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长孺（1911-1994）
历史学家，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
盡人皆知，九品中正制是爲士族服務的，通過這種制度保證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我們在前一篇文中，曾經提到東漢以來培養滋長的大姓、名士是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但決不是所有漢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晉時成爲士族，也不是出於單家就都像吴質那樣，鄉里“不與之士名”。漢末在政治上最活躍的大姓、名士是所謂“黨人”，我們看到很多權威人物，後來對他們的家族地位並無影響。潁川的荀、陳、鍾三家固然出於黨人名士，但黨人中有極高威望的李膺、杜密卻後嗣無聞。陳蕃、竇武、劉淑號稱“三君”，三家都没有在魏晉士族中佔一席地。“汝潁（泛指豫州）固多奇士”[1]，汝南的陳蕃、范滂那樣高的聲望，而晉代的汝南高門卻是周氏[2]。滎陽鄭氏爲鄭泰同族及其後裔，魏晉至唐是第一流高門；陳留蔡氏應當爲蔡邕同族，也是東晉以下的僑姓高門[3]，而《黨錮傳》中人士如陳留夏馥，汝南蔡衍、陳翔，潁川賈彪等的家族卻不見記載。事實很清楚，潁川那麼多大名士，祇有荀、陳、鍾和拔自卑微的庾氏成爲士族（見後），無非由於這幾家魏晉時子孫貴顯，汝南周氏和陳留蔡氏也是曹魏達官，特别東晉時周顗弟兄及蔡謨位高名重。這種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說明魏代在漢末大姓、名士中選拔統治者需要的人才，漢末大姓、名士是魏晉士族的基礎，而士族形成在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保證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實質上就是保證當朝顯貴的世襲特權，因而魏晉顯貴家族最有資格成爲士族。
中正品第人才根據德、才、家世三項，家世亦即所謂“簿閥”、“簿世”，在品第中所佔分量愈來愈重，終於成爲唯一的標準。晉以後人指責以門第舉人的很多，但是所據的門第是舊門楣還是新貴顯，晉代和後人的理解是有差别的[4]。魏晉所重者是父、祖官爵，時代懸隔的遠祖對於定品高低至少在魏晉時並無重大關係。簡單地說，中正考慮的主要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塚中枯骨”。有名的左思《詠史詩》：“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他所說的“世胄”也僅僅指魏晉公卿子弟而已。東漢時“四世三公”的袁氏，公卿將軍滿家的梁、竇、耿、鄧業已銷聲匿跡了。應該說，魏晉時其實並不輕視新貴，相反，定品的標準主要是新貴。晉代不少人指責選舉重家世，我們可以考查一下他們的議論。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劉寔，《晉書》卷四一《劉寔傳》載他所著《崇讓論》云：
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
劉寔這裏指出由於“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因此主選之吏就按兩種條件用人，一是根據資格次序，二是先用“勢家之子”。所謂“勢家之子”當然指當朝掌權人物的子弟。劉寔這篇文章主題是要求官員們推讓官職，論選舉之弊祇帶上幾句，没有詳述。本傳載此論在魏滅蜀後，泰始前，似當在魏威熙元、二年（264-265）間，但文中云“自魏代以來”，“自漢魏以來”，不似魏時所作，而應在晉初。劉寔没有直接提到中正定品與“勢家子”的關係，段灼十分清楚地指出了這點，《晉書》卷四八《段灼傳》，他取長假還鄉里，臨去上表陳事，其第二條云：
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即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
段灼此條先云“吴人不臣”，則上表應在太康滅吴前。他譴責尚書臺用人祇據中正品第，而被品爲上品的都是當朝顯貴的子孫昆弟，因而阻塞寒門貧士的上進之路。他所說的“公侯子孫、當塗昆弟”也即劉寔所說的“勢家之子”，中正定品，根據的是當前的政治地位，與前世無關。膾炙人口的劉毅論九品有八損疏，第一條就是譴責中正不公[5]，他說：
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連，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
值得注意的是劉毅譴責中正不公，除了愛憎之私和接受賄賂以外，更重要的是趨炎附勢，“高下逐强弱”，“隨世興衰”，勢衰就降下，勢盛即扶上，以致一人之身隨着家門盛衰而前後異狀。他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勢族”即劉寔所說的“勢家”，段灼所說的“公侯子孫，當塗昆弟”，所重的是個“勢”字。“勢族”和“世族”在當時雖有密切的關係，有時可以互通，但畢竟不是同義語。當然，即使在南北朝，同樣也存在門户興衰影響子弟宦途的情況，但這裏說的是中正定品，沈約在《宋書·恩倖傳》序中說“凡厥衣冠，莫非二品”，門户有盛衰，仕宦有升沉，但士族終究是士族，士族子弟定品一般不受家門盛衰的影響。而如劉毅所說，似乎即使士族高門，一旦失勢，中正就會使這一家的子弟降品。品之高低決定於一時權勢，而不是祖先名位。這裏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晉書》卷三三《何曾附子邵傳》：
邵初亡，袁粲弔岐（邵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
王銓的話正好與劉毅所說相應，祇是袁粲聽從王銓勸告，顧忌有人說他“畏强易弱”，没有把何岐降品而已，但也可知中正定品“隨世興衰”的情況是存在的。劉毅上疏後，衛瓘和司馬亮等也上疏論九品[6]，他說開始時“鄉邑清議，不拘爵位……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衛瓘指出九品中正制的流弊是“計資定品”，所云“計資”計的是門資，指當前官爵，所以說“唯以居位爲貴”，這是和上引諸人的議論一致的。《晉書》卷九二《文苑·王沈傳》載所作《釋時論》雖然不是直接譴責九品中正制，卻也議嘲按照門資的選舉，文云：
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横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秀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闔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蔬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謟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
王沈說天下紛争纔破格用人，不拘“門資之高卑”，他說晉代“上聖下明”云云都是議刺的話，實際上是說統治者苟且偷安，粉飾太平。於是在這種局面下公卿百官，世代承襲，貧賤之士無仕進之途。不難看出，所謂“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是“計門資”的結果，而西晉人講門資如前所舉都是和“論勢位”聯繫起來談的。
魏晉相承，政治上没有發生大動蕩，晉代開國助貴亦即曹魏功臣的子孫，這一點劉頌說得很清楚[7]。因此“計門資”是從曹魏計起的。漢代大姓、名士是曹魏選拔臣僚的基礎，其士族地位決定於某一家族在魏晉時的政治地位，特别是魏晉蟬連的政治地位。因爲最終決定於當時官位，因而在漢代算不上大姓，甚至出身卑微，祇要在魏晉時因某種機緣在政治上獲得一定地位，也得以上升，我們可以舉出一些家族爲例：
潁川庾氏是東晉最顯赫的士族之一，然而先世卻出身卑微。《後漢書》卷六八《郭太附庾乘傳》：
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座。
庾乘因受郭太識拔，纔能擺脫卑微的地位，但他“遊學官”不是當太學生，而是“爲諸生傭”，直到他學業有所成就，仍然自處卑微。據《晉書》卷五〇《庾峻傳》：“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巍，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三國志》卷一一《管寧傳》注引《庾氏譜》云：
巍字劭然，颖川人。子䨹，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巍弟遁（即道），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大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庾乘起自卑微，成爲名士，爲庾氏之成爲士族開闢了道路，但終於成爲士族並不決定於庾乘的“司徒辟、有道徵”，而決定於魏之太僕、晉之尚書、侍中、河南尹，而在士族中突出地爲江南僑姓第一流高門則決定於庾琛締姻皇室，庾亮弟兄以國戚先後執政。庾氏在漢代出身卑微，由於魏晉間官位蟬聯，成爲“盛門”。
比庾家更遲一些起來的單家寒門還有陽翟的褚氏。《晉書》卷九三《褚裒傳》：
（潁川陽翟人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
褚䂮在魏晉間爲縣吏，不免被鞭，類似張既、孫秀[8]。褚氏之列於士族，至早也在西晉初，卻也因褚裒連姻皇室，穆帝即位，爲太后之父，尊重莫比，成爲東晉、南朝第一流高門。
如前所述，潁川李膺、杜密身爲黨人領袖，名位顯赫，卻因子孫在魏晉没有人獲得必要的政治地位，潁川士族高門就數不上他們。甚至如趙儼、杜襲，可以算得曹魏功臣。《三國志》卷二三《趙儼傳》說他與荀彧、陳羣、辛毗齊名，人稱“荀、陳、辛、趙”，曹芳時官至司空，官位更爲顯赫，然而這兩家的子孫卻没有能在晉代蟬連官爵，以後也就在潁川不能和荀、陳等族並稱。庾、褚與趙、杜的顯晦，豈非正好證明劉寔以下諸人所說選舉以當時權勢爲斷麼？
如上所舉諸例，我們看到漢末大姓、名士有的在曹魏時就後嗣無聞，而曹魏時的士族有的又在晉代喪失了地位；我們也看到漢末甚至魏代還是單家寒門的家族，卻因子孫貴顯，“爲世盛門”。雖然我們涉及的祇有幾個家族，地區也祇限於潁川旁及河南，但這種升沉是普遍存在的。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單家變成大姓的例子。在《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文中，曾經引過《魏略》所記馮翊單家嚴幹、李義的事，二人自知難以和馮翊西部的冠族競争，分郡時設法都分到東部（仍名馮翊，西部爲左内史），因而得以“仕郡爲右職”，《晉書》卷六〇《牽秀傳》卻提到“馮翊大姓諸嚴”的活動。嚴幹並無很高官爵，祇因在本郡充當大吏，西晉末竟然被稱爲大姓了。
以上我們初步分析了西晉人關於選舉及中正品第的議論，考察了漢末魏晉一些大姓高門的升沉顯晦，企圖說明一個問題，即九品中正制保證了士族的世襲特權，而首先保證的是當代顯貴家族的世襲特權。可知列於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決定於“塚中枯骨”，而決定於眼前的權勢。
西晉以後，北方由於少數族内遷，情況較複雜，當另文討論，這裹祇考察東晉南朝的士族升降。士族制度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業已定型；皇朝更迭也像晉之代魏，政治上没有大動蕩，新朝公卿是從前朝繼承下來的，所以士族地位穩定，中正定品祇是例行公事，“士庶之間，實是天隔”，很少發生變化。這是個基本情況，但士族内部的高下序列仍有升降。上舉庚、褚兩族，雖然西晉時已列士族，其成爲高門甲姓卻都遲至東晉聯姻皇室之後。以後，庾氏受桓温、桓玄兩代的打擊，宋以後地位降低；褚氏卻因褚淡之兄弟和褚淵相繼爲宋齊佐命，煊赫一時。又如陳郡謝氏，誰都知道是與琅邪王氏並列的東晉南朝最高貴士族，然而晉宋間卻還有人對這一家的門第不太尊重。《世說新語·簡傲篇》：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户，篤而無禮。”
那時謝氏還被認爲是新出門户。又《宋書》卷六〇《荀伯子傳》：
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謂（王）弘曰：“天下膏梁，唯使君與下官耳。（謝）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荀伯子的門資源遠流長，遠承漢末荀淑，魏晉之間，位望極盛。東晉時荀氏已非昔比，而伯子還以“蔭籍之美”傲視後起的謝家，不免爲史所識。荀伯子的話表明荀、謝二家地位的升降，這種升降已與中正品第無關，但終究是一種升降。
南朝時期後起的新門是蘭陵蕭氏。《唐書》卷一九九《儒學·柳沖傳》記柳芳論士族云：“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吴姓，朱張顧陸爲大。”柳芳這個論斷的年限很不清楚。“朱張顧陸”是孫吴舊姓，東晉南朝朱氏不見有名人物，梁代朱异甚至自稱寒士[9]。僑姓中蕭氏始起，實因劉宋外戚，後來又是兩朝皇室，纔得與王、謝、袁並列。《宋書》卷七八《蕭思話傳》：“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孝懿皇后是劉裕繼母，劉裕出身微賤，按照當時婚配通例，他的繼母也一定出於寒門。蕭源之歷官至琅邪太守，從弟摹之官至丹陽尹，蕭思話“歷州十二，仗節監、都督九焉”，都是劉裕當國以後和宋朝的官；思話子惠開等又在宋齊時歷任大官。確可算得一門鼎盛，但同樣確實的是出自寒微。齊梁兩代的皇室是思話同宗，齊武帝蕭道成父承之，受到蕭源之、摹之的知遇，元嘉中蕭思話平漢中，承之是他的部將，梁武帝蕭衍父順之又是蕭道成的部將。蕭源之既然出自寒微，他的同族齊梁兩朝皇室當然也出於寒微。《南齊書》卷五二《文學·檀超傳》：
嘗與别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
檀超說得很清楚，蕭家是以劉宋外戚起家的，《蕭思話傳》也說他是“宗戚令望”。在宋代，蕭氏包括齊武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順之都是將家，以軍功顯，那時不過與高平檀氏相比，雖擠人士族，並非高門。齊梁兩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門第論。柳芳以蕭氏和王、謝、袁並列，恐怕實以梁陳以後蕭氏的地位爲斷。在南朝，出於寒微，以軍功顯達的人很多，但能列於士族的已不多，被稱爲高門、甲族的祇蕭氏一家而已。
上面我們論證了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晉，因而祇有在魏晉時獲得政治地位的家族纔有資格列於士族。西晉人譴責中正品第高下據當時權勢而定，中正所據的“門資”，實際上即當代的官爵。東晉南朝中正品第業已固定，沈約指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若干家族屬於“門地二品”，即按照門地理應二品，當前官爵的高低，權勢的大小和中正定品的關係並不像西晉那樣重要。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視當時官爵而定。我們在上面舉出謝、庾、褚、蕭四族爲例，說明這些家族在東晉南朝成爲第一流高門是和權重位尊（蕭氏更是皇室）有關的。
附帶提一下，聯姻皇室對於一些家族的地位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上面我們已經指出庾、褚在東晉時成爲甲族，蕭氏在宋代列於士族，其根源即在於聯姻皇室。誠然，甲族高門並不靠這個來維護門户，《梁書》卷二一《王峻傳》記王峻對梁始興王說：“臣太祖（即曾祖）是謝仁祖（謝尚）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户。”王竣的話固然不是虚辭，琅邪王氏確實不需要和皇室結姻，但不少士族卻正是藉“國婚”爲門户的。《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記高平檀珪與僧虔書，有云：
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與尚書，人地本縣，至於婚宦，不肯殊絶。
檀珪持以和王僧虔相比的“婚”就是聯姻皇室。當時門第高卑，婚姻是一項重要標準，從檀珪的話可以知道當時並不輕視“國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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