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云贵地区对古代“蛮人”有句谚语,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简单的理解,就是无论门阀士族,还是贩夫走卒,都可携带一把宝剑防身,游走江湖。如果将地点具体到盘江流域的今黔西南地区,从出土地点和发现数量的多少猜测,这种防身“宝剑”大概率会是“一字格青铜剑”。
一字格青铜剑 兴义市鲁屯镇柘围村出土
黔西南出土和发现的这种一字格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通高一般不超过30厘米;二是剑茎为中空圆柱形。束腰,顶端微张呈喇叭口。无剑首;三是剑茎纹饰主要有同心圆纹、S形连续半圆纹、粟纹、云纹、涡轮纹和编绳纹等;四是一字型剑格立面扁窄,并且相对较长,剑格长通常更有利于护手;五是剑身纹饰通常为阴刻,由两个大的涡轮纹分叉为羊角状,间饰蕉叶纹、编绳纹和数个小涡轮纹等,整体造型酷似一根箭的尾翼,暂定名为“箭羽纹”或“箭尾纹”。这种纹饰兼有剑的血槽作用。槽后起剑脊,用于增强剑身强度;六是剑身基部较宽,斜下至中部后,剑刃凸起,向下再微收微凸,最后锐收成锋。十分锋利,实战中具备较强的杀伤力。黔西南的这种一字格剑,尽管和滇文化的一字格剑在纹饰、刃的幅度等方面略有区别,但从滇文化大量出土的情况看,其源头应该就是今天的滇池地区。并且,从滇池地区一路向东的陆良、师宗、罗平一带,近年来也出土有大量的一字格剑。
剑身纹饰 安龙县新安镇招堤村魁星山岩洞出土
黔西南的一字格剑来源于滇文化,但并非就不是本土“转型”制造。1980年,普安青山战国至西汉的铜鼓山遗址,出土一件残损的陶质剑茎内模,就是制造青铜剑茎的工具。通高5.7厘米,径3厘米。其上纹饰主要有S形连续半圆纹、同心圆纹、粟纹和看上去乱糟糟的编绳纹等。三年后的1983年,在安龙县新安镇招堤村魁星山岩洞中,出土一把一字格剑,通高26.7厘米,茎长7.5厘米,一字格(一头微曲略残)长13.6厘米。该剑的剑茎纹饰与铜鼓山遗址剑茎内模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因为用于铸造青铜剑的陶模和陶范,均为一次性使用,一剑一模一范,在完成青铜浇注后,需要毁掉模和范,才能将其内的铜剑提取。故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尽管二者纹饰微有偏差,安龙这把一字格剑板上钉钉,就是本土制造。当然,还远不止这一例,兴义市郑屯镇枇芭湾、鲁屯镇柘围村、顶效镇绿荫村大寨先后出土的三把一字格剑,也是类似纹饰。此外,铜鼓山遗址本身也出土有一件实物,其实物的剑茎纹饰与这件剑茎内模的纹饰也是大同小异,区别不大。
陶质剑茎内模 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
黔西南的这些一字格剑,有两个特征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剑柄上比较凌乱的编绳纹。顾名思义,编绳纹就像用草绳编住剑茎的样子。这是因为,早期的青铜剑多是扁平茎,使用时容易伤手,这就需要使用草绳或皮革缠绕剑茎,以便握持时能够护手和防滑。有时,为了增加杀伤半径,需要加长剑柄,这就需要使用两块木片或竹片上下夹住剑茎,再拴绑固定,以增加剑柄的长度。这种纹饰的由来,大概率是仿制了这种早期缠绕拴绑剑茎所呈现出来的图像。
剑茎 安龙县新安镇招堤村魁星山岩洞出土
此外,无一例外,黔西南的这些一字格剑的剑茎上,均有穿孔,一个或两个,位置也不固定。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固定后期需要增加的木柄,作为木柄与剑柄加固连接的栓孔使用。但这种观点有两个疑点。一是加柄之后,整剑使用时的力量会大大减弱,因为这些剑的剑柄本身并不短,与剑身的比例协调,使用时受力也非常合适,完全没有必要把柄加长。二是在这些圆柱形中空的剑茎中,没有发现残存木屑和加塞木柄的痕迹。
一字格青铜剑 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
《左传》中记录了一个鲁国世袭贵族臧武仲“赏盗缉盗”的典故,说是要赏赐盗贼“衣裳剑带”,就是赏赐衣服和剑带。《后汉书·虞延传》中,也有赏赐“钱及剑带”后佩刀还乡的记载。这说明我国使用剑带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佩剑形象中,其中就有佩带一字格剑的人物形象,其佩带方式,就是通过一条专门的剑带,将剑佩于腰间。故笔者大胆猜测,这些剑茎上的穿孔,极有可能是专门用来拴系剑带,或将铜剑拴系悬吊腰间使用。如果猜测成立,那黔西南的这种一字格剑,就是古人专用于近身肉搏的短兵利器。“荆轲刺秦,图穷匕见”,剑要小才能做到。黔西南一字格剑的特点亦是如此,便于“匿剑藏身”,隐蔽性强。虽然杀伤半径小,但杀伤力度大。
云南石寨山出土佩剑人俑 图片来源: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
(撰文: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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