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报时建筑发展的关键时期。报时建筑的修建与运行使得宋代社会的时空秩序有了显著变化。报时建筑修建与运行对于宋代的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均有广泛影响。报时建筑的修建及其仪器的陈设代表了宋代建筑、计时仪器等相关技术的最高水平。
代天文成就足以睥睨各代，天文人员亦代表了当时全国最高水准的天文人员，当地宫廷的相关仪器所制仪器基本可为当时全国最先进。无论计时仪器还是建筑知识不断的改进对于中国古代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皆有积极影响。报时建筑的修建与运行对宋人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中国古代，计时与报时活动在军事和祭祀活动均出现较早。“挈壶”一称即来自军中计时之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第四》载，司马穰苴与庄贾约定“旦日日中会于军门”，后司马穰苴立表下漏，测量时间，次日日中之后，庄贾未能及时赴约，为司马穰苴所斩杀，“以徇三军”。
军事活动兵士枕戈待旦时刻必争，对时间必有严格的计量和奏报。宋代《虎钤经》中载有对军中计时的详细时刻制度。至于军中计时人员，史籍未见有明确记载，不过，五代、两宋时期，军中配置有随军的翰林天文，或为军中占候、计时的重要人员。《资治通鉴》载，后汉乾祐年间（948—950），赵修己则以翰林天文的身份随郭威北征契丹。
入宋翰林天文系“应奉御前天文修咎之人”，为翰林天文院（局）中的主管官员，除为皇帝提供日常咨询外，其军事参谋功能亦予保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召“河北、河东、陕西诸路部署司祗应翰林天文归阙，以边防无事故也。”此处主要指因边防无战事，将河北诸路所设的翰林天文召回。
军中计时仪器及人员的设置，军事行动中时间的变更对战争胜负具有关键影响。《夷坚支志》记载有一则吕仲及通过更改谯楼更点，而成功守卫泗州的事例。南宋初年，吕仲及因军功摄盱眙事。“有屯驻军与北鄙结约，期以后日四更作乱相应”，为吕仲及所知。然当时时间紧迫，已来不及上报。
“乃呼直更卒，故延更点，倍于常夕。甫三鼓，谯楼鼓角”。金人与屯驻兵本约定四更作乱，盱眙城中却在三更时分已报四更更鼓，金人未见屯驻兵动静，“疑屯兵畔己，遂解散厥谋。”此处吕仲及正是通过修改夜间更鼓报时的时间，进而阻止了金人与屯驻兵的勾结阴谋。在这一过程中，盱眙城中谯楼在城市防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建筑技术的改进
宋代都城钟鼓楼沿袭于唐五代之制，其东鼓西钟的格局在宋代基本确定，为明清北京城所沿用。宋人李诫《营造法式》亦言：“钟鼓双阙，城之定制”。此“定制”主要指都城报时建筑的修建。从目前史籍记载来看，宫廷钟鼓楼始设于隋唐，定制于北宋。明代南京、西安等重要城市中亦置成对的钟鼓楼。
所以宋代的“定制”在后世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扩散。宋代地方报时建筑由北宋时期鼓角楼、鼓楼、谯楼（谯门）等，各类风格多样的建筑逐渐发展到南宋时期以谯楼为主，其位置亦逐渐由城门向官衙靠拢。报时建筑、官衙、宣诏亭、颁春亭等建筑构成了宋代地方城市的中心建筑和城市标志，为元代以后各地方城市所沿用。
明清以后，宣诏亭、颁春亭逐渐为旌善亭、申明亭所取代，体现出从宋到明统治策略及城市布局变化的时代印记。宋代报时建筑多为“邦之巨丽”“邦之耳目”，是各地的代表性建筑，修造工艺要求较高，各府州城市中积极建造报时建筑，表现出宋代建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的著作。
总结了前代建筑修建的经验，对各类型建筑的修造方式、料例等多有介绍，并备有图样。此书刊于崇宁二年（1103），对宋代报时建筑的修建，及建筑工匠的培养功不可没，可谓造福宋代，福泽后世。
2.计时与报时仪器的制作
宋代报时建筑中一般皆置有计时、报时仪器，因天文仪器的持续进步，宋代的计时仪器亦获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实物建造成果突出。宋代都城钟鼓楼中设置得太平浑仪是世界上第一座自动浑仪，苏颂所制水运仪象台则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鼓楼楼室之内设置秤楼虽沿用于唐五代时期，亦程序复杂，运行精密。
为宋代宫廷及都城报时提供了重要保障。宋代民间人士皆尝试为各地制作刻漏，陈敬、燕肃等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亦积极制作刻漏，其中，燕肃莲花漏则为是宋代刻漏改进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诸般实物制作精良，可睥睨各朝。
第二报时建筑仪器制作的知识获得持续传承。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对圭表、刻漏等仪器的改进方式均有记载，苏颂《新仪象法要》则记录了水运仪象台的工作原理，后世据之予以复制。今人对秤漏的复原亦得益于《玉海》、《职官分纪》的记载。宋人在天文仪器等方面知识的记载与传承成果显著。
3.科技人才的培养
宋代中央机构中设有工部和司天监（太史局），专门负责相关领域的事务。其中司天监之下设钟鼓院，负责钟鼓楼的日常运行。宋代天文机构有较为严密和规范的管理体系，各类人员的选任皆须通过考试，其机构及职官的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为元明清所沿用。在地方报时建筑中，宋代地方政府选用吏卒专门负责计时、报时。
元代开始，地方城市中开始设置阴阳学，由阴阳生负责报时建筑中的日常运行。在中国古代，天文机构因涉及天象观测及国运休咎的解读，历来为各朝所严禁。所以相关仪器及人员得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报时建筑及相关仪器亦多在都城或宫廷中设置。宋代的刻漏等仪器在宋代各地获得了明显的推广和改进，说明宋代知识阶层对技术的追求和知识的普及。
1.报时与惜阴的功能定位
宋代各地修建报时建筑后，各地长官或自行撰铭文，或请硕学鸿儒撰文，记录修建始末。淳熙十五年（1188），京镗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改铜壶阁为惜阴亭，并亲撰《惜阴亭记》解释，京镗借解释宋初张詠严漏刻之法的原因，阐述其修缮铜壶阁的缘由，使得铜壶阁继续严谨报时。
同时京镗改铜壶阁为惜阴亭，并认为人性有“勤惰”，即便勤奋自持者过百岁者亦少，感叹时间之快，望通过此举激励世人珍惜时间。绍定三年（1230），溧水县鼓楼修成，刘宰撰《溧水县鼓楼记》，认为鼓楼的作用是“颁政令而观听聿，新鼓以戒昏旦，而兴居有节”，鼓楼成为当地颁布政令、传报时间的重要场合。
时刻制度促使民众能“兴居有节”，此地鼓楼巍峨高耸，使人望之而慢易之新消，敬畏之心起，发挥出“不言之教，不令之威”的作用。咸淳八年（1272），临安新城县重修谯楼成，国史院编修许自撰《重建谯楼记》，认为谯楼的功能为“尊仪制而肃观瞻，视刻漏以警昏昕”，为“一郡之耳目”。
2.都城与州县的级别定位
庆元三年（1197），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重修谯门城，名臣周必大为之撰《广德军重修谯门记》。周必大此处的介绍指城门修建的规制为天子五门，诸侯三门。绍兴二十五年（1155），浦城县（今福建省浦城县）新修刻漏成。韩元吉特撰《浦城县刻漏记》一文，在此文中解释了州县城市中设置刻漏的礼法渊源。
韩元吉认为，历法与漏刻乃古之观天之道，历法与天时相应，漏刻则与历法内容相对应。二者在设置级别上有明确区分。历为君主参天地而成四时所制，漏刻用于正晨昏之度，调控臣下起居之节。宋代州县与古之诸侯类似，所以浦城县当设刻漏，以戒晨昏。这样在宋人的认知中，报时建筑在行政级别划分上就有了上下尊卑之别。
3.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定位
庆历八年（1048），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刻漏新成，知州王周特请王安石为之作铭。《明州新刻漏铭》虽为王安石早年所作，亦可代表其本人对于刻漏修建，时间秩序的基本立场。在此铭中，王安石主要强调的三层意思。首先将时间秩序的确立和执行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即“君子小人，兴息维时”。
在传统的儒学话语体系中，个人行为思想等约束多以君子小人来划分，在王安石看来，作息有序，遵守时间秩序亦是君子小人划分的标准之一。明州刻漏制成，通过此刻漏铭，呼吁民众按照报时建筑中所传报的昼夜时刻进行活动。第二层意思为若不遵守报时建筑的规定，就违背了自然规律。
所谓“彼宁不勤，得罪于时”。报时建筑所传递的时刻变化依据自然变化而制作，民众自当作息有节，否则就是与自然秩序相悖。第三作者自我亦在反思，自我定位。“兹惟其中，俾我后思”，王安石撰此刻漏铭，既是呼吁民众，也是自我督促，以顺应秩序。
王安石是宋学乃至宋代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对官府推行时刻制度及时刻制度本身的认知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宋人对时空秩序的主流观点。报时建筑的修建和运行对宋儒时空秩序的认知，及“一道德、同风俗”理想的推行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人心与道心的讨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议题。
士大夫在其所撰报时建筑的记文中亦有所体现。刘宰《溧水县鼓楼记》中载“是楼不作，何也，人惟一心，心无二用，故用之于公，则公家之事虽耳目所不接，知无不为。用之于私，则所急者燕闲之适耳，游观之娱耳，于是楼有何哉？”认为人惟一心，当用之公。若用之于私，则人心即关注在闲暇游玩，与鼓楼无干。
报时建筑的修建与运行，拓展了传统的政治空间。随着昼夜时间被进一步的量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之间，各城市之间及各城市内部无论在政务沟通，还是日常权力的运行皆得到强化，民众的黑夜和白天时间皆纳入官方的管理之中。
从报时建筑的运行中，都城还是地方社会中隐形的秩序，传统的政治空间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开拓。整个国家从都城到县级城市，无论皇帝、官员还是民众皆被纳入到了此时刻制度之中，民众的向心力逐渐增强，整个国家凝聚力的亦增强。学界常提到宋代以后国家的分裂割据现象大为减少，报时建筑的广建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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