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一大批杰出女性，她们或为公司女高管，或为军队女将领，总之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已经离不开女性的参与。
但回顾过去的几千年，女性一直作为附庸被一堵名为礼教的厚障壁与外界分割，整个社会大部分职业中也鲜见女性的身影。
但卷轶浩繁的史书中除了那些被大书特书的“烈女”和帝王家人，还有一个群体被层层纸页所掩盖，那就是女官。
我们而今只能在字隙间得以窥见这个不那么幸运，但又十分特殊的女性群体。
从官方的记载看，中国的女官制度起源于周朝。
《礼记·昏义》称: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
而作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的时代，从女官的任职就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的态度。周代的女官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爵女官，一类是女庶人在官。
有爵女官顾名思义就是拥有其爵位，但亦如《礼记》所言“妇人无爵，从夫之爵”。
上至天子命妇，下至卿大夫、士之诸妇，既无封地又无子民，一切称号地位皆依附于所属之夫。
即便她们身居要位，同样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与其匹配的权力和荣誉。
但周礼诞生的时代仍然受商朝的影响，这时的女官并非后宫禁脔，除了在军事和土地上无从涉足之外，其他很多领域都有着这群女性的身影。
当时的女官主要分三类，一类是主管祭祀，卜筮和一系列重大场合的礼仪运转。
《鲁语下》解释：“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
祭祀神灵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礼”，虽然父系氏族不以女性为世代。
但如孔子所言“妻也者，亲之主也”，与周王同为宗庙主体的后，嫔和诸命妇，在王朝祭祀中依旧有资格与天子一同主礼。
第二类是协助管理王朝事务，与后世女官只负责宫廷内务不同，周朝女官同样有治理市朝的责任。
《周礼》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
同样，以后为首的女官群体也在组织生产上起带头作用，后率领女官从事蚕桑，丝织，贮藏种子等工作。
在年末周王会对此进行考察，像祭服织造方面就是“比其小大与其粗良而赏罚之”。
第三类女官则是由女奴选出，主要负责掌灯，洒扫等细分的劳作工作，便不多赘述。
在社会转型初期，虽然周朝对女官的职权较为宽松广泛，甚至部分女官社会地位并不低，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排挤此时已经初现端倪。
商朝时，女子是可以拥有实权和军队的，如妇好就征召三千妇女入伍对土方进行征讨。
但周朝时在涉及国家根本的军事和土地领域，女性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即便其能力不低，也仍然逃不过作为父权臣属的下场。
西周保留女官制度，有制度沿袭，文化观念和社会治理等多方面考量，即“一阴一阳之为道”的思想纲领。
但归根结底，在父权阴影下的女官，再难拥有其独立的人格和对平等男女关系的思考，终其一生不过是宗法长子继承制的对立镜像，服务于君、父、夫、兄的等级礼教。
而周之后诸朝代则更是发展出了成熟的后庭女官制度，女官群体进一步被束缚在了四面宫墙，成为帝王附庸，这时连像西周时期那样在社会活动都成立奢求。
而父权对女性独立之路的堵死也迫使这群富有才学，能力不俗的女性转而走上另一条路——向内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压迫，即女教的诞生。
建立起“四德”规训的《女诫》就出自著名才女班昭之手，《女四书》中三部也都是女官所作。
从周开始至儒家阶级观的完善森严，女性地位就在逐渐滑坡，中间如唐朝有过短暂的提升，但仍处于父权约束之下。
所以即便女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积极意义，若放在整个封建环境来看，这也未尝不是对女性的另一种驯化。
明朝伊始，太祖朱元璋便着手建立女官制度，用他的话来讲就是：
“朕观帝王为治，必自齐家始，未有家不齐而能治国平天下者......朕起布衣，陟尊位，而于内治之道不敢忽焉，是以内设六尚，以职六宫，斯列圣相维之道也。”
他根据前朝规章，加以改进，建立起了“六局一司”的女官制度，共设女官75人，女史18人，相较之前的朝代人数已经大大减少。
而明代女官的选拔也和之前有所不同，从周代开始，女官大都是从达官显贵家中选拔知书达理，德行优良者进宫。
但这样的坏处就是屡禁不绝的外戚干政和内廷干政。
比如唐朝时的女官宋若莘和宋若昭姐妹就深受德宗，宪宗的信任，在文史，政治等重要领域也常与她们讨论，而宋若昭更是直接干预德宗废立太子之事。
这是女官直接在明面上对皇帝进行影响，而史上数次内廷干政，立嗣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一改旧制，从民间选取女官，《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洪武五年选拔女官的情况：
“遣奉御张和、蔡旺往苏杭二州选民间妇女通晓书数愿入宫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俱授职。”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以防女宠，垂法将来”，选取的女子中虽也有广览诗书之人。
但由于其来自民间，少了许多士族中的鬼蜮心思，对政治和权力也并无太多敏感，能够安分守己地尽好自己的职责。
而明朝也确实罕见女子干政，后宫势大的情况，被选中的女子也是勤勤恳恳，老实本分地为皇帝处理后宫事务，管理着内廷的女教，采买，礼仪，和皇帝嫔妃的服饰等各项事务。
而明朝对女官的限制也并不太严格，甚至相对人性化：
“服劳多者，或五载六载，得归于父母，听婚嫁；年高者许归；愿留者听，见授职者，家给与禄。”
虽然据史料记载，这些女官可以回家，可以婚嫁，或者想要继续留下来，还能给一定的官职。但要注意的是，明朝的人性化也只是相对过去的王朝而言，其本质还是对女性的压迫。
像当时的一位女官黄氏，自洪武22年入宫，到宣德七年致仕，在冰冷的宫墙内呆到整整75岁，回乡三年后就去世了。
虽然这些出色的女官们物质上可以说是水平不低了，也受到帝后的“礼遇”，但长期处于宫廷这个异化人的地方，没有爱情，没有精神抚慰，没有自由。
其结果如黄氏那样究竟是善终，或者说她临死时是否心有遗憾，这些疑问也只能随着史书的翻页而湮没于故纸堆中了。
留给我们的，也只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样一幅难以言说的孤独剪影。
当然，若是不进行具体的“扫描”，只看整个女官集体的话，那她们对于明朝后宫稳定，“夫人”政治没有大肆兴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明朝中前期，女官们一直都是帝后优秀的助手，后庭的各种事务被她们安排地井井有条。
仅以后宫服饰而言，尚服局面对上至妃嫔，下至宫女太监如此庞杂的群体，既要裁衣，又要根据衣着搭配相应首饰，几十人是绝对难以应付的，从布匹到成衣都是一个大难题。
这时女官们想到和宫外的商铺合作，形成宫廷主承包，外面的店铺负责具体制作的经济模式。
不仅是衣服，饮食，医药等同样如此，这也对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
第二重要的是女官们对宦官群体的制衡。
朱元璋借鉴前代宦官乱政的经验，禁止宦官读书识字，不许议论朝事，这样一来，宦官的手就根本无法伸到掌管书籍图文，后宫事务记录等诸多方面。
同时，由于女官们大都来自民间，又受过良好教育，谨守儒家礼教。在把分内之事做好之余，也安分守己绝不惹是生非。
所以明朝中前期对女官制度的鼓励，将宦官的管辖权一缩再缩，极大地遏止了宦官干政的可能。
而明朝中后期对女官逐渐冷落，永乐中后期女官们“职尽移于宦官，其宫官所存者，惟尚宝四司而已”。
这一现象导致了宦官势力的迅速抬头，为明末宦官酿祸埋下伏笔。
从明朝的女官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从民间选取的女子，在经过一定教育后，依然能大放光彩，在处理各方面事务上都体现出这些女子的能力与智慧。
从明朝的女官制度，能看出朱元璋出身布衣的开明与远见，但更重要的还是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个发挥能力的舞台。
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宫中府中，大小之事上，女子也未必就不如男。
在研究历史的途中，后宫女子总是被人们忽略，但即便如此，许多女性的光彩依然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如汉朝的班婕妤，班昭，唐朝的上官婉儿，宋氏五姐妹等，不论是才情还是政治，她们都不输同时期的男子。
很长一段时间，女官甚至都直接被归属于皇帝的私人物品之列，即便有才，也不过是宴游之时可以拿出来一番炫耀的花瓶。
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女官才正式以在职人员身份与嫔妃分开。到唐以后，女官地位才稍有上升。
纵观历史，其实若我们认同父权礼教那一套，那么这些女官的表现无疑是十分出彩，引人欣赏的。在她们身上“梦啼妆泪红阑干”的一面将是人们绝不会关心，也不在乎的。
漂亮的花瓶存在的意义只在她光鲜亮丽的时刻，若主人某天不喜欢，随时可以砸碎扔掉。这就是封建视角下女性的地位，即便是曾最高官居一品的女官们也不例外。
仔细思考这一现象，援引孟子的一句话：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一个人被杀，而加害者却还在说“不是我的错，是兵器将他杀死的”。而那个时代的女性也是如此。
其实，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于那个时代而言，他们的行为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以现代人的视角去批评古人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
但在更先进的思想层面去批判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这句话并非针对给狗吃人食的富人，也并不是说具体的行为错在哪，他说这句话的对象是梁惠王，是一国最高礼教的代言人。
狗食人食和途有饿殍同时出现则是意在告诫梁惠王分配制度出现了问题，国家已经危如累卵。
回到女官制度的问题，其实不论是附庸君臣父子之说还是物化女性的行为，都是封建礼教的具象体现，而反动的封建思维则是对女性压迫的根本原因。
礼教导致的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同样也有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后者甚至数倍于前者。因此，对封建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才是解决女性地位的最终药剂。
女性的描述在史书中本就屈指可数，大部分还都是歌颂所谓的“烈女”“节妇”。
而女官们作为宫廷中历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则被如实记录了下来，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一群女人的样态。
但便览古史，我们可以发现，她们并不幸福，没有正常的爱情，没有自由，甚至没有性命保障。
唐朝的宋氏五姐妹无一例外全都死于宫廷构陷，即便最后证明其为清白，也不过皇帝轻飘飘一句“悟其诬构，深惜其才”。
即便位高权重，最后也逃不过作为父权的附庸，难以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因此，从女官群体的悲哀遭遇，我们也可以悟出金钱，权力，地位等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地位。
但封建思想才是最根本的痼疾，若封建思想一日不除，即便如武则天那样立于巅峰，最后仍得遵守父权，归还江山。
只有思想进步了，女性地位才会有实质提升。
参考文献：
《鲁语下》
《明太祖实录》
《孟子》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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