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师（今称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不分满汉，但问旗民”。
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
隶属省府州县（即所谓民籍)者为民人，隶属八旗（即所谓旗籍）者为旗人。
后者又称“旗下人”、“在旗的”，他们不仅在行政隶属、权利义务、经济来源、政治地位、文化习俗等方面有别于民人，就连居住的地域（旗城、旗屯)、占有的土地（旗地），最初与民人也是泾渭分明的。
这样一来，旗人便成为清代社会中成分最集中、特点最鲜明、影响最强大的一个特殊人群。
清代旗人在地域分布上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在满洲“发祥之地”——东北地方驻防和屯居的旗人，通常称“关东旗人”（山海关以东的旗人）、“关外旗人”或“东北旗人”；
第二部分，在京师内城居住的旗人，清代称“禁旅八旗”，又称“京旗”（京师旗人）；
第三部分，在直隶各省和西北等边疆地区驻防的旗人，称“驻防八旗”，即“驻防旗人”。
在这三部分中，禁旅八旗居天下之中，拱卫皇辰，居重御轻，军事政治作用最为重要。
京旗人口约为其余两部分旗人的总和。因此，从人口上说，他们在整个旗人中也是举足轻重的。
满洲人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蒙古等族的政治精英，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洲统治者旨在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为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又赋予旗人种种特权。
清朝的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洲亲贵大臣。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洲贵族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参与议政的成员除宗室贵族亲王、贝勒、贝子外，还有满洲勋臣贵戚。
康熙初，满洲、蒙古八旗都统和各部尚书俱为议政大臣，唯汉军与汉人无权参与。
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们聚集皇宫中左门外会议。
时人谈迁记载说：
“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
体现出满洲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多尔衮摄政时，曾以内三院为六部之首，如明朝内阁之制。
大学士品级，满洲一品，汉人五品，满尊汉卑。世祖亲政以后，撤销内三院，以原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兼管各部事，正式改行内阁制。
内阁大学士表面上满、汉各半，实则汉大学士班列满大学士之次，不问政事。
崇德年间六部一度只设满尚书，顺治五年(1648)改行满汉尚书复职制，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官”。
康熙初年划一满汉官品级后，同样是满官权重，汉六部九卿只是奉行例行公事。
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很快成为决策中枢，不仅大学士无实权，即议政王大臣会议亦形同虚设，但满洲贵族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没有改变。
乾隆一朝，军机大臣备受恩眷，权重一时者多为满臣，前有傅恒，后有阿桂，两人领军机数十年，已逾乾隆朝一半以上。晚期和珅主其事，更无人及之。
满洲旗人在人数上远远少于人口众多的汉人，文化传统也与汉人大相径庭。
入关初期，许多满人不谙汉语汉文，对内陆情况隔膜无知，因此在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中，清廷始终处在一种两难选择：
既要吸引大批汉人参与政权建设，又要时时提防满人特权为汉臣所侵蚀，于是苦心孤诣地创立“分缺制”，以确保满人对中央和地方高级职务的专擅。
为此，将中央机构的职务即“缺分”（满语称“乌布”)全部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
在这六种官缺中，除汉缺外，均属旗人缺。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十三个中央机构中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二千零八十二个，其中属汉军和汉人的额缺三百二十五个，仅占其中的百分之十五点六。
其余额缺，大部分为满洲旗人和内务府包衣旗人占有。
对于地方官员，满洲统治者重视的是督、抚一级人选。
顺治四年（1647)至雍正十三年（1735)近九十年间，旗人任督、抚的共计七百七十人，其中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
督抚一级多用汉军旗人，主要是因为他们语言、习俗与汉人同，体现着“以汉治汉”的用意。
但到了乾、嘉年间，地方大吏也开始偏用满洲旗人。当时陕、甘、四川、云贵诸省督抚中，总督满人约占八缺，汉人占二三；巡抚缺满人为十之五六，汉人仅占六七。
至于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则由满人专任。
总之，就全国官员总数而言，汉人多于满人，但京城内外文武要缺，则满人多于汉人。因有满洲人只任六品以上官的成文，就保证了人数很少的满人集中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要职。
满洲贵族不但通过一定制度，将自己的政治特权固定下来，还采取措施，试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久保持下去。
对皇帝一族的宗室、觉罗（清制：清显祖塔克世以下支派称宗室，其疏者称觉罗)赐予封爵。
顺治十年(1653)定：
宗室封爵共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
乾隆年间增定封爵为十二等，即：
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其中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
清初宗室王公中的礼（初封代善）、睿（多尔衮）、郑（济尔哈朗)、庄（硕塞，初封承泽亲王，其子博果怿袭封时改号庄亲王)、豫（多铎）、肃（豪格）六亲王和顺承（勒克德浑)、克勤（岳讬）二郡王，皆开国时期建有大勋劳者，世袭不降封，俗称“铁帽子王”，世代承袭不替。
其余宗室王公封爵以世递降，至奉恩将军而止。
对旗人异姓功臣、贵戚也封以世爵，即所谓“八旗世爵”，分为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喇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
其中公、侯、伯为“超品”，位在正一品以上，各分为三等。
子爵为正一品，男爵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正三品，也分为一二三等。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不分等。清初规定：开创勋臣不论阶次，均世袭罔替，后改为降袭至恩骑尉而止。
宗室王公，在朝中多位居显要，其余贵族子弟依据地位高低世受高官显爵。关外时期，满洲王公各照爵秩领取庄田，并不支取俸银俸米。
入关后，清廷沿用明制，征收地丁银、杂税银、盐课、关税银。
顺治八年(1651)前后，国家岁入额赋仅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顺治末年增至二千四百万两。满洲统治者拥有聚敛来的巨额财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俸饷，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员。
宗室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岁俸银一万两，米一万斛（五千石），以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递减，最低一级奉恩将军，岁支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其余闲散宗室及龄(十六岁)以后，都有钱粮和赏银。
功臣外戚世爵中最高的一等公，岁俸银七百两，米三百五十石，以下递减至云骑尉，岁支银八十两，米四十石。
八旗官员中最高的都统，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最低的骁骑校岁俸银六十两，米三十石。
皇帝任意颁赠的银物往往超过固定收入。顺治五年(1648),顺治帝福临以宗室“贫乏”为由，赐给公瓦克达银六千两，固山贝子尚善等人各五千两；同年，以“奉太祖高皇帝配天”颁赏，亲王赐金一百两，银一万两，缎一百匹，以下至奉恩将军，银四十两。
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以“亲政”颁赏，和硕亲王银一万两，缎一百匹，以下至辅国公，银一千两，缎十匹；八月，加皇太后徽号，又赐和硕亲王银七千两，缎一百匹，以下至多罗贝勒，银一千七百两，缎二十匹。
皇帝颁赏的名目繁多，有“登极赏赉”、“亲政赏赉”、“万寿赏赉”、“徽号赏赉”、“配享赏赉”、“升拊赏赉”、“册立赏赉”等固定名义，以及随时即兴的特恩赏赉。
每次颁赏对象，上自宗室王公，满洲世爵公侯，下至大小臣工，九品官以上，无一遗漏。历次颁赏都要挥霍掉巨额财富。
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例赠约黄缎六千四百匹，银三十五万五千余两，竟以“户部告绌，赏未行”。
康熙年间，在京王以下满洲官员两季俸银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余两，汉官两季俸银仅三万七千九十四两。前者收入竟是后者的三十倍以上。这说明旗人的最大受益者还是满人。
满洲贵族官员年领粮，月领饷，并且利用职权获得大量财帛田地，成为清王朝统治阶层中最有权势的集团。
清朝入关初，满洲壮丁总共只有五万五千人，男女老幼全部加在一起，估计不过二三十万人，而他们面对的，则是人口上亿的汉人。
清廷欲维护自身统治，仅仅依靠少数满洲人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把“从龙入关”的旗人作为立国的“根本”，赋予他们相应特权。
清朝入关初，为了安置迁入关内的大批八旗王公、官兵，在近京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间，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总共圈占十六万六千余顷。被圈占的土地，总称“旗地”。
一部分由皇帝和王公贵族、官僚占有，建立庄园，另一部分仍按“计丁授田”原则，分给八旗人丁，作为负担兵役的“份地”。
对于满洲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的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赤裸裸地暴力掠夺。
在皇帝有土地上设立的为皇庄，又称内务府官庄，是皇室私产。畿辅皇庄有地一万三千余顷。
从顺治元年开始圈地设庄，到康熙中，在畿辅、奉天、热河等处，共设皇庄（园)一千余所。官庄依生产性质，分为粮庄、银庄、豆秸庄、稻庄、各种瓜菜果园。畿辅粮庄每庄领地十八顷，纳粮三百六十仓石。
还要交纳大量的猪、鸡、鸭、鹅、蛋等，并将定额租折交杂粮，皇庄承担的杂泛差派也非常繁重。皇庄设庄头一人，役使庄丁进行生产。庄丁是皇家的奴仆，无人身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
内务府设有专门惩罚壮丁的司法机构——慎刑司，对壮丁严加钤束。
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为王庄，计有一万三千余顷，半庄和园八百二十三所。
王庄星罗棋布于京畿各处。
顺治末年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说：“都城外俱满洲赐庄。”
大庄每所地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亩不等，半庄每所地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亩不等，园每所地六十至一百二十亩不等。
这些赐予土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按世爵分领的庄园地，一是按丁给地。
八旗王公在入关前攻城略地时掳有大量壮丁，按规定，这些壮丁均各给地六垧(三十六亩)，实际上都归主人所有。
康熙朝以后，分封皇子的王公庄园不再计丁给地，而是按爵秩从皇庄内拨给。计亲王给地大粮庄二十所，银庄三所，半庄二所，瓜园和菜园各二所，果园三所，共三十九所，约七百二十四顷。
郡王以下，贝勒、贝子、公等按爵秩递减。
除赐予地外，宗室王公在入关初，还利用逼民投充方式攫取大量土地。所谓“投充”，就是强迫汉族农民投身旗人名下为奴。
多尔衮摄政时滥收投充，其子多尔博依仗权势多收投充人至六百八十余名，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其同母弟阿济格所收投充人亦近七百名，平均每丁带地十余顷，合计八千余顷。
所以，王公贵族的庄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赐予地。王庄与官庄性质相同，各设庄头，督率庄丁生产。
分给八旗官员的圈地叫“官员庄田”。
尽管官员庄田与分配给兵丁的“份地”均称作“一般旗地”，性质却有所区别。
八旗官员首先按封爵和品级的高低分得土地。副都统以上给地四十垧(二百四十亩)，参领以上各给地十二垧（七十二亩)。
此外，还按“计丁授田”原则分取旗地。早在入关前，八旗官员就在战争中掳获了大量人口，当时就有“将领从役最多，富家畜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的说法。
入关以后继续通过掳掠和逼民投充扩大奴仆队伍。占丁较多的官员，得田每至数百垧，田连阡陌，壮丁众多，有条件设立庄田。
官员庄田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不等。庄园壮丁除向庄主完纳租银外，当主人出征时，还必须随同充当厮役（满语“库图勒”，即控马奴）。
清朝在圈占畿辅土地时，依照入关前旧制，对广大八旗人丁实行“计丁授田”，作为旗人负担兵役的物质保证。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
“当日原圈地，每人六赏[垧]，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名，该地七十亩。人多者照数加增，当差照人算数。”
顺治五年(1648)八旗编审壮丁（包括奴仆壮丁在内)共计三十四万七千，除隶属王公贵族者外，其余壮丁共领有旗地十四万余顷，约占畿辅旗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部分土地，后来泛称“一般旗地”。
与圈地活动并举的一项政策，是在畿辅地区实行满汉分居(实际上是旗、民分居)政策。
这项政策最初是由顺天巡按柳寅东在顺治元年十二月提出的。
他提出：
为避免旗人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莫若先以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人自占一方。而后以察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
虽然实行满汉分居的理由被冠冕堂皇地说成是为了避生事端，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滋扰民人事件。凡居住旗地内的民人，通常被强令迁出，土地、房舍落入新迁入的旗人之手。
这样，清朝统治者首先在北京城周围方圆五百里内，用暴力手段强制划定了旗民畛域。
同时，清廷借口北京城内“盗贼窃发”，于顺治三年(1646)二月谕令兵部严满汉分城之制。
依此规定，原居内城的民人必须尽快移往外城（南城)，腾出内城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占住。所谓“满汉分城”，其实是不准确的。
进入内城的八旗，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汉人奴仆，并非清一色满人；外城居民固然以汉人为主，也还有回人等。
所以，“满汉分城”的实际含义应是旗民分城。
清廷在京城强制推行旗民分居制度，寓有确保八旗组织在人数众多的汉人社会中的独立性，维持其剽悍战斗力的目的，但对于数十万被驱赶的汉人来说，却无异于暴力掠夺，也因此遇到重重阻力。
由于顺治三年的迁徙令实施不力，清廷在顺治五年八月又重申前令，要求内城的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快迁出，限期在第二年年底以前搬完。
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的大规模清理，内城汉人无论官民，一律移居外城，内城则成为旗人天地。
以满洲为主体的旗人，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优于民人的待遇。
经济上，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丁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在圈占京畿汉民土地分给旗人的同时，禁止旗民交产（实际上只禁止民人购买旗地，对旗人购买民地却并不禁止)。
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又建立俸饷制度。
法律上，实行旗民差别待遇。
旗人与民人发生纠纷，州县官无权判决，须依旗民分治的原则，由各旗和地方特设的理事同知审理。
民人犯法，有笞、杖、徒、流、死五等刑罚，旗人则享有换刑特权，“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犯徒刑一年者，换刑枷号二十日；流刑二千里，换刑枷号五十日；犯极边充军的，换刑枷号九十日。
旗人犯盗窃罪免刺字，即使是重犯，也不过刺臂而不像对汉人那样刺面；犯死罪者也可减等，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清史稿·刑法志》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
“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当兵，巩卫本根，未便远离。”
满洲统治者视八旗为巩固统治的主要军事机器，所以才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予旗人以种种特殊待遇。
由于旗人的核心是满洲人，民人的主体是汉人，所以旗人与民人的不平等，实质上是满汉差别的延伸与放大。
旗人与民人在仕进上也有不同。
民人仕进，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旗人博取功名，并不专重科举，仕途远比民人便捷。
上三旗为皇帝自将之军，其达官子弟，仕进多由侍卫。清制，上三旗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侍卫。侍卫分一、二、三、四等，以下有蓝翎侍卫。其中御前侍卫最显崇，满洲将相多由此出。
笔帖式（汉译文书）则是普通旗人子弟晋身捷径。中央各部院及地方督抚、将军、都统、织造、关盐各衙门，均设笔帖式一职。
仅中央各部衙笔帖式，就有一千五百五十人之多，清一色旗人，而在旗人中，又以满洲旗人占绝对多数。
笔帖式之出身有任子，有捐纳，有议叙，有考试。旗人凡文武翻译举人、翻译生员、贡生、监生、官学义学学生、领催、亲军、库使、骁骑(马甲)以及闲散，皆可参加笔帖式考试，足见其来源广泛。
试题极为简单，仅翻译一道。通过考试者，注册序班，按旗分缺选用。此外还有无需考试，先充无品笔帖式，效力期满议叙改正。
笔帖式品级虽低（高不过六七品，低则未入流），但升迁快，只要有可靠奥援，或善于攀援，即便材质平庸，或目仅识丁，一二十年间，也可至大富大贵，即时人所称“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
清廷为保证旗人仕进，在科举考试中实行满汉分榜，又为旗人特设翻译考试，考试内容远较汉人科考容易。
满洲统治者通过这些措施，为旗人晋身提供便利之阶。
有清一代，尽管汉官人数在不断增多，地位也在逐渐提高，但优待旗人的原则却从未动摇，其影响是很深远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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