对红军诱降的活动，当了国民党军第八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他在浙江象山县率国民党军1000余人起义，我第二十一军将方送到杭州交我和王建安同志，我们觉得不好处理，将他送到南京交给陈毅同志。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会议讨论了他的问题，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人党。后来，把他分到安徽宣城一农场当副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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