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杨朱思想影响极广，战国时大思想家孟子在其著作中提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极言当时杨朱、墨翟思想传播广泛。
孟子将其所处时代的各种学说言论按杨、墨归类，“不归杨则归墨”，非杨即墨，可见先秦时期杨、墨学说之盛。
时至今日，墨子的学说诸如“兼爱”、“非攻”等，仍为许多人所知，而提起杨朱，不少人会感到陌生，甚至没听过此人姓名，更不用提思想学说了。
杨朱是谁？思想学说又是如何？先秦时他能与墨子并驾齐驱，为何今日却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呢？
杨朱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仅能从其他典籍中了解他的思想生平。对于杨朱是否确有其人，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
近代前对杨朱的存在几乎没有异议，孟子、庄子、韩非子在著作中都提过杨朱，有称杨朱、杨子、杨氏、阳子居等等，可见先秦两汉时期对杨朱的存在是肯定的。汉代后也少有异议。
但至近代，日本学者久保天随和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力主杨朱即庄子，蔡先生认为“所谓杨朱，实即庄周。古音'庄’与'杨’、'周’与'朱’俱相近，如荀卿之亦作孙卿也。
”举例荀卿与孙卿，从音韵学角度论证杨子与庄子为同一人，引起学界热烈讨论。
小编认为，杨朱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与庄子非一人。缘由有四。
第一，据西汉文学家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记叙的庄子，可知庄子确有其人，未出现与他人混淆之说。加上司马迁著史以谨严称，故可信；
第二，当代音韵学专家学者唐钺从音韵学角度对蔡元培先生的学说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他认为“古音'庄’与'杨’韵虽同而声纽则异，'朱’与'周’声纽虽同（古音同属端母）而韵则异。”
唐钺先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极深，较蔡元培先生之说更为可信；
第三，西汉后荀卿作孙卿是因避讳汉宣帝字“询”，蔡元培先生忽略了这一点；
第四，庄子在其著作中对杨朱多有批评。
由此看来，杨朱应在庄子之前，两人非同一人。杨朱与庄子同是先秦时期道家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具有相通性和传承性。
杨朱籍贯和生活年代没有确切说法，有宋秦卫鲁多种猜测，年代多认为与孟子同时。
杨朱生活的年代，上限至公元前630年，下限可至公元前440年，近人多认为“杨朱行辈较孟轲惠施略同时而稍前”，杨朱的排行辈分与孟子同时，稍微靠前。
《庄子》中提到杨朱曾受教于老子，《孟子》举杨、墨，从未言墨、杨。近代学者郭沫若分析《孟子》、《庄子》认为，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年龄大概略少于孔子，略长于墨子。这个说法为大多数人接受，也是最为可信的。
先秦时杨朱虽思想盛极一时，但由于没有著作流传至今，我们只能从其他典籍了解他的思想为人。
不同的人对杨朱思想的理解也会产生差异，不免带有主观因素，因此杨朱思想没有固定说法，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见解。
据相关文献记载，杨朱思想主旨为“为我”、“重生”、“贵己”，小编将通过三者辨析，尝试还原先秦时期杨朱思想面貌。
第一，为我。战国时期著作《孟子》概括杨朱思想，“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意思是说杨朱主张“为我”，拔下自己身上一根毫毛就能有利于天下，他也不做。
“为我”只“我”是目的，如《诗经》“何求为我，以戾庶正。”孟子同时认为墨家的“兼爱”与杨朱“为我”是两个极端。
“兼爱”即兼爱天下，为别人要像为自己一样。
同时墨子也尚“利”，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说“兼爱”实为“兼利”。
从这个方面来说，杨朱的“为我”也有“自爱”、“自利”之意。
由此墨子的“兼爱”可概括为“爱人”、“利人”，杨朱的“为我”可概括为“爱己”、“利己”。
孟子从“爱”的角度出发，对墨翟和杨朱的思想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一味“爱人”或“爱己”是极端表现，应“执中而权”。
第二，“重生”。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显学》记载：“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
”其中“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即不因为天下的利益轻易损害自身分毫，可以看出这也是杨朱的观点。
“轻物重生”是说看轻外物，重视生命，在杨朱看来，天下乃身外之物，只有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韩非对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也持批判态度，他从国家角度出发，认为君主如果重视“轻物重生”之士，天下百姓皆从，不参加辛勤劳作和危险战事，国家只会走向衰亡。
第三，“贵己”。秦国相邦吕不韦集合门客们编撰的《吕氏春秋·不二》中记载“阳生贵己”，此处“阳生”即为杨朱，但《不二》没有对“贵己”作确切解释，我们可以从《重己》理解。
《重己》载，“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生命对我来说是最大利益，所以生命是我的最爱，天子、富贵名利都不如生命重要，由此又可推演到“轻物重生”。
因此，杨朱的“贵己”可理解为“贵己之生”，也就是看重自己的生命。
从“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的逻辑来看，作者是从“为我”推出身外之物皆“轻”，即“轻物重生”，又从“为我”落到对生命的重视，即“贵己”，这就实现了对杨朱三种思想主旨的统一。
概括来看，先秦思想界关于杨朱思想主旨主要有“为我”“贵己”“轻物重生”等理解，但冲突主要在孟子所讲的“为我”和韩非所讲的“轻物重生”之间。
在孟子所生活的时代，杨朱的“为我”思想与墨家的“兼爱”思想广泛流传于思想界，可以说，流传中的杨朱思想以“为我”为主流。
因为孟子的批评，“为我”的方面更加突出，招致更多责难，之后的杨朱后学回应类似孟子对杨朱学派的批评，对杨朱思想主旨重新进行解释时着重发展和宣扬“轻物重生”的一面。
因此，在韩非生活的时代，流传中的杨朱思想应以“轻物重生”为主流。
战国时期孟子、韩非等人都对杨朱思想提出很多批评，后世也多认为杨朱思想是自私自利之说。
但从整体来看，杨朱思想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他将个体生命放在首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天下之事也饱含热情，可以说是“个性而团体，以整理社会”。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这个愿望难以实现，只能将精力投入到个体生命上，以求不为名利所累。
今日再看杨朱思想，除“自私自利”外，更多的是对生命的重视，“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珍视生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杨朱对生命个体的重视较老子更为突出，这种思想一是极易产生离世、厌世的倾向；二则是易走向“享乐”“纵欲”之路，这两种结果在先秦诸子散文对杨朱学说较为常见，这也是杨朱思想走向衰亡最主要的原因。
杨朱思想的失传，首先在于孟子、韩非子等人不遗余力的强烈批判，当世人也普遍这样认为，少有人看到杨朱思想的可取之处，因此逐渐被时代淘汰。
其次，杨朱思想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对群体的过度轻视导致个体与群体的分离，没有处理好两者的互动关系，而人从来都是群居动物，这是杨朱学说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再次，战国时期，时局动荡，社会黑暗，人们绝望之时非常容易走向纵欲享乐之路，实际上这是杨朱“贵己”思想的反面，是对个体生命的唾弃。
但由于当时正处在黑暗绝望的社会背景下，杨朱后学之流很自然地将杨朱思想带向这条相反之路，更是加快了杨朱学派的衰亡。
杨朱思想由极盛走向衰落，但没有完全消失。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年代，《孟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等等极富盛名的著作都对其进行辩论研究，可见当时盛况。
虽然没有系统的著作流传下来，我们仍能从古典文献当中得到杨朱思想的轮廓，窥得古人对生命的见解，并能从中发现于当今世人有益的部分。
杨朱思想从未失传，他在古代灿烂，在今日仍是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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