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清酒红人脸,财贝动人心。”
钱财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度,可为了钱财,有些人往往产生坑蒙拐骗等非分之想,做出图财害命等非法之事。
基于既贪爱之又憎恶之的复杂心理,人们习惯地把社会上发生的恶性事件归罪于钱财,并创作出大量斥钱骂财之作,是为文学创作中的“罪财”主旨。
在小说批评中,“罪财”之说最先由张竹坡提出,其《竹坡闲话》有言:
“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奉,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茶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①]
在张竹坡看来,与“色”并列的“财”是小说的“冷热”之本、“真假”之源。由“嗜欲”而“迷财色”,
因“迷财色”而“成冷热”,因“冷热”而“乱真假”,形成连锁反应。的确,除了“罪色”,
《金瓶梅》还用“罪财”来调控小说的故事进程,分别推出了“是非”、“冷热”、“真假”等叙述范型和因果逻辑序列。
皋鹤堂本·竹坡闲话
一、“嗜欲”世态下的“财生是非”叙事
在明代中后期,社会上的贪欲风气盛行,王室朱载堉曾作散曲[山坡羊]《十不足》予以劝讽。
过分的“嗜欲”自然引发了一系列“迷财醉色”等社会问题。
《金瓶梅》的作者充分感受到了这一时代病象,开篇即赋《四贪词》,似乎旨在劝诫;第四回插入议论说:“但凡世上人,钱财能动人意。”第七回又有言:“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
本来,“词话本”在“酒、色、财、气”四者中“单说'情色’二字”,而“崇祯本”和“张竹坡评本”则改为“惟有'财色’二字更为利害”,在“情色”之外,特别突出了一个“财”字。
从小说的命名来看,“金瓶”指“财”,“梅花”喻“色”,它们共同构成小说的“嗜欲”叙述,并推演出一系列“财生是非”故事。
关于西门庆在“爱财”、“好色”上的权重,徐朔方先生曾经这样说:
内心深处激动着西门庆的绝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的情欲有时为女色而点燃,有时为钱财而炽烈。
潘金莲在他身上引起的色欲,可以强烈到使他杀人犯罪而不顾,但是当她同孟玉楼的上千两现金,三二百筒三梭布以及其他等等陪嫁相比时却黯然失色了。
孟玉楼进门以后,即她的陪嫁的所有权正式转移之后,潘金莲的肉体才又显得风流旖旎,把孟玉楼比下去了。
当问题不牵涉到钱财时,西门庆的情欲似乎只限于女色,可是一涉及钱财时,女色就只能退避三舍了。不重才貌而重色欲,钱财又在色欲之上。[②]
徐先生的这一段话说得非常明确,小说中的淫荡只是这个商人生活的一个次重点,重中之重还是“财”。
《小说考信编》 徐朔方 著
其实,张竹坡早就勘破了这一点,如,他一方面在第一回的《竹坡总评》说:“此书单重财色。”[③]
另一方面又在第七回的回前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要知玉楼在西门庆家则亦虽有如无之人,而西门必有之者,本意利其财而已。观杨姑娘一争、张四舅一闹,则总是为玉楼有钱作衬。
而玉楼有钱,见西门既贪不义之色,且贪无耻之财,总之良心丧绝,为作者骂尽世人地也。
夫本意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来,则本意原不为色,故虽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见得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④]
因而“好色”叙述已经无法遮挡“贪财”叙述,于是“贪财”叙述已经成为小说的重头戏。
从这个角度说,《金瓶梅》是一部出色的“财色”演义。
无论是关于“钱权交易”的叙述,还是关于“钱色交易”的叙述,都充分表明《金瓶梅》的“财欲”叙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其世俗化程度也在不断攀升,而“好色”、“好势”以及“好食”叙述则逐渐沦为“财欲”叙述的附庸。
在这部小说中,“财”特别像一个飘来荡去、捉摸不定的幽灵,给社会、家庭带来了一系列罪恶,搅得人们的生活不得安宁。
《金瓶梅资料汇编》 黄霖 编
首先,“财”使得无辜者遭殃,犯案者脱祸。
仅从《金瓶梅》的回目看,即有第三回的《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第四十七回的《苗青贪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第八十七回的《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这些故事的展开,特别是其中人物命运的走向,都被作者紧紧捆绑在“财生祸患”叙述这驾马车上。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还通过写为非作歹者凭借财物贿赂来消灾脱祸,来显示罪恶化之“财”对故事的有效控制,
如西门庆不仅通过行贿受贿捞到经济实惠,而且还拿既得利益为自己“消灾”,如小说第六回写他和潘金莲偷奸,用砒霜毒死武大郎之后,便用一锭雪花银子买通了何九,而相安无事。
后来武松找其报仇,他又通过贿赂官府,将武松充配孟州道,自己继续逍遥法外;第十八回写西门庆因亲家陈洪出事而遭到牵连后,便派仆人来保等去东京打点,顺利地通过贿赂相府而得以“脱祸”。
当然,其中全方位地操纵“罪财”叙述而成的故事当数苗青谋财害命案。
故事本身源于苗青贪财害主这种动因,案发后,犯案人欲以五十两银子,辗转托西门庆姘妇王六儿为他求情开脱。
西门庆毫不客气地索贿一千两银子,与正提刑夏延龄各得一半,而从中作梗,了结了此事。
西晋鲁褒《钱神论》早就指出:“钱之所至,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
《晋书》
可见,在这桩公案故事中,“财生祸患”叙述是得天独厚的结构间架。清代文龙在《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回评中指出:
看完此书而不生气者,非夫也。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心肠,一个淫乱人家,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所恃者多有几个铜钱耳。钱之来处本不正,钱之用处更不端,是钱之为害甚于色之为灾。[⑤]
这就一针见血地道破了《金瓶梅》世界里的“财”之罪恶。作者正是抱定“钱之害”这种“财生祸患”观念来结构其小说故事的。
其次,“迷财”致使各个家庭祸起萧墙。
在娶妻纳妾的家庭建设上,西门庆在寻求皮肤滥淫的过程中,虽然也曾经几度在为女色所迷时略有破费,但他努力去实现收支平衡,乃至从中获利,于是,小说为我们展开了一系列“谋财娶妇”模式化叙述。
西门庆通过娶妻纳妾,尝到了这种“许多带头,又得一个娘子”的一举两得的甜头,而其负面效应是其他家庭的破裂和人亡命丧。
小说家在为故事寻求自然逻辑性的时候,往往把事因归结于“金钱”等经济前提。
而就西门庆而言,没有真情的维系、失去了伦常的庄严,基于“嗜欲”、“迷财”的家庭同样是不会稳固的。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一文曾经指出:“西门与诸妻妾、外遇间纵横捭阖、争风吃醋的角斗,往往围绕着衣着、首饰而展开。[⑥]
李瓶儿用财来讨好别的妻妾,西门庆拿钱来取悦其妻妾,只能暂时地调和了矛盾。
其实,财产不均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在一定意义上讲,西门大家庭内部的互相算计,明争暗斗,是由“有财”、“得财”的多寡造成的。
李瓶儿因为财多,颇有温柔感,再加生了个儿子,大有“后来者居上”的竞争力,故而遭到潘金莲嫉妒,最终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吞噬。
关于李瓶儿的命运及其早逝问题,张竹坡第七十五回的回评中曾经指出:
“夫财色有一,已足亡身。今瓶儿双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并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莲快,而月娘亦快。
金莲快,吾之色无夺者;月娘快,彼之财全入己。故瓶儿着完寿衣,而锁匙已入上房矣。
此二人之隐衷也。乃金莲之隐易见,而月娘之隐难见,今全于皮袄发之。何则?金莲固曰他人之财,均可得也,而月娘则久已认为己有矣。”[⑦]
为了贪得钱财,就连貌善性温的有德之妇吴月娘也竟然视别人的死为“快”事,可见钱财之灾已经泛滥到了何等地步!
西门庆死后,不仅其结义兄弟另求新的主子谋生,乃至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而且其各妻妾也盗取钱财,各奔前程,上演了一场“树倒猢狲散”。
再有,第八十六回写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在受亲家朝中重臣杨提督的牵连时,怕被抄家,让陈敬济和西门大姐带着一批装满贵重财物的箱子到西门庆家避避风头。谁知西门庆见财起意,迟迟不予归还。
第八十九回写西门庆死后,陈敬济肆无忌惮地通过折磨西门大姐来索要:“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儿休了,问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银箱笼。”“不讨将寄放妆套箱笼来家,我把你这淫妇活杀了。”
导致西门大姐忍无可忍,第九十二回写道:“可怜大姐到半夜,用一条索子悬梁,自缢身死,亡年二十四岁。”因钱财惹祸,又丧一命。
另外,小说第十六回还写花子虚因为家产之争锒铛入狱,自己的老婆也被人趁机拐去,气急之下,也是一命呜呼。
为了“财”,各个家庭先后发生了不同的变故。可见,在《金瓶梅》中,基于“嗜欲”的“财生是非”叙述是“罪财”叙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财生亲疏”叙事及其“冷热”变奏
在“财欲”面前,儒家极为重视的“五伦”那温情脉脉的面纱不断地被撕破,扑面而来的是由此生出的“冷热”气息。
《战国策》与《史记》都曾经对苏秦嫂子在苏秦中相印前后那桩“前倨而后恭”的事大书特书,故事本身预设的原因是“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难怪苏秦要发出“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的肺腑感叹。
世情浇薄,自古而然。清代徐石麟《钱难自度曲·大旗风》曾慷慨陈词地数落过钱之数宗“罪”:
呀,你硬牙根逞说伎俩多,我屈指数你罪名儿大。为甚么父子们平地起风波?为甚么兄弟们顷刻间成冰火?为甚么朋友们陡的里动干戈?见只见贪赃的欺了父君,爱小的灭了公婆。下多少钻谋,举多少絮聒,直吵得六亲无可靠,九族不相和,你罪也如何?[⑧]
的确,在“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俗社会,金钱一旦被人们当作终极目的,各种伦常关系便常常遭到颠覆性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维系及其这种关系的疏密度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金钱的有无与多寡。
《全清散曲》增补版
在这种“罪财”文化背景下,《金瓶梅》遵循着“因财色故,遂成冷热”这一世态化转换规律,演奏出许多冷热变换、炎凉映衬的审美动感韵律。
通过“财生亲疏”叙述来展现金钱败坏各种伦常所导致的世态炎凉图景,是《金瓶梅》叙述的重心之一。
针对“财生亲疏”叙述的功用和效果,张竹坡率先明确提出了“冷热”说,他在《冷热金针》中说:“《金瓶梅》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⑨]
当然,张竹坡反复论述的“冷热”说,并非向壁杜撰,亦非牵强附会,一方面基于前人之论,另一方面基于小说文本。
关于钱财功能的“冷热”说,最早应当追溯到唐代张说的《钱本草》,作者一度借用草药来比喻钱财,指出:“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⑩]
意思是说,贪婪的人服食“钱”这种药,以均衡为好;如果不均衡,就会冷热抵触,生出急性肠道传染病。
关于《水浒传》“钱财”叙述的“冷热”性能,前人已有所认识。
如贯华堂本第八回写沧州牢城的差拨在林冲送钱前后露出两副面孔。金圣叹在该回的回前评中感慨万端地说:
……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两个公人亦赍发五两,则出门时,林武师谢,两公人亦谢,九可叹也;有是物即陌路皆亲,豺狼亦顾,分外热闹也。[11]
在这段评点中,金氏用“冷淡”与“热闹”等字眼指出了银子对于改变人情的特效,已经初步提出了“钱财”叙述对表现人情“冷热”变化的特殊功能。
同时,“冷热”说还有着坚实的文本依据,如小说第一回起笔便先数落“财的利害”说:
怎见得他的利害?假如一个人到了那穷苦的田地,受尽无限凄凉,耐尽无端懊恼,晚来摸一摸米瓮,苦无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无半星烟火,妻子饥寒,一身冻馁,就是那粥饭尚且艰难,那讨余钱沽酒!
更有一种可恨处,亲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云志气,分外消磨,怎能勾与人争气!正是: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到得那有钱时节,挥金买笑,一掷巨万。思饮酒真个琼浆玉液,不数那琥珀杯流;要斗气钱可通神,果然是颐指气使。
趋炎的压脊挨肩,附势的吮痈舐痔,真所谓得势叠肩而来,失势掉臂而去。古今炎冷恶态,莫有甚于此者。这两等人,岂不是受那财的利害处!
这里所谓的“财的利害”便是“钱财”叙述所固有的足以形成“炎冷恶态”的功能。
在小说作者看来,“财”不仅是人们的日常必需,而且还能够驾驭并统筹“酒”、“色”、“气”,这种观念十分有利于搭建比衬式的“冷热”叙述构架。
《金圣叹评水浒传》
在《金瓶梅》中,作者对父子伦常少有表现,因而金钱的毒害最先冲击了本应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传统所标榜的所谓“纯洁”、“忠贞”等伦常观念尤其显得苍白无力。
如《金瓶梅》第十四回写在西门庆“谋财”娶李瓶儿的过程中,给人以贤德之妇印象的吴月娘竟然是主谋,她曾经吩咐:“银子便用食盒叫小厮抬来。那箱笼东西,若从大门里来,教两边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须夜晚打墙上过来方隐密些。”
以致于待李瓶儿的箱笼抬进后,明知她与丈夫私通,仍笑脸相迎。潘金莲为了捞到一点财物而丧尽廉耻,无所不为。可见,“财的利害”已改变了人情之常。
更有甚者,王六儿“借色图财”,与西门庆私通,毫不隐瞒地对其丈夫韩道国“把西门庆事告诉一遍”,而韩道国不仅不怒,而且还进一步“纵妇争风”。
为保证财源不断,他鼓动老婆说:“凡事奉他些儿。”真是无耻之极!
如此看来,《金瓶梅》的世界真是一个“混帐”的世界!即使一个小帮闲的家庭小圈子,也被“钱财”叙述营造出的“冷热”气氛包围起来。
小说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时节得钞傲妻儿》着力表现了钱财在朋友、夫妻情份上的作用。
张竹坡在回评中说:“此回是'财’字一篇小结束。……此又写'财’的厉害,为'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声一哭也。”[12]
兹录影响较大的“常时节傲妻”一段文字如下:
……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气了。”
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平会骂汉子,见了银子,就来亲近哩!……”
在家庭生活中,常时节经常因无钱遭遇老婆的冷面孔,这次却凭向西门庆借来的钱财赢得了老婆的一时亲热。
这一钱财左右下的人情冷热叙述非常搞笑,故而被清代韩小窗编入《子弟书》传唱。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另外,小说第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写西门庆死后,树倒猴狲散,众妻妾及往日朋友又来了一场由热而冷的公演。
其中,妓女出身的李娇儿还是回到妓院干她的老本行,临走盗财,弄得月娘好不伤情。
叙述者如此感慨道:
“看官听说,院中唱的,以卖俏为活计,将脂粉作生涯;早辰张风流,晚夕李浪子;前门进老子,后门接儿子;弃旧怜新,见钱眼开,自然之理。
饶君千般贴恋,万种牢笼,还锁不住他心猿意马。不是活时偷食抹嘴,就是死后嚷闹离门。不拘几时,还吃旧锅粥去了。”
在“钱财”叙述的调控下,小说时空中的人情忽冷忽热,变化错落,特别容易形成比衬效果。
在《金瓶梅》“独罪财色”的叙述框架下,金钱的“冷热”功能也体现在关于“友情”的叙述上。
在西门庆财大势大的旺季,一大帮各怀鬼胎的帮闲无赖以及各怀心术的妻妾聚合到西门庆跟前,场面被捧得极“热”。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瓶梅》第一回所写的“热结十兄弟”虽然是对《三国志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戏拟,但却更强调了“财”的力量。
“三结义”的使命是政治性的患难相扶,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十热结”则是经济性的结拜凑份子,帮闲们入伙的诉求是帮闲揩油。
《金瓶梅》写为筹集宴会,帮闲们“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而西门庆则自家“称出四两银子”,备办一切。
在这场“热结”活动中,西门庆之所以被推尊为老大,不是序齿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其财最多。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而西门大官人一死,他们又迅速投向了新的主子,世态陡然转“冷”。
而由帮闲们制造的人情“冷场”尤其令人寒心,应伯爵等帮闲不仅早已找到新的主子张二官,而且还为他谋娶西门庆的五妾潘金莲。
对此,叙述者也插入了这么一段慨叹性的评论: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
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的确,这番由帮闲制造的人情冷热“场”特别令人寒心。
在宏大而强势的“钱财”叙述面前,人情冷热的固有规律和常态都被打破,甚至连以往固有的兔死狐悲都不复存在。
由于道德观与金钱观的变化无穷无尽,因此,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开掘不尽的叙事可能性。
《金瓶梅》的这种“财生冷热”叙事特点直接影响及《红楼梦》。
对此,清代评点家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指出:“《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13]
如王熙凤“机关算计”,到头来“反算了卿卿性命”,不仅周围的人纷纷“众叛”,就连丈夫贾琏也与之“亲离”。
三、“财生真假”叙事及其悲情收场
清代张潮《幽梦影》有言:“《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悲哀因何而来?
其侄儿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指出:“'冷热’二字,颠倒真假。”“因冷热故,遂乱真假。”[14]
在他看来,《金瓶梅》中的“真假”叙述是因“冷热”而来,而“冷热”又因“财色”而致。
因此,归根结底,这部小说有关人情的“真假”叙述由“财”生出,并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叙事变奏中,完成对人物命运的悲喜剧收场。
通过钱财这条经济杠杆,来调控复杂的人物伦常关系,也是《金瓶梅》叙事的一大特点。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非血缘关系的干儿义女、义父仁兄本来是“假”的,但在金钱的维系下,他们却甘愿弄假成真地扮演“真”的亲属角色。
本来,交易与伦常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抵触性,但《金瓶梅》却在“财生真假”的叙述中,把人情、伦常乃至性生活都统统变作了交易。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指出:“又娇儿色中之财,看其在家管库,临去拐财可见。王六儿财中之色,看其与西门交合时,必云做买卖,骗丫头房子,说合苗青。总是借色起端也。”[15]
借助亲亲热热的“色”这一引子,却去关心冷冷冰冰的“财”,其情之真假可知。
何谓“真假”?结合《竹坡闲话》另几句话,我们便可明了:
闲尝论之: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
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热亦无定矣。
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热而明日冷,则今日之真者,悉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16]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家庭伦常状况有点特殊,他上无亲生父母,中无亲生兄弟,下虽有李瓶儿生过一子,但又过早夭折,而吴月娘所生孝哥是遗腹子,因此其主要伦常亲情关系主要是靠“财”架接捏合起来的。
他没有亲生父亲,却靠着大包的金银礼品,通过蔡府管家的门路,拜认了蔡太师为义父;
他没有女儿,妓女李桂姐为了能从他身上掏得更多的银两并行事方便,就认了吴月娘做干妈;他没有兄弟,便靠着财大气粗,呼朋唤友,热结“十兄弟”。
通过“财”的架接,“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纷纭而至,是为“将富贵,而假者可真”。
在《金瓶梅》这一花花世界中,“财”这一幽灵经常靠附体于“权”来增强其魔力,又靠拉帮结伙来增强其威力。
西门庆的发家史,正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这两句话的形象注脚。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西门庆在进行满足权欲投资的同时,还不断地进行满足性欲的投资。
首先从家庭组合来看,西门庆在结发之妻陈氏早逝之后,续娶清河县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为继室;
又与妓女李娇儿在勾栏里“打热”后,“也娶在家里”;听媒人说孟玉楼丈夫死后“手里有一分好钱”,便千方百计搞到手;把先头陈家娘子的陪嫁丫头孙雪娥收用为妾;
垂涎武大之妻潘金莲的美色,与她勾搭成奸后毒杀武大,偷娶其为第五房妾;与花子虚结拜为兄弟,却又看中其妻李瓶儿的美色与钱财,气死花子虚,打跑蒋竹山,把李瓶儿娶回。
如此这般,基于“财色”而拼凑起来的一个一妻五妾的庞大家庭本来就不会稳定。
西门庆死后,除了吴月娘外,众妻妾各奔东西,原来的名义夫妻不复存在,是为“贫贱,而真者亦假”。
康正果先生曾经论述道:
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嗜好,为了用更强烈的刺激制造神经的兴奋,他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们搞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的“枕上好风月”,他立即支付一件漂亮的衣服;或在要求哪个女人卑贱地满足他某种性的奇思妙想之时,他许诺了对方贪求的财物。
于是,在该书那些看起来过分直露,而实际上仍有所节制的性描写中,作者往往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起,不断地插入有关淫妇们向西门庆索取“风月债”的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上的巧妙过渡,使每一个纵欲状态的场景均与金钱的作用联系在一起。
两者的对比不但冲淡了性描写的刺激效果,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观淫癖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浮世风月”只是一种没有快乐的享乐。[17]
在钱色交易过程中,纯情让位于虚假,让位于争风吃醋,让位于家庭失和。
表面上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盛况,其实,用钱买来的“享乐”是“没有快乐”的虚情假意,不堪一击。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门庆的婚姻基本上是“财婚”,或曰“金钱婚姻”。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曾经指出:
“金钱婚姻似乎是一种慢性的卖淫行为,婚姻中有金钱操纵的那一部分同等程度内在地剥夺了人的——不管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尊严。”[18]
【德】西美尔 著
在李瓶儿染病身亡之后,西门庆也曾为之哀痛哭泣。
对此,颇了解西门庆底细的小厮玳安对傅伙计说:“俺六娘嫁俺爹,瞒不过你老人家,她带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
其情感表现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小说关于这种“真假”的叙述为我们今天的解读阐释提供了广阔的认识空间,于是便形成了人们关于西门庆形象分析中的“既无情而又多情” 的二律悖反判断。
与中国古代其他小说一样,《金瓶梅》在由“财生真假”叙述推出的悲剧审美机制中,一度富比王侯、钱多如山,而到头来落得个不得善终命运的邓通、石崇,同样成为一道浮动着的警示符。
在小说中,“石崇”意象几度跃然出现,如第十回写西门庆“妻妾玩赏芙蓉亭”,用“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来描述奢靡的吃喝用度;
第十五回写“佳人笑赏玩灯楼”之楼景:“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
也有意无意地把西门庆之摆设之豪华比附为石崇当年的情景;更意味深长的是,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临终,开首就有词这样感叹:
“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风絮,造化弄人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贵何须慕,坎止流行随所寓。玉堂金马,竹篱茅舍,总是伤心处。”
而写及西门庆死后,作者又插诗说:“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
这笔笔点染,使得贪财迷色、损身丧命的叙事传递出无限人生悲凉。
《金瓶梅》连环画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指出:
写月娘,必写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开讲,早已劝人六根清净,吾知其必以“空”结此“财色”二字也。夫“空”字作结,必为僧乃可。夫西门不死,必不回头。而西门既死,又谁为僧?使月娘于西门一死,不顾家业,即削发入山,亦何与于西门说法?今必仍令西门自己受持方可。[19]
在张竹坡看来,《金瓶梅》通过“钱财”叙述寄寓了深深的悲凉意和重重的空幻感。纵观西门庆的一生,由投机发迹到纵欲而死,兔起鹄落几年光景,悲意迭出。
另外,《金瓶梅》还从释家的报应观念出发,贯彻了一种“久假当还”的宿命思想,即抢了人家的,盗了人家的,冥冥之中都要归还,大有怨怨相报、了此帐簿的动势。
崇祯本和张评本《金瓶梅》第一回在“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等语之后,进行了这样的干预式预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体布局如此,细微之处的叙述也是这样。张竹坡第八十一回回评指出:“李娇儿盗财归院,完瓶儿、子虚公案也。此回道国拐财,完苗青公案也。来保欺主,完蕙莲、来旺公案也。一部剥剥杂杂大书,看它勾消帐簿,却清清白白,一丝不苟。”[20]
在小说的总体叙述中,第七十九回的西门庆吃药死、第八十回的李娇儿盗财归院、第八十一回的韩道国拐财远遁、第八十一回的来保欺主,分别完结了武大、花子虚、苗青、来旺公案。
西门庆之死对于西门这一富户而言,无疑是大厦顶梁柱的一次倾覆。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偌大家业顷刻间面临崩溃的危机,家庭所有成员的命运也刹那间发生了逆转。
号称“四泉”的西门庆虽然谐音“四贪俱全”,但此时此刻一切的欲望却都将归于一个“空”字,一切都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金瓶梅》就是这样在富有宗教意味的背景下,凭借“财生真假”叙述,一方面来唤醒读者对生命本身的反省,另一方面完成了一个严谨的叙事大圆圈。
《金瓶梅》依托“罪财”叙述调控故事进程,形成彼此勾连而又况味不同的叙事范型和因果序列。
根据张竹坡的“罪财”说,我们可以将《金瓶梅》主旨解析为:由“嗜欲”而“迷财色”,到“因财色”而“成冷热”,再到“因冷热”而“乱真假”。
本文作者 李桂奎教授
注 释:
[①]张竹坡:《竹坡闲话》,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页。
[②]徐朔方:《论〈金瓶梅〉》,见《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
[③]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页。
[④]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页。
[⑤]文龙:《金瓶梅回评》,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6页。
[⑥]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 期。
[⑦]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61页。
[⑧]凌景埏、沈谢伯编:《全清散曲》,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0-141页。
[⑨]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65页。
[⑩](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7页。
[11]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出版社北京大学,1981年版,第187-188页。
[12]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44页。
[13]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4页。
[14]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页
[15]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页
[16]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57页。
[17]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18](德)西美尔著,刘小风编,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9]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页。
[20]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10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文学评论》,2007,第4期。公众号发表有所增改,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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