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版本作者新论
乙 “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作者
壹 恢复“兰陵笑笑生”的历史真面目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的若干《金瓶梅》研究专家,曾花大气力、费大笔墨来考证的这位“兰陵笑笑生”其实不过是三百多年前书商搞的一个大骗局。
说穿了,“兰陵笑笑生”不过是个“冒牌货”,他不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而只是《新刻金瓶梅词话》一书的编校者。
我们应该恢复“兰陵笑笑生”的历史真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他的思想、做派以及贡献,给予科学的历史的评价。
贰 “兰陵笑笑生”的来历
现存明清文献中,已知的述及到“笑笑生”、“笑笑先生”的共有四处:除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山中一夕话》“三台山人”序、《遍地金》“哈哈道士”序之外,还有一处,就是《花营锦阵》中。
《花营锦阵》刊于1610年,是春宫画册,共有春宫画24幅,都配有曲词。其中第22幅画图所配的是一首《鱼游春水》词,署名“笑笑生”。
24首词署了24个作者的名字:桃园主人、风月平章、秦楼客、南国学士、探春客、万花谷主、风流司马、忘机子、掌书仙、烟波钓叟、撷芳主人、醉月主人、五湖仙客、留香客、玉楼人、惜花人、方外司马、侠仙、醉仙、适适生、有情痴、笑笑生、花仙、司花史(吏)。
很显然,这24个署名实际上是随意编造的。这也可以证之于刊于1606年的另一种春宫画册《风流艳畅图》,其中也有24幅春宫画图,也配有诗词,署名也是如此。
《花营锦阵》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欣欣子序之外的另两位“笑笑先生”的情况。
《山中一夕话》序:
……春光明媚,偶游勾曲,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阳。班荆道故,因出一编,盖本李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
予见之不禁鹊喜。……世之论卓吾者,每谓《藏书》不藏,《焚书》不焚,徒灾梨枣,讵意《藏书》《焚书》之外,复有如许妙辑。予固知勾曲茅山为洞天福地,此中多异人,人多异书。不谓邂逅得此。
此书行世,行看传诵海宇,脍炙尘寰,笑柄横生,谈锋日炽,时游乐国,黼黻太平,不为无补于世。……
末尾署名为: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
《遍地金》序:
……《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笑笑先生胸罗万卷,笔无纤尘,纵横古今,椎凿乾坤,举凡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登诸梨枣,传诵宇内,莫不作金石声。是先生之文,即大地之金也。
《补天石》告成,继以是编,此《遍地金》之所由名耶。行看是书行世,纸贵洛阳,穷谷遐陬,无人不读先生之文,斯无地不睹先生之金。名曰《遍地金》,谁曰不宜?……
末尾署名为: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
虽然目前学术界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为这两位“笑笑先生”与欣欣子序中的“兰陵笑笑生”关系非常密切,但实在还拿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质言之,“笑笑生”、“笑笑先生”与“兰陵笑笑生”还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兰陵笑笑生”的真正来历只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的欣欣子序。
叁 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作者
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那么我们来看看此时“兰陵笑笑生”有多大年岁。
欣欣子序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他的朋友“兰陵笑笑生”,而且从这序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他写这篇序言时,这位“兰陵笑笑生”似乎还健在。那么,这时“兰陵笑笑生”应该有多大年纪呢?
如上所述,明代的《金瓶梅》知情人或抄本拥有者虽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的传闻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以为作者是嘉靖年间的人,大名士也好,陆炳仇人也好,绍兴老儒也罢,他在嘉靖末年不会小于30岁。
而从嘉靖末年(1566年)到清顺治元年(1644)共78年,那么“兰陵笑笑生”在顺治元年时就该108岁了(而顺治18年,他该126岁了;到康熙初年就更大了)。
欣欣子既是“兰陵笑笑生”的朋友,年岁亦不会相差太多,到顺治元年,他至少也在100岁以上了。
退一步说,即使沈德符等人所说的《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年间的说法不可信,《金瓶梅》的成书是在万历年间,那么,袁中郎在万历23年已经见到了《金瓶梅》的抄本,而他又抄自董其昌,可见董其昌见到抄本的时间还要早。
《金瓶梅》的出现年代大约在万历二十年左右。但从《金瓶梅》作者对嘉靖年间的史实以及社会风俗之熟悉而言,则作者在嘉靖末年当不小于20岁,那么,到清顺治元年,他也已经98岁了,到顺治十年,已经108岁了。欣欣子也至少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但我们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欣欣子的这篇序言中的如下一段文字,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篇序言决不是百岁以上或七八十岁的老人的口吻:
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 ,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吟月,何绸缪也;鸡舍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孟浪也。
把已有的书籍稍加改编,或只是改头换面,便称作是该书的作者的做法正是明末清初的出版商经常玩弄的把戏。别的书且不说,单单是《金瓶梅》就不只一个人玩弄过。
《新刻金瓶梅词话》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后的二百多年的清同治年间,蒋剑人将《金瓶梅》改写为“洁本”,即所谓“真本金瓶梅”时,就不仅在卷端加上了自己的一篇序言,而且以乾隆年间的王昙的名义写了一篇序言。
后来,书商们为了牟利,又把“真本金瓶梅”变成了“古本金瓶梅”,刻印时书的卷首加上了一篇“观海道人”的序言,自称是《金瓶梅》的作者,序言的末尾居然题署为:“龙飞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岁建戊年,孟夏中浣,观海道人并序”。真是活见鬼!
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刻印时玩弄的却正是这种旧把戏。
肆 “兰陵笑笑生”的思想与做派
我们说“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对于《金瓶梅》的著作权来说,他是“冒牌货”;但他既然是《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编校者,那么他对于《金瓶梅》是做出过贡献的,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便自有他应有的地位。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的翻刻本,但是“兰陵笑笑生”在编校时也可能参照过手抄本《金瓶梅》,像香港的梅节先生所说的那样据“崇祯本”《金瓶梅》校改过,虽然我们现在对于他在编校时到底加上了哪些内容还不十分清楚,但他所加上的有些内容则比较清楚,这主要是在《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卷端加上了一篇“欣欣子”序,四首《行香子》引词和四首“四贪”词。
对此,我在拙作《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一文中曾经做过论证,这里不再论证了。
关于“欣欣子”序,下边再谈,这里就先谈谈“兰陵笑笑生”所加的四首《行香子》引词。为了便于比较,我把这四首《行香子》引词抄录如下:
阆苑瀛州,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 ,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儿小小池塘。高低迭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萧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衔杯。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特点是在比较中显现的。
我们把《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的这四首引词同《水浒传》这部大书的书前引词加以比较,其间发展演进的脉络及各自的特点就比较清楚了。
《水浒传》的书前引词是: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翦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
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煞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水浒传》的引词对于小说作家、编辑者及出版商本身的自我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自称为“俊逸儒流”。
《水浒传》
这一时期的这种小说作家、编辑者及出版商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出版、编辑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通俗小说作家兼出版商的余象斗身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余象斗曾多次把自己的图像刻印在他所刻印的图书上,对于其中的一幅图像,王重民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海篇正宗》提要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图绘仰止(按:余象斗字仰止)高坐三台馆(按:三台馆是余象斗的书坊之一)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
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引词与《水浒传》的引词,特别是同余象斗的以王者自居的态度相比,那么,“兰陵笑笑生”借这四首《行香子》引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则未免过于消极。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水浒传》引词和余象斗都是大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事情了,而“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或其编校《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时代则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满族人统治的时代。
在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明清的易帜,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明人不仅是亡了国,而是亡了天下。
在经历了无数的反抗斗争失败之后,此时此刻,摆在汉族知识分子面前的其实只剩下了两条可供选择的路:降清事清,隐居山林。这两条路都有人在走。
而在这时,在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仍然以为前一条路是卑下的,走后一条路的人才是值得赞扬的。
“兰陵笑笑生”借四首引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要走后一条路,因此,从儒家的正统的或传统观念来看,也是值得赞扬的,在消极中寄寓着抗争。
中国是诗的国度,现成的诗词汗牛充栋,“兰陵笑笑生”为什么偏偏要引用这四首《行香子》词呢?
因为这四首《行香子》词中至少有三首在当时被认为是宋末元初由俗入僧的明本的作品(8),而明本所处的时代与“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太相似了,都是异族入主中原的时代。明乎此,则“兰陵笑笑生”的用意也就十分清楚了。
不仅如此,“兰陵笑笑生”不仅在消极中寄寓着抗争,而且其在这样的时刻编校板行《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寓意。
《金瓶梅》最著名的评论家张竹坡在其《竹坡闲话》中叙述自己所以要批评《金瓶梅》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据,甚费经营,乃搁笔曰:
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张竹坡通过批评《金瓶梅》来“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是在康熙三十四年,而早在他之前的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兰陵笑笑生”就已经在通过编校板行《新刻金瓶梅词话》来“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了。
“兰陵笑笑生”的所谓“寄意与时俗”、“盖有谓也”的首要内容正是政治寓意:奸臣误国,导致了金人(清人)南侵、入关,江山易主,亡了天下。
这并非是在牵强附会,搞政治索隐,我们只要看看下述事实,则思过半矣:丁耀亢也是在顺治年间与康熙初年因为写作《续金瓶梅》,就在康熙四年(1665)被关进大狱,坐了一百二十天班房,虽然没把命搭上,却也一目失明。
而张竹坡后来批评《金瓶梅》,用的是“崇祯本”《金瓶梅》,但却不得不把《金瓶梅》中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字眼儿加以改换:“胡僧”改作“梵僧”,“虏患”改作“边患”,“ ”改作“太原”,“匈奴”改作“阴山”,“金虏”改作“金国”,“大辽纵横中国”改作“干戈浸于四境”等等。
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对这些字眼儿却一仍其旧,这不仅充分显示了“兰陵笑笑生”的用意,而且也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兰陵笑笑生”的思想与做派。
欣欣子序
伍 “兰陵笑笑生”的最大贡献
作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一书的编校者,“兰陵笑笑生”的第一大贡献就是使“词话本”《金瓶梅》得以传世。
《金瓶梅》原作是“词话”,这不仅有丁耀亢《续金瓶梅》“凡例四”中的“前集名为词话”可证,还有明代崇祯二年(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卷首的听石居士所写的《小引》中的“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可证。
最早的《金瓶梅》刻本《金瓶梅词话》基本上保存了《金瓶梅》原作的面貌,它是以刘承禧手抄本系统为底本刻印的。
“崇祯本”《金瓶梅》就是据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改写的,当然改写者也可能参照过手抄本《金瓶梅》。
但是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已经不存,而《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的翻刻本,它基本上保存了《金瓶梅词话》的面貌,因此使“词话本”《金瓶梅》得以传世。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恐怕已经难以见到《金瓶梅》的原貌了。
陆 “兰陵笑笑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自明代中叶以来,通俗小说作家、书籍编辑人、出版商三位一体的人就不算少,余象斗、冯梦龙,乃至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本《金瓶梅》的刻印者、也是《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的杭州书商鲁重民,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学术界早就有不少人曾经指出过,欣欣子和兰陵笑笑生可能是一个人,而且我甚至以为《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者、欣欣子、兰陵笑笑生,也可能都是一个人。
不管这三者是一个人,二个人,还是三个人,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姑且把他们当作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对《金瓶梅》持相同观点的三人小集团,欣欣子序则代表了他们对于《金瓶梅》的共同见解。
而这小集团的代表或灵魂则是“兰陵笑笑生”。我上面已经论述过这篇欣欣子序对《金瓶梅》的评价,现在再来作些补充。
众所周知,《金瓶梅》刚一问世,还在以手抄本方式流传时,就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是第一个给予高度评价的,他在《与董思白书》中说:“《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但可惜语焉不详。
在刻本《金瓶梅》出现之前,对《金瓶梅》评价最高也最全面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谢肇浙的《金瓶梅跋》。谢氏说: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 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 枕席之语, 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台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 意快心。
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 ,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 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
谢氏不仅对《金瓶梅》的思想深度、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当时有人把《金瓶梅》视为淫书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
谢氏的这篇《金瓶梅跋》代表了当时对《金瓶梅》评价的最高水平。
欣欣子序比谢氏的《金瓶梅跋》晚出,它不仅继承了谢氏的评价,而且又有所超越。这种超越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欣欣子序对“廿公跋”的超越。
欣欣子序对《金瓶梅》的批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张竹坡《金瓶梅》批评之前的最高水平。因此,欣欣子序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是有其应有的地位的。
《金瓶梅版本枢要》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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