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版本作者新论
乙 “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作者
壹 恢复“兰陵笑笑生”的历史真面目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的若干《金瓶梅》研究专家，曾花大气力、费大笔墨来考证的这位“兰陵笑笑生”其实不过是三百多年前书商搞的一个大骗局。
说穿了，“兰陵笑笑生”不过是个“冒牌货”，他不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而只是《新刻金瓶梅词话》一书的编校者。
我们应该恢复“兰陵笑笑生”的历史真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他的思想、做派以及贡献，给予科学的历史的评价。
贰 “兰陵笑笑生”的来历
现存明清文献中，已知的述及到“笑笑生”、“笑笑先生”的共有四处：除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山中一夕话》“三台山人”序、《遍地金》“哈哈道士”序之外，还有一处，就是《花营锦阵》中。
《花营锦阵》刊于1610年，是春宫画册，共有春宫画24幅，都配有曲词。其中第22幅画图所配的是一首《鱼游春水》词，署名“笑笑生”。
24首词署了24个作者的名字：桃园主人、风月平章、秦楼客、南国学士、探春客、万花谷主、风流司马、忘机子、掌书仙、烟波钓叟、撷芳主人、醉月主人、五湖仙客、留香客、玉楼人、惜花人、方外司马、侠仙、醉仙、适适生、有情痴、笑笑生、花仙、司花史（吏）。
很显然，这24个署名实际上是随意编造的。这也可以证之于刊于1606年的另一种春宫画册《风流艳畅图》，其中也有24幅春宫画图，也配有诗词，署名也是如此。
《花营锦阵》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欣欣子序之外的另两位“笑笑先生”的情况。
《山中一夕话》序：
……春光明媚，偶游勾曲，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阳。班荆道故，因出一编，盖本李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
予见之不禁鹊喜。……世之论卓吾者，每谓《藏书》不藏，《焚书》不焚，徒灾梨枣，讵意《藏书》《焚书》之外，复有如许妙辑。予固知勾曲茅山为洞天福地，此中多异人，人多异书。不谓邂逅得此。
此书行世，行看传诵海宇，脍炙尘寰，笑柄横生，谈锋日炽，时游乐国，黼黻太平，不为无补于世。……
末尾署名为：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
《遍地金》序：
……《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笑笑先生胸罗万卷，笔无纤尘，纵横古今，椎凿乾坤，举凡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登诸梨枣，传诵宇内，莫不作金石声。是先生之文，即大地之金也。
《补天石》告成，继以是编，此《遍地金》之所由名耶。行看是书行世，纸贵洛阳，穷谷遐陬，无人不读先生之文，斯无地不睹先生之金。名曰《遍地金》，谁曰不宜？……
末尾署名为：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
虽然目前学术界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为这两位“笑笑先生”与欣欣子序中的“兰陵笑笑生”关系非常密切，但实在还拿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质言之，“笑笑生”、“笑笑先生”与“兰陵笑笑生”还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兰陵笑笑生”的真正来历只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的欣欣子序。
叁 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作者
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那么我们来看看此时“兰陵笑笑生”有多大年岁。
欣欣子序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他的朋友“兰陵笑笑生”，而且从这序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他写这篇序言时，这位“兰陵笑笑生”似乎还健在。那么，这时“兰陵笑笑生”应该有多大年纪呢？
如上所述，明代的《金瓶梅》知情人或抄本拥有者虽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的传闻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以为作者是嘉靖年间的人，大名士也好，陆炳仇人也好，绍兴老儒也罢，他在嘉靖末年不会小于30岁。
而从嘉靖末年（1566年）到清顺治元年（1644）共78年，那么“兰陵笑笑生”在顺治元年时就该108岁了（而顺治18年，他该126岁了；到康熙初年就更大了）。
欣欣子既是“兰陵笑笑生”的朋友，年岁亦不会相差太多，到顺治元年，他至少也在100岁以上了。
退一步说，即使沈德符等人所说的《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年间的说法不可信，《金瓶梅》的成书是在万历年间，那么，袁中郎在万历23年已经见到了《金瓶梅》的抄本，而他又抄自董其昌，可见董其昌见到抄本的时间还要早。
《金瓶梅》的出现年代大约在万历二十年左右。但从《金瓶梅》作者对嘉靖年间的史实以及社会风俗之熟悉而言，则作者在嘉靖末年当不小于20岁，那么，到清顺治元年，他也已经98岁了，到顺治十年，已经108岁了。欣欣子也至少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但我们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欣欣子的这篇序言中的如下一段文字，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篇序言决不是百岁以上或七八十岁的老人的口吻：
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 ，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吟月，何绸缪也；鸡舍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孟浪也。
把已有的书籍稍加改编，或只是改头换面，便称作是该书的作者的做法正是明末清初的出版商经常玩弄的把戏。别的书且不说，单单是《金瓶梅》就不只一个人玩弄过。
《新刻金瓶梅词话》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后的二百多年的清同治年间，蒋剑人将《金瓶梅》改写为“洁本”，即所谓“真本金瓶梅”时，就不仅在卷端加上了自己的一篇序言，而且以乾隆年间的王昙的名义写了一篇序言。
后来，书商们为了牟利，又把“真本金瓶梅”变成了“古本金瓶梅”，刻印时书的卷首加上了一篇“观海道人”的序言，自称是《金瓶梅》的作者，序言的末尾居然题署为：“龙飞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岁建戊年，孟夏中浣，观海道人并序”。真是活见鬼！
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刻印时玩弄的却正是这种旧把戏。
肆 “兰陵笑笑生”的思想与做派
我们说“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对于《金瓶梅》的著作权来说，他是“冒牌货”；但他既然是《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编校者，那么他对于《金瓶梅》是做出过贡献的，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便自有他应有的地位。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的翻刻本，但是“兰陵笑笑生”在编校时也可能参照过手抄本《金瓶梅》，像香港的梅节先生所说的那样据“崇祯本”《金瓶梅》校改过，虽然我们现在对于他在编校时到底加上了哪些内容还不十分清楚，但他所加上的有些内容则比较清楚，这主要是在《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卷端加上了一篇“欣欣子”序，四首《行香子》引词和四首“四贪”词。
对此，我在拙作《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一文中曾经做过论证，这里不再论证了。
关于“欣欣子”序，下边再谈，这里就先谈谈“兰陵笑笑生”所加的四首《行香子》引词。为了便于比较，我把这四首《行香子》引词抄录如下：
阆苑瀛州，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 ，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儿小小池塘。高低迭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萧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衔杯。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特点是在比较中显现的。
我们把《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的这四首引词同《水浒传》这部大书的书前引词加以比较，其间发展演进的脉络及各自的特点就比较清楚了。
《水浒传》的书前引词是：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翦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
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煞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水浒传》的引词对于小说作家、编辑者及出版商本身的自我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自称为“俊逸儒流”。
《水浒传》
这一时期的这种小说作家、编辑者及出版商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出版、编辑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通俗小说作家兼出版商的余象斗身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余象斗曾多次把自己的图像刻印在他所刻印的图书上，对于其中的一幅图像，王重民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海篇正宗》提要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图绘仰止（按：余象斗字仰止）高坐三台馆（按：三台馆是余象斗的书坊之一）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
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引词与《水浒传》的引词，特别是同余象斗的以王者自居的态度相比，那么，“兰陵笑笑生”借这四首《行香子》引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则未免过于消极。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水浒传》引词和余象斗都是大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事情了，而“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或其编校《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时代则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满族人统治的时代。
在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明清的易帜，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明人不仅是亡了国，而是亡了天下。
在经历了无数的反抗斗争失败之后，此时此刻，摆在汉族知识分子面前的其实只剩下了两条可供选择的路：降清事清，隐居山林。这两条路都有人在走。
而在这时，在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仍然以为前一条路是卑下的，走后一条路的人才是值得赞扬的。
“兰陵笑笑生”借四首引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要走后一条路，因此，从儒家的正统的或传统观念来看，也是值得赞扬的，在消极中寄寓着抗争。
中国是诗的国度，现成的诗词汗牛充栋，“兰陵笑笑生”为什么偏偏要引用这四首《行香子》词呢？
因为这四首《行香子》词中至少有三首在当时被认为是宋末元初由俗入僧的明本的作品（8），而明本所处的时代与“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太相似了，都是异族入主中原的时代。明乎此，则“兰陵笑笑生”的用意也就十分清楚了。
不仅如此，“兰陵笑笑生”不仅在消极中寄寓着抗争，而且其在这样的时刻编校板行《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寓意。
《金瓶梅》最著名的评论家张竹坡在其《竹坡闲话》中叙述自己所以要批评《金瓶梅》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据，甚费经营，乃搁笔曰：
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张竹坡通过批评《金瓶梅》来“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是在康熙三十四年，而早在他之前的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兰陵笑笑生”就已经在通过编校板行《新刻金瓶梅词话》来“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了。
“兰陵笑笑生”的所谓“寄意与时俗”、“盖有谓也”的首要内容正是政治寓意：奸臣误国，导致了金人（清人）南侵、入关，江山易主，亡了天下。
这并非是在牵强附会，搞政治索隐，我们只要看看下述事实，则思过半矣：丁耀亢也是在顺治年间与康熙初年因为写作《续金瓶梅》，就在康熙四年（1665）被关进大狱，坐了一百二十天班房，虽然没把命搭上，却也一目失明。
而张竹坡后来批评《金瓶梅》，用的是“崇祯本”《金瓶梅》，但却不得不把《金瓶梅》中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字眼儿加以改换：“胡僧”改作“梵僧”，“虏患”改作“边患”，“ ”改作“太原”，“匈奴”改作“阴山”，“金虏”改作“金国”，“大辽纵横中国”改作“干戈浸于四境”等等。
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对这些字眼儿却一仍其旧，这不仅充分显示了“兰陵笑笑生”的用意，而且也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兰陵笑笑生”的思想与做派。
欣欣子序
伍 “兰陵笑笑生”的最大贡献
作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一书的编校者，“兰陵笑笑生”的第一大贡献就是使“词话本”《金瓶梅》得以传世。
《金瓶梅》原作是“词话”，这不仅有丁耀亢《续金瓶梅》“凡例四”中的“前集名为词话”可证，还有明代崇祯二年（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卷首的听石居士所写的《小引》中的“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可证。
最早的《金瓶梅》刻本《金瓶梅词话》基本上保存了《金瓶梅》原作的面貌，它是以刘承禧手抄本系统为底本刻印的。
“崇祯本”《金瓶梅》就是据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改写的，当然改写者也可能参照过手抄本《金瓶梅》。
但是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已经不存，而《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的翻刻本，它基本上保存了《金瓶梅词话》的面貌，因此使“词话本”《金瓶梅》得以传世。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恐怕已经难以见到《金瓶梅》的原貌了。
陆 “兰陵笑笑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自明代中叶以来，通俗小说作家、书籍编辑人、出版商三位一体的人就不算少，余象斗、冯梦龙，乃至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本《金瓶梅》的刻印者、也是《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的杭州书商鲁重民，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学术界早就有不少人曾经指出过，欣欣子和兰陵笑笑生可能是一个人，而且我甚至以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者、欣欣子、兰陵笑笑生，也可能都是一个人。
不管这三者是一个人，二个人，还是三个人，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姑且把他们当作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对《金瓶梅》持相同观点的三人小集团，欣欣子序则代表了他们对于《金瓶梅》的共同见解。
而这小集团的代表或灵魂则是“兰陵笑笑生”。我上面已经论述过这篇欣欣子序对《金瓶梅》的评价，现在再来作些补充。
众所周知，《金瓶梅》刚一问世，还在以手抄本方式流传时，就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是第一个给予高度评价的，他在《与董思白书》中说：“《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但可惜语焉不详。
在刻本《金瓶梅》出现之前，对《金瓶梅》评价最高也最全面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谢肇浙的《金瓶梅跋》。谢氏说：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 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 枕席之语， 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台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 意快心。
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 ，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 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
谢氏不仅对《金瓶梅》的思想深度、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当时有人把《金瓶梅》视为淫书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
谢氏的这篇《金瓶梅跋》代表了当时对《金瓶梅》评价的最高水平。
欣欣子序比谢氏的《金瓶梅跋》晚出，它不仅继承了谢氏的评价，而且又有所超越。这种超越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欣欣子序对“廿公跋”的超越。
欣欣子序对《金瓶梅》的批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张竹坡《金瓶梅》批评之前的最高水平。因此，欣欣子序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是有其应有的地位的。
《金瓶梅版本枢要》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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