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施茶，意为施舍茶水，亦称送茶，即免费提供茶水，属于慈善性质。据《中国茶叶大辞典》解释：“江浙民间施舍茶水的慈善活动，旧时多流行于江浙两省城镇及乡村的夏收季节。”此解释明确了施茶为慈善义举，但将施茶局限于江浙地区，且未厘清施茶源流。
中国是世界上茶的原产地，栽植茶树、饮用茗茶历史悠久，上等茗茶为历朝统治阶层必备饮品。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可见茶在唐代大兴。
唐代饮茶习俗大致经历了由南及北的传播，《封氏闻见录》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期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其茶“自江淮而来”，城市“多开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饮茶在唐代中期已成为社会风尚，多在都市流行，但此时饮茶属于商业经营，尚无慈善性质，多为社会上层人士的休闲生活、观景吟诗、品论时局，尚未普遍进入民间生活。唐代除饮茶普及以外，受统治者对寺院扶持，唐朝佛教文化亦极兴盛，这为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记载施茶源于寺庙，其原因有：
一是佛教禅宗崇尚“农禅并重”，禅茶则是其重要体现，有“茶禅一味”之说，故而禅兴而茶兴。禅宗寺院多建于环境优美之山峰，适宜茶树的栽种，因此寺院普遍种茶，历代寺院名茶辈出，故“名山出名寺，名寺有名茶”，二者相互影响。
二是寺院倡导饮茶并成为日常制度。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僧人嗜茶的记载，南朝刘宋时期和尚法瑶“年垂悬车，饭所饮茶”。饮茶逐渐成为禅寺的日常制度，成了僧众们的生活内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饮茶礼仪，寺院的各项茶事也运作起来。如闽北的佛门寺院普遍种茶，为加强茶事的管理，寺院设有“种茶僧、护茶僧、管茶僧、制茶僧、茶头、施茶僧”，各司其职。凡有香客来，均由施茶僧负责惠施茶水。
三是佛教教义的深入影响。从佛教教义看，施舍众僧一直是佛家的本义之一，且历史时期中国南方地区产茶区较多，茶类众多，饮茶盛行。佛门关怀和饮茶习俗结合一起，便逐步形成了施茶。寺庙为方便信徒进庙拜佛，便在寺庙附近的桥廊或寺门口设茶亭，烹茗煮茶，广施佛恩。
可见施茶最早源于寺院，但源于何时，仍缺乏定论。据浙江《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志》载：唐末文德元年(888)，唐僖宗敕封大德“黄檗祖师”，建造千顷佛寺，成为浙皖远近香客朝佛圣地，于山路上“建亭施茶”，沿途铺设几十里石板山道直通千顷寺，前来寺院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常伴客人啜茗观景。这说明在唐末就逐渐开始建亭施茶。另据记载,在五代之际,江西婺源有一位姓方的阿婆,为人善良,在浙赣边界的浙岭设摊,“为过往行人施茶,经年不辍”。结合饮茶在唐中期才成为风尚，故推测施茶产生在唐末五代之际。
五代宋元之际，北方社会长期动荡，战事频仍不绝，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社会较为安定，佛事更为兴盛，山间寺院林立。施茶在南方普遍开始，且经历了从寺院到民间的过渡，这是施茶文化形成的重要过程。浙江海盐金粟寺为江南三大古刹之一，始建于东吴赤乌年间，宋开宝二年(969)，吴越王赐名为“施茶院”。这是“施茶”一词在文献中的较早记载，有学者考证赐名之缘由为吴越王钱镠曾受寺院施茶之恩，故赐名施茶院以体现佛家恩惠、关怀众生。
（安根团队摘自马建堂：“施茶”文化源流及其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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