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瑞《枣窗闲笔》关于《红楼梦》的终极解释

整子2022.7.27

裕瑞的《枣窗闲笔》大概成书于嘉庆十九年到廿五年（1814年—1820年）之间，在北京时作。 书中共有八篇文章，七篇为评论《 红楼梦》 续书，一篇是评论小说《镜花缘》的。 红学家们对《枣窗闲笔》中的记录其实并非是内容谈了写什么，而是这些信息渠道的来源涉及到裕瑞的身份可以追溯到早前从宗室中流传出去手抄本有某种关联性的可能。事实上裕瑞关于谈论的内容已经十分晚期了，可利用的学术观点价值微乎其微。无外乎可以认为裕瑞的著作是较早的一批关于红学研究的其中之一。尽管如此，也曾经有人对裕瑞的《枣窗闲笔》的真伪性提出诸多质疑。例如欧阳健。欧阳健（1941-），江西玉山人。1956年5月参加工作。1980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为助理研究员，知名水浒学家、红学家。后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1995年9月调福建师大中文系工作，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他的三大红学辩伪名著《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还原脂砚斋》开创了红学辩伪派。 我们这里先不管它是否真伪，先看看裕瑞的书里究竟说了什么。

爱新觉罗·裕瑞（1771年－1838年），字思元，豫亲王多铎五世孙，清朝和硕豫良亲王爱新觉罗·修龄次子，母嫡福晋富察氏，外祖父是承恩公傅文。他三次缘事获咎被皇帝发遣盛京，降级至革去四品顶戴、七品笔帖式，嘉庆十九年四月缘事永远圈禁。他是研究《红楼梦》续书第一人。所著《枣窗闲笔》颇为红学家们所关注。相传裕瑞的书斋窗外有一棵大枣树，故将他的这本著作命名为《枣窗闲笔》。

人们通常感兴趣的是《枣窗闲笔》中《〈后红楼梦〉书后》的二段话：

1，“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藉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莫不依傍此书创始之善也。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因以备知府第旧时规矩。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唯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2，“《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本未能划一耳。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间必当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贻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不然即是明明伪续本，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委，故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无处可考，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者无疑。作《后红楼梦》者遂出，……多杀风景之处，故知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

注释：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这个记录在《红楼梦》原书批语中就有，《红楼梦》第一回，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程伟元序：“《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是肯定的。曹雪芹的《风月宝鉴》一书来自于《石头记》，《红楼梦》则来自于《风月宝鉴》。大致情形基本上相当于抄录而已。

“曹雪芹得之”，它基本上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的可能，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从《红楼梦》第一回中自带说明和批语中的内容转录。裕瑞把这种情况理解为“得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这个理解的标准情况，也并非是裕瑞自己的推断，而是当时人们在对《红楼梦》作者的猜测中，普遍接受的一条默认规则，不管作者，编者是谁。

“将此部删改至五次”，基本上就是转述《红楼梦》第一回所记录的句子。

裕瑞“曾见抄本”，裕瑞对这一条比较重视，因为裕瑞所在的年代《红楼梦》刊印本已经在全国各处满天飞。强调一下“抄本”的事情就显得自己所言也许比别人所看到或理解的东西更加深刻一些。尽管裕瑞多次强调的事情大多数是听说的，但说见过抄本，就容易把听说的事情理解为“所言不虚”的景象。

“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程高本是没有批语的。裕瑞说的抄本有批语，这明显就是为了反驳程高本以及后续40回的情况做铺垫。因为通行的程高本刊印本同手抄本差距较大。所谓“其叔脂研斋”，应该指的是曹雪芹的叔叔叫脂砚斋，这些批语也就是说是曹雪芹的叔叔写的。

“易其名曰《红楼梦》”，这里是指曹雪芹把此书改名为《红楼梦》，不是说“其叔脂砚斋'把此书改名为《红楼梦》.那么这个情况同《红楼梦》书中所记载的“曹雪芹题名为《金陵十二钗》”就有一定的矛盾。这是什么情况呢？应该就是一个被直接压缩的历史，其参考的说法说到底还是来源于程伟元写的序言和引言。后文“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也是。这是绝对抄录而来而未做任何详究。程伟元序言“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和引言“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时间是从“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程伟元刻印最早是在1791年，“三十余年”是约在1760年左右。则最接近的《红楼梦》来源迹象是到此为止。此情形同历史真实情况是合乎节拍的。

“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这是在刊印本发行后的《红楼梦》经世情况，旁支衍生的文学作品一时纷纷出笼，多的不可胜数。例如孔昭虔(1775~1835，字元敬，号荃溪，孔广森之子)的杂剧《葬花》（嘉庆元年丙辰(1796)。 仲振奎(1749～1811,字春龙,号云涧,别号红豆村樵、花史氏 )的《红楼梦传奇》32出（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等等。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裕瑞推测“雪芹”是字或者是号，不是名。这个还是有依据的，古代人一般避讳人的大名。

“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听说自己前辈的姻亲曾经同曹雪芹交往亲密。

“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这个体貌特征同敦诚敦敏和张宜泉所认识的曹雪芹显然不是一个人的特征，为人健谈倒是有点相像。反正是“耳食之言”，不一定是真的，也无法作为有效依据。

“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袁简斋，即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这个内容的理解唯一来源点是富察明义和袁枚自己说的。

“平郡王府姻戚”，平郡王府，就是讷尔苏（或写为纳尔素，那尔苏）（1690年10月12日（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十一）－1740年10月25日（乾隆五年九月初五）），满洲爱新觉罗氏。克勤郡王岳托后裔，平悼郡王讷尔福长子，第四任平郡王（清初八位铁帽子王之一）（1701年－1726年）。 康熙四十年（1701年），其父讷尔福逝世后，袭封为平郡王。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讷尔苏跟从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军收复西藏，其后驻守博罗和硕，再移军至古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摄任大将军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回京。雍正四年（1726年），因贪婪之罪，遭削去爵位，由其长子福彭袭封平郡王爵位。乾隆五年（1740年）逝世。依照郡王品级殡葬。 嫡福晋曹佳氏就是曹寅的长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裕瑞确实根据袁枚的说法到富察明义做过一番推测思考。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从富察明义而来的路线。不过这同敦诚敦敏所认识的曹雪芹并无任何瓜葛关系。那么，富察明义所看到的庚辰本《红楼梦》这个手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唯一的来源就是曹寅的长女曹佳氏手里流出。曹寅嫁女的时候，曹佳氏从曹寅的手里誊抄了一部带到了北京。萧奭的《永宪录续编》：“（曹）頫之祖□□与伯寅，相继为织造将四十年。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及卒，子颙嗣其职，颙又卒，令頫补其缺，以养两世孀妇。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恻然。” 据有人考证，小女儿衮布扎布做了次妃。

衮布扎布（约1670～1750）出生于乌珠穆沁右翼旗亲王苏达尼之弟、协理台吉敖达利家。 衮布扎布精通蒙、藏、印度、满、汉文，是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和翻译家。 约1710～1740年，衮布扎布在北京西夏文学校任总管期间，编写蒙古史书《恒河之流》和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同时培养翻译人才。蒙古史文献中称他为“藏学首领安班”。 1737年，衮布扎布同毕力衮达来、阿毕达等合作编写的翻译《丹珠尔》的工具书《印藏语简明经书》刻印出版，1741年出版翻译《丹珠尔》的标准辞典《智慧之鉴》时，《印藏语简明经书》成为其序言部分，后人称之为《衮布扎布辞典》。1742～1749年间，清政府主持翻译《丹珠尔》经书时，衮布扎布是主笔。他把藏文的《画神像指南》译成汉文，编入汉文的《丹珠尔》经书中。 此外，他还用汉文翻译《唐僧传记》，编写梵文字母图书，并注解与梵文字母同音的藏蒙字母，自编藏文语法图书，供教学使用。 衮布扎布是我国较早提出翻译理论的人，他在《印藏语简明经书》中提出“文雅、意全、通顺”等翻译的基本标准比严复的“信、达、雅”早160年。 衮布扎布一生博学多识，他除研究历史、翻译理论外，还研究中国佛教及医药学，着有《中国佛教流传史》、《医药配方》等。 约1750年，衮布扎布病故。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春，曹寅遣嫁次女，谋移婿居，并遣连生（连生即曹顺）上京当差。 二月八日曹寅的奏折云：“再梁九功传旨。伏蒙圣谕谆切，臣钦此钦遵。臣愚以为皇上左右侍卫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远，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庄田奴仆，为永远之计。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当差，送女同往，则臣男女之事毕矣。兴言及此，皆蒙主恩浩荡所至，不胜感仰涕零。” 曹寅的次女当时并非是远嫁，嫁给衮布扎布，仍然住在北京。衮布扎布的第一王妃则是努尔哈赤玄孙奉国将军威塞第五女封乡君，称为仪宾。蒙府本的《石头记》最早来源也就是曹寅的次女手中流出。

《红楼梦》手抄本从曹寅手中流出到北京，唯一的途径就是他的二个女儿，舍此无外。那么，裕瑞所说的“平郡王府姻戚”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且这个说法在宗室文人小圈子里一直存在，或许后来为了掩人耳目，逐渐抛出转向了“明珠家事”之谈。

裕瑞至于“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等等这些说法，皆系听闻揣测而来，无非是风生水起之象，不足为据。裕瑞着重批判了程高本的后四十回的问题，认为“明明伪续本”“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甚至愤怒地指出：“此谓雪芹原书，其谁欺哉？四十回中似此恶劣者，多不胜指，余偶摘一二则论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