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陶业作为汉代手工业中重要的一个生产部门，在社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汉代墓葬出土的灰陶进行统计、分类，对汉代灰陶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由此可以对汉代陶器生产管理制度、陶器的生产水平、百姓生活等诸多方面提供大量的佐证。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汉代灰陶生产技术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著的《中国陶瓷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学·秦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等书。
这几本书对汉代陶器生产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宏观上的总结研究，但都比较简略。而其他如李文正所著《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分期和类型》、吕卓民所著《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咸阳的制陶业》、逢振镐所著《汉代山东制陶业的发展》的文章对汉代部分地区的灰陶生产进行的研究。
再有就是在《洛阳烧沟汉墓》、《西安龙首原汉墓》、《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等大量发掘报告或简报中，对所出陶器划分型式、判断陶器组合、进行分期，并对部分特征明显灰陶的制法、工艺等进行了介绍。从整理的汉代灰陶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到，汉代灰陶的生产技术有以下几大特点。
从陶器的烧成温度方面来看，据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对我国新石器时期至汉代的陶器标本进行的检测的结果，我国陶器的烧成温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为800——920℃之间。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其蛋壳陶的烧成温度不到1000℃，商周时期垣曲商城的泥质陶器烧成温度在800——900℃之间，而同时期北方军都山山戎的灰陶烧成温度则在600——700℃之间，秦代兵马俑的烧成温度为810——970℃。
汉时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大致在850——1000℃之间，平均烧成温度为920℃。由此可见从新石器到汉代，灰陶的烧成温度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高的趋势。通过汉代出土灰陶的部分发掘报告或简报中描述的情况，如陕西省咸阳秦宫建筑遗址的汉墓出土灰陶一般火候较高，颜色也较深。
167年的河南省洛阳唐寺门汉墓陶质松软，陶色为灰色或灰褐色；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出土灰陶大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山东省滕县柴胡店汉墓出土的绝大部分陶器火候很低，陶胎松软，有的几乎一碰即碎，除个别罐可能是实用器外，全是明器。
湖南省衡阳荆田村汉墓出土陶器中的泥质灰陶以硬陶居多，一般火候较高，多用于实用器；而红陶多为软陶，数量较少，这类陶质地疏松，浸水即碎。湖南省溆浦大江口汉墓出土泥质陶火候不高，易破碎；广东省广州市东北郊汉代木椁墓出土灰陶绝大多数为细泥陶，灰白色陶占多数，火候很高，胎质坚硬。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北郊汉墓出土陶器的陶土大都经过精选淘炼，胎质细腻、坚硬。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到，各地区出土的灰陶陶质有较大差异。但总的来说，西汉时期由于墓葬中主要随葬实用器，这些实用器都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般火候较高，颜色纯正、质地坚硬。
而西汉晚期开始，墓葬中随葬的低温铅釉陶和模型明器的数量增多，模型明器因为是专为随葬而烧制，要求不高，一般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容易破碎。从地域上看，陕西、河南等中原统治地区的灰陶烧成温度一般较高，陶质好；而北方接近草原地带和南方地区的灰陶烧成温度要相对低一些。
形成这种高烧成温度的原因，主要是陶窑制作技术的进步和窑工对陶窑环境的掌控能力的加强。从烧成气氛来看，汉代的灰陶普遍采用还原气氛烧成，与在氧化气氛下烧成的陶器相比，还原气氛下烧成的实用陶器在相同的烧成温度下火候充足、颜色纯正、质地坚硬，具有更高的强度，几乎是清一色的灰陶。而陶质明器一般火候较低，陶胎松软，陶色也不均匀，有的几乎一碰即碎。
我国的陶器制作工艺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了轮制法，到汉代快轮制法更是占据统治地位，这从汉代的考古报告及简报中就可以看到。例如167年的河南省洛阳唐寺门汉墓出土灰陶采用简单的轮制机械制成；河北邯郸龙城小区4座墓葬共出土泥质灰陶25件，判断均为轮制或模制而成，其中1件杯，“底部有轮旋痕迹”。
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出土灰陶除灶外均为轮制；山西朔县汉墓出土灰陶多数为轮制，足、耳多模贴；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墓出土灰陶的制法有轮制、模制和手制等；167年的山东省梁山东汉墓出土陶器轮制，兼有模制。
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出土陶器大部分为轮制，在器物的腹壁和器底留有清晰的轮旋痕迹；在禽畜的尾部和侍俑的底部留有模制的圆孔；手制的最少，仅见陶座上的小乐舞俑、动物及灶上小釜等；湖北荆州高台汉墓出土灰陶的制法以轮制为主，辅以少量的模制和手制。
湖南湘乡可心亭汉墓出土灰陶以轮制为主，器耳或钮为模制或手捏；湖南资兴汉墓出土灰陶的制法一般以轮制为主，足、耳、钮等为模制，勺、瓢为手制；湖南省耒阳市东汉墓出土灰陶制法以轮、模制为主，手制次之。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北郊汉墓出土陶器多数为轮制，也有模制；四川涪陵西汉墓出土灰陶器手制、轮制兼有。从以上报告或简报中有关汉代陶器制作工艺的介绍可以看到，整个汉代灰陶的制作工艺变化不是很大，只是在个别地区、个别时期略有差异。
随着汉代对陶器需求的急剧扩大，当时的制陶业已经成为商品生产，凡属圆形的陶器或陶器的圆形体部分普遍采用轮制的方法，在器物的腹壁或器底留有清晰的轮旋痕迹。在一些动物俑、人物俑的底部或陶器附属物的器足、耳、钮等部位留有模制的圆孔或模接缝的痕迹，模制法采用外模，并且有单模、合模之分。
手制的最少，主要见于一些小乐舞俑、动物俑或器耳、钮及其他小型模型明器上。但是在个别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灰陶的制法是以手制或模制为主的，如西汉早期湖北肖家山西汉墓出土灰陶制法多为手制和模制，火候较低，质地很差，器型制作不太规整。西汉晚期湖北宜昌前坪汉墓出土灰陶多使用模制法，制作较粗糙，陶器破损严重。
从考古出土的情况来看，汉代之前的陶器一般器形较小。而从秦代开始，陶器的器形逐渐增大，如秦兵马俑中的陶俑有的达到1米多高。而到了汉代，大型的陶器各地都有发现，如公元前175或前154年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陶瓮高70.4厘米、口径36厘米，陶盆口径45厘米，高24厘米，陶甑口径63厘米，高37厘米。
公元前168年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陶锺高41厘米、腹径43厘米，钫高38厘米；公元前113年的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陶壶高58厘米，陶瓮高62厘米，陶缸高74厘米，陶盆的口径达56.5厘米；公元前45年的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出土的陶钫高53.6—60厘米，陶瓮高84厘米。
公元7——14年的洛阳五女冢新莽墓出土的陶瓮高53厘米、折肩处最大径52厘米，陶仓高52厘米、腹径25厘米，陶案长53厘米、宽35厘米；公元70年的山东临淄金岭镇东汉齐王刘石墓出土的陶案长62厘米、宽44厘米，仓房长51.5厘米、高85厘米，陶楼通面阔135厘米、进深17厘米、通高37厘米。
公元90年的河北定县北庄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陶灶长69厘米、宽44厘米、高44厘米，陶井高60厘米、宽32厘米；101年山东济宁肖王庄汉任城孝王刘尚墓出土的陶案长66厘米、宽44厘米；公元133年陕西户县汉墓出土的陶瓮高50厘米、最大腹径52厘米；陶案长50厘米、宽36厘米。
公元166年后的陕西省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出土的陶仓房高56厘米，陶楼通高117厘米等。从这些出土大型陶器的墓葬来看，这些墓葬的规格一般较高，而且很多墓葬有确切的纪年，说明这些大型陶器是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是普通百姓所能享用的。毕竟这些体型硕大的陶器的制作难度是很大的，其成品率不会很高，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能用作随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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