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吴、孙两大军阀相继失败后，张作霖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北方从此没有人够得上和他分庭抗礼，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有人出面来反对了；惧的是“南方之强”战无不胜，现在轮到他自己出马，能否抵挡得住很成问题。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的第二天，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关于南下“讨赤”的问题。这个会议从九月七日开到十一日，奉系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老将吴俊升、张作相主张保境息民，张宗昌、褚玉璞则要以“援吴”为名派兵南下，首先从吴的手中夺取直、豫两省地盘，然后长驱而入湘、鄂，把奉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张作霖从来就是扩张主义者，当然同意后面的一种意见。他盘算了一下，派兵南下去抢吴佩孚的地盘，即使要与北伐军作战，也是由非嫡系的直鲁军去打头阵，奉军安居后方，这是再便宜也没有的事情。因此决定派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张学良为预备军总司令，并将这一决定电告吴，表示合作“讨赤”之意。
吴佩孚最懂得这套明援暗抢的把戏，这套把戏北洋军阀行之已久，而吴本人也是此中的“斲轮老手”。他托奉系代表张景惠携带一函回答张作霖，声称本人尚有雄师十余万，力足恢复武昌，只求接济饷械，并不需要派兵来援。他向张作霖建议派遣渤海舰队载直鲁军南下直捣广州，并且应允中央政治由奉方全权主持，本人不再过问。他害怕好言好语说不动张作霖，还补发一电，话中有刺地说：“此间将领惑于风传，有假途灭虢之虑。弟如视兄尚有可为，请稍助饷械听其自谋。否则可令汉卿（张学良）来自取之，兄当遁迹世外。”
当时吴手下将领靳云鹗、魏益三等虽然都没有反攻武汉的勇气，但是奉鲁军如果开到京汉线来，他们准备奋力与之一战。这样，就只能造成有利于北伐军而不利于奉系的局势，张作霖只得变更计划采取“渐进”的手段，以免把吴系军队逼上梁山。
吴军早已集中郑州至武胜关一带，齐燮元仍以代总司令名义留驻长辛店未动。奉系向吴提出交还保（定）、大（名）的要求，齐被迫先将京兆所属四县交出，本人于九月十九日由长辛店移驻保定。保、大是吴军搜刮军饷的重要地区，吴派张英华为筹饷督办主持其事，不断指示齐不得让出。但是，齐哪里有力量拒绝直鲁军前来强迫接收呢？九月下旬，直鲁军不由分说开进保定到石家庄一段，住在保定的曹锟，因为不能安身，于九月二十七日移居郑州。
吴派符定一、张国淦等到济南，要求张宗昌暂缓接收保、大，停止派兵南来，并且表示本人即日下令反攻，在“双十节”以前一定可以“收复”武汉。张宗昌应允暂不接收保、大，其已开到的直鲁军也不撤回，未开动的军队暂时停止开拔。张宗昌给吴一个最后机会，看他有无反攻武汉的能力再作决定。
曹锟到郑州的一天，首先从事于团结吴军内部的工作。他用老上司的口吻诰诫吴说：“你虽善于将兵，但不善于将将。身为主帅，最忌使酒任性。你对诸将动辄怒骂使之难堪，何能责备他们不肯服从命令？你不许他们发表意见，岂不是自己蒙蔽自己的耳目？”他又泪随声下地诰诫靳云鹗、寇英杰、田维勤、陈文钊等：“子玉的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心地是很好的。军人不服从命令，没有一个能够落得好的下场。现在是我们（直系）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必须同心协力，辅助子玉才是。”这段言词，似乎反映了曹锟对吴佩孚父子般的真挚的感情。其实，当时的内幕消息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曹锟在由保定动身之前，曾与彭寿莘、张廷谔、方表等举行密谈。当时有一位策士挑拨地说：“人人都说吴子玉最忠于总统，其实最不忠的就是他。他以前反对总统上台，后来又反对总统复职，这是因为他自己有做总统的野心。他和张作霖结拜为弟兄，证明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总统叫他当家，他却是一个败家精，现在非把剩下来的这点点本钱收回来自己当家不可！当然，叫他自动下台是做不到的，总统以劳军为名到郑州，他到车站迎接时，立刻把他吹了（枪毙），然后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专力讨伐奉系，其余一切恩怨都放下不谈，这是总统今天唯一的起死回生之道。”曹锟听得眉动目张起来，兴奋地说：“对！咱们就这样办！”接下去讨论到，不能赤手空拳前往，必须筹发一批军饷才能把军队接收过来，至此曹锟哑口无言，而“巧计”也就成为虚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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