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发展及土地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加之耕牛的普遍使用,以及水利程的兴修和整治,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铁制农具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铁制农具的迅速推广,提高了垦荒能力,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发,深耕细作,推动了农业的迅猛发展。
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农民对私田种植的积极性为之增高,相反对公田(诸侯公族之田)耕作的兴趣不大,正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载:“不肯尽力于公田”,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田莠草丛生,无人管理。《国语·周语》记载了周定王时,王室的使者途经陈国时,看到“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即“田在草间,庄稼熟了丢在田里没有人收割,碾打的谷场废弃,未得整修”,一派公田衰落的情景。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已经出现,打破了西周以来的“井田制”、“田里不鬻”的状况。“公田不治”,直接影响了依靠公田收获租税的剥削方法,改为实行“履亩而税”的土地制度。谓“履亩而税”,就是不再区分公田与私田,而是丈量全部土地,按照实有耕地数量加以征税。
陈国也实行了“赋封田”的赋税改革。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是说陈国司徒辕颂,对封邑内的土地征税,用来作为陈哀公女儿的陪嫁,多余的税款却被他为自己铸造了青铜器,因而遭到国人的驱逐,离开了陈国。
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促使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陈国之地盛产桑麻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重要特点,种桑养蚕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丝的国家。据刘恕《贫冶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治丝茧以供衣服”之记载推测,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懂得利用蚕丝了。《尚书》记载,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栽桑养蚕活动,商代甲骨文中有“桑”、“蚕”、“丝”、“帛”等字,说明采桑养蚕已是商、周时期的重要农事。公元前的古希腊著作中,把中国称作“蚕丝之国”。可见中国养蚕和织丝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影响之广远。
商代时期,甲骨文就有桑、蚕、丝、帛等象形文字
桑为我国原产植物,自古人们就以桑叶饲蚕,在《易经》、《诗经》、《礼记》诸书中就有许多言桑之事,如《礼记·祭义》中,“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即天子诸侯必兴办此道。由此可知我国提倡种桑养蚕,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形成礼制,直至清代尤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栽桑养蚕已普及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尤其是齐、鲁、宋、陈、卫等诸侯国蚕桑和丝织业极为盛,包括今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有着大面积的桑林区,说明我国的蚕桑业源于中原,植桑、养蚕、制丝、织绸一系列的生产活动,当然也以北方最为发达。
桑的品种颇多,元代王祯《农书》记载:“不可遍举,世所名者,荆桑、鲁桑也。'陈地处在荆、鲁之间,两种兼而有之,并且还有一种育蚕的祚树。《诗经·陈风东门之扮》篇中有“东门之粉,宛丘之栩”。“宛丘”即陈,“栩”即祚树。
宋·佚名《采桑图》
1991年版《淮阳县志》“农业”卷中,记有“境内栽桑养蚕历史悠久”之句。经查阅有关资料,得知西周至春秋之际的陈国,栽桑养蚕颇为盛行。反映淮阳人文历史的成语典故《巧穿九曲明珠》篇中有,孔子游陈期间,曾与弟子颜回于泄村旁的桑园里,巧遇一位采桑女,并与之对话,后以采桑女的智慧,解决了丝线穿珠的难题。再如《秋胡戏妻》的典故中也记有秋胡妻罗芝兰采桑的情节。由此近年来淮阳城周围的考古发掘,在南坛湖区一座墓葬中出土有春秋时的青铜蚕,形态逼真,可能是陈公室用来礼蚕的祭祀物,由此可证春秋之际的陈地栽菜蚕丝业的盛行。
[春秋]形态逼真的真铜蚕
(淮阳南坛湖出土 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古代中国不仅栽桑养蚕活动兴盛,而且从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有纤维细致、经纬分明的苎麻布。这表明距今47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开始种植苎麻,并织布缝衣了。时至春秋时代的植麻编织业在商周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编织技术的提高,纺织业的发展,对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麻布已是当时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生活中主要的穿着衣料。麻的加工成为人们的主要副业,其工序有沤制、剥皮、漂洗、梳理等。将麻织成布,首先要将麻脱胶,以提取矛韧的纤维,然后才能将其搓绳及纺纱织布,以苎麻所织的布凉爽透气,称之夏布。关于苎麻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陈风·东门之池》篇,其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纻(苎)”之诗句。
春秋之际的陈地盛产大麻与芒麻,说明陈地经济作物种植及农副业、手工业已相当发达。丝麻业的兴盛满足了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我国的苎麻很早传人到日本,18世纪传入英国,被称为“中国草”,之后传入法、美等国以及非洲等地种植。现在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苎麻生产国,苎麻产品行销中外。
《诗经·陈风》书影
三、铁工业与铁器
春秋时期我国由青铜器时代逐步进入到铁器时代,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对春秋时期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铁器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尖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实质性变革,为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打下了基础,铁制农具开始在农业生产中运用与推广,并被广泛以用于水利工程、军事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域,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面发展,铁器铸造成为春秋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春秋早、中、晚时期的铁器,包括武器、农具、礼器和日常用具。早期的铁器仅见于西北及中原地区,中晚期的铁器已遍布南北东西各区,尤以南方出土较多。陈国地处中原,又邻楚、吴,当是铁器主要生产地之一。铁器的冶炼工艺大致分为3种:早期的铁制品用锻冶法,即将生铁加热锻打制成所需器具;为增强铁的强度和韧性,采用高温热反复锻打处理,去除杂质,制成好钢,如剑;由铁矿石熔化成液体,直接浇铸成型,即生铁,也称铸铁。经历相当长的锻铁冶炼发展过程后,人们又发现将铁水浇铸到事先做好的模具中,则可直接制成各种铸铁器,如鼎。我国出现人工冶铁在春秋早期,而到春秋晚期才出现生铁铸器。它的出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大量生产和铸造复杂的器型成为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提高了劳动效率
具体到陈地及其周边近邻,春秋之际的铁器及冶铁遗址的发现及史料记述如:陈国的近邻今扶沟古城出土有春秋时期的农具铁䦆。说明其锻铁农具在陈国一带也得到应用。陈楚故城城墙中也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铁器,特别是淮阳马鞍冢楚墓陪葬车马坑中出土的四轮熏炉,再如陈国驸庸沈国即今淮阳东南近邻沈丘之地,有铁器出土。说明当时的铸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在陈国辖域今商水阳城还发现有冶铁遗迹。
另从宋代诗人苏轼《题铁墓厄台》诗序中,及《淮阳县志》记载中,可了解到陈国开国君主陈胡公墓为“铁冶铸成”,或“铁锢之”。胡公是西周初年之人,那时冶铸技术还没有出无见,因此其棺椁不大可能为铁铸成。然而至春秋之际,陈国3次被楚所灭,胡公墓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其子孙为敬奉先祖用当时已出现的最为坚固的铁质材料加固之,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战国]四轮铁熏炉(淮阳平粮台12号楚墓出土)
四、商业与城市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日益增加,交换频繁,促进了华夏大地商业的发展。
春秋中后期的陈国,政治、经济生活受楚的影响颇深,楚民中商人地位突出,买卖之所的“市”场得以兴旺。《孔子家语·致思》及《说苑·贵德》对陈国市场均有记载:孔子在陈时,一天到郊外游玩,遇见一渔夫,两人交谈偷快,临别时渔夫要送鱼给孔子,孔子不肯收。渔夫说:“天热市场远,怕鱼腐烂变质,不如送给君子。”孔子见渔夫如此实在,作揖致谢便收下了。此说明陈城有市场。
《孔子家语》书影
对陈国的市场,《诗经·陈风》中《东门之枌》篇有“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织其麻,市也婆娑”之句。是说,大夫子仲家的女儿,不在家织纺,却在市场翩翩起舞。说明陈城市场宽敞,人群往来无拘,热闹非凡。关于陈之商人,据《左传·宣公》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随武子说“昔岁入陈,……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此可知陈地商者勤勉,商业兴旺。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城市的兴起。春秋之际,涌现一批繁华城市,陈即是春秋之际的重要城市之一。陈,历史悠久,地处中原腹地,为南北交通要冲,进人春秋后期,处于南、北、东文化走廊的陈,既是政治、文化的都地,又是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联系的纽带。
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引起货币的改革。夏、商时期,商品交换通行的货币是贝壳,1998年淮阳东邻县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贝币近千枚,这是陈地商业发展的印证。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铜铸币,春秋晚期已大量使用,其时,还出现有金饼、金版等货币。
战国银布币
战国时期,特别至晚期,即陈为楚国都城之际,大量开采黄金与白银。如,淮阳东关出土有“郢爰”金版。再如,淮阳西北近临扶沟的曲洧故城为当时楚北方要邑,1974年在其古城村发现一处楚金银币窖藏,藏有银布币18块,部分银币背面有刻文“五”字;金币共392块,其中金版195块,金饼197块。部分金饼底面有“上”、“大吉”、“木”、“六”等字样。金版钤印“郢爰”、“陈爰”等字样。
扶沟曲洧古城,位于鄢陵与陈之间。曲洧古城村在春秋时属郑,韩灭郑,其地属韩。战国晚期,为楚所占属楚,鄢陵亦属楚,陈城为楚的都城。曲洧古城货币的发现,说明三地间货币的流通,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
曲洧古城出土的银币,为我国首次发现,是现今所知最早的银币实物。金版郢爰,出现于战国中期,而陈爰则始于战国晚期。这批货币为楚都陈时所发行,流通于世。表明当时商业是以陈地为中心,呈现出经济的繁荣之势。
扶沟古城村楚国金银币窖藏出土的郢爰
淮阳出土铸有“即墨之法化”五字的刀币及大量的蚁鼻钱。关于“即墨”,1991年版《淮阳县志》“文物卷”未作诠释。即墨,俗称“朱毛城”,属齐邑,为战国时齐国兼并莱国时所建(今山东平度境)。刀币及蚁鼻钱的发现,可证实战国之际陈与即墨两地有着商业往来。
颇具巫风的楚币“蚁鼻钱”,亦称铜贝币。战国时期,在楚国地区乃至列国间广泛流行,为流通时间较长的一种货币。铜贝币,可能是古代铜铸贝钱的高级形态,也是最终的形式。其仿照海贝铸成,正面凸起,铸有文字,最常见的一种似古文的“贝”字,像人的脸面,俗称“鬼脸钱”。又因钱上的文字像蚂蚁,钱下有细小的“鼻孔”,所以合称为“蚁鼻钱”。
陈城地处南北东西枢纽,交通便利,成为当时商业贸易的中心。陈作为商品集散地,楚国由这里将木材、水产等特产往北源源不断运送至中原各国;齐鲁海滨的食盐、陶器等物品也由这里不断输人荆楚之地。不仅华夏内陆相互交往,而且东西方也开始有了物产交流。淮阳平粮台楚墓中,出土有琉璃(原始玻璃)珠。琉璃,也称“料器”,其主要品种有璧、珠、管、剑饰等。据学者考证琉璃原产于大秦(东罗马),而后由西亚传人中国,首先由楚人吸收了西方琉璃的长处,生产出具有工艺特色的楚国琉璃,成为先秦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料珠的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琉璃制品的发展提供了线索。
战国时期货币流通示意图
有关琉璃,在陈地至今还流传着“孔子巧穿九曲明珠”的故事,故事的真伪如何且不谈,然“九曲明珠”当如上述所说的淮阳平粮台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珠。
五、交通邮驿
春秋时期的交通事业,如交通区域的开拓,道路馆邮制度的建立,人工河渠的开凿,都在这一时期有了发展。
有关陈地道路和馆驿的设置,可从《国语·周语》《单襄公论陈必亡》篇中得知一个侧面,前文多有涉及,此不多作赘述。
《水经注》书影
春秋战国时期陈地开辟的沟渠,有春秋时期陈大夫佗倡导所开的“陈佗沟”(一说即今淮阳城北枯河),位于城北十里,上承安仁沟,主要是用来排涝与灌溉。直正与交通有密切关系的,首推“鸿沟”。根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说,鸿沟始自荥阳,引黄河济水,东流,过中牟,经开封境又东南流经扶沟、西华,至淮阳(陈)境,分二支:一支在沈丘入颖水(沙河),再由颍水至安徽凤台入淮河;另一支,经鹿邑流向安徽太和、城父、怀远,南入淮河。
《史记·河渠书》说:鸿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之间,鸿沟与济、汝、淮、泗水相会,为战国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对于南北之地的水路沟通贡献巨大 。
淮阳城北的枯河,据考证为春秋时期陈国大夫陈佗所开凿,故又名“陈佗沟”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陈地的邮驿,周建山先生主编的《周口历史文化通览·历史卷》中有阐述:古代的邮驿,人们主要是用人力和畜力传输军令或政令。陈地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西周时陈国大道设驲,传递文书信息。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又修巩了通行战车的道路,沿涂设立“驲置”,即驿站。陈国经郑国至京都洛邑置驿路,为当时主要驿路之一,并在境内(今西华)设烽火台一处。驿站配有专用车马,分别称为“日”和“遽”。
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分“大车”与“小车”。驾马、车厢小的叫“马车”,亦叫“轻车”或“戎车”,除用来作为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是用于战争。春秋时期由于车战的频繁,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陈国曾被称为“千乘之国”。孔子周游列国,其陈国弟子公良孺曾以私家车五辆从孔子由陈往卫,即是这种马车。驾车,车厢大的叫“大车”亦称“牛车”,适于土路行驶,被作为“平地运载之具”,故又被称为“太平车”,一直使用至20世纪中叶オ被淘汰。说明陈地畜力运输由来已久。
太平车(现藏淮阳陈楚古街民俗博物馆)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交通的开发,必会便利于各国间的商业往来,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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