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汉朝之后，唐王朝再度使中华文明得以振兴，成为强大、统一和繁荣的东方封建大帝国，大唐帝国威震宇内的强大国力与包容四海的恢宏气势，极大地减少了它与四域文明交往的阻力。
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在汉代开辟的南、北、中三道基础上，又重新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其中绿洲丝绸之路仍旧是连接中国与阿富汗的重要通道。
这条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长安、洛阳，经中亚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到达地中海，最后以罗马为终点。
由于海陆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吐火罗的文明交往。以丝绸之路为依托的中国与吐火罗在文化、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交往十分频繁。
西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迅速生根发芽，到唐朝获得了繁荣发展。公元628年，为求得佛法，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历经17年于公元645年回国。
之后由玄奘口述弟子书写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玄奘西行途中往返皆经过阿富汗地区，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吐火罗地区的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刺斯。南达雪山，北据铁门。”
《大唐西域记》内容翔实，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玄奘眼中的吐火罗，这种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做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玄奘西行从长安出发，取道敦煌和玉门关出中国，向西至屈支、西突厥、花剌子模，复南下迦毕试、犍陀罗，到达印度半岛的天竺、王舍等地，后北上疏勒，至于阗，返回唐朝长安。
审视玄奘西行得以成功的原因，可以看出他的西行之路线与丝绸之路的部分地区是非常吻合的，丝绸之路在唐代的繁荣畅通为玄奘西行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唐朝的国力昌盛，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波斯、大食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与经济交流，皆促使玄奘西行得以成功。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的集中体现。
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景教于唐朝初年也传入中国。该教为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里派，虽然其创始人为波斯人，但将景教带到中国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吐火罗人。
明朝天启五年，在西安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立碑者正是阿富汗巴尔赫景教主教米利斯之子，“该碑是中国与阿富汗文明交往历史实物的见证”。
景教碑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在碑序后段和碑底涉及到景教徒“伊斯”。碑文中记述伊斯来自阿富汗巴尔赫城，是当时景教的领袖之一。景教传入大唐不仅使唐朝的宗教多元化，还带来了异域的医学和医术。
碑文中记：“更效景门，依仁施利……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碑文赞扬以伊斯为代表的景教徒的功德，景教徒虔诚奉行宗教礼仪，积极举办慈善活动，不仅救济穷人，还能够使病者疗而起之，证明景教的传入也将中亚地区的先进医学带入了中国。
对此陈垣先生评价道：“景教于当时文化无何等影响，惟以医学传道之例，由来甚久。”
景教自吐火罗地区的传入，客观促进了中国医药理论体系的完善发展。以伊斯为代表的景教徒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促进了中国与吐火罗的文化交流，并通过军事援助方式展现了中阿的友好往来。
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与吐火罗地区进行的文明交往，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丝绸之路交往的不仅是宗教与技术，彼此文化习俗的碰撞也改变着各自居民的生活习惯与礼仪风貌。
唐代全盛时期，长安的外来民族与西域异族杂居，在服饰方面长安深受西域风情的影响，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的服装式样都成为汉人模仿的对象，而唐代统治者也以包容宇内的胸襟和开放的态度积极了解和接纳吐火罗的文化习俗。
除此之外，大唐还主动派遣官员前往吐火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现了唐朝文明的开放性。其中，派往吐火罗地区的正是使节王名远，其归国后编撰而成了《西域图志》。
当时吐火罗人常着小袖袍、小口裤，而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的衣着式样也是襟袖窄小，表明唐朝与吐火罗等西域地区的文化往来是十分频繁的，相互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国家间文明交往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层面的官方使节派遣能够有力地促进文明交往的发展。吐火罗经常派遣使节前来大唐朝贡，这也是吐火罗与唐朝政治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国力强盛，对外交往也达到空前的盛况。唐朝与吐火罗政治交往的主要形式以使节往来和设置都督府为主。
据史书记载，当时与唐朝进行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七十二国”或“七十余蕃” 有迹可循的包括狮子国、波斯、勃律和吐火罗等。
除吐火罗频繁向唐朝派遣使节外，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对于吐火罗使节来华朝贡也高度重视，跟随吐火罗使节来华经商的商人获利巨大，唐朝对来华的吐火罗使节待遇极高，吐火罗使臣自进入唐朝管辖范围后就受到沿路各地官府的夹道相迎。
统治者为彰显本国强大国力，对于朝贡国家的使臣施以厚待，在使臣归国时更是赐贡万千，并赐予官职、册封使臣。
吐火罗处于中西交通的枢纽地带，隋唐时期处于西突厥、大食、吐蕃、唐朝多重势力范围内。至唐征服突厥后，波斯与吐火罗共同抵抗大食的扩张，但波斯此时已国力衰微，因此，为免于大食的吞并，吐火罗向唐朝多次求援，后来为得到唐朝强大国力的庇护主动归入唐朝管辖范围内，唐朝在吐火罗地区设立都督府。
王名远出使吐火罗除了广泛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人文地貌以外，还仿照唐朝建制对吐火罗划分州县进行管理，因而其使名为“置州县使”。
从记述中可以看出，唐朝对于外来民族采取优待政策和羁縻政策，并无压制和高度管理的倾向，而是尊重该地区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历史沿革，实际上就是允许该地区采取自治的政策，从而保证了中国与吐火罗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
唐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对于吐火罗地区的技术和物产并无特殊需求。因此，为迎合唐朝统治者的需求，吐火罗使臣来华朝贡的内容就主要以奇珍异宝为主。
当时唐朝西部有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存在，由于大食侵占波斯及吐火罗，导致这一时期波斯与吐火罗频繁向唐朝求助。
另外，吐火罗来华朝贡的使团中，部分随同人员为商人，携带吐火罗、中亚、欧洲的皮毛、马匹等物产来华进行贸易，又将赚取的金钱购买中国丝绸、香料带回本土进行销售，从而获利良多。
因此，吐火罗遣使来华的频率很高，促使该时期两国的政治交往呈现以下特点：以吐火罗朝贡为核心展开交往，唐朝册封为回应方式；朝贡内容主要以奇珍异宝为主；唐朝设都督府为文明交往的特殊形式。
无论出于寻求军事援助的需要还是促进国家间交往的需求，吐火罗与唐朝频繁的交往都体现了作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平等的政治交往。
军事交往是国家在利益受到威胁时，为保存国家利益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的一种手段。吐火罗与唐朝的军事交往具有双向性。
公元755年至763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国家处于动乱之中。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过程中，周边的少数民族或出兵援助唐军或仍与唐朝保持藩属关系。
唐朝面对突然的兵变也急需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援助，这一时期回纥、吐谷浑、黑衣大食、西域九国等都曾派兵援助唐朝，这些国家中就包含吐火罗。
“乾元元年七月，与西域九国遣兵助国讨逆。”《唐会要》中记载，吐火罗与西域九国共同派兵援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叛变，丹庭需要军事装备和人力支持，其中“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说明，伊斯来华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援助唐军。
以伊斯为代表的景教徒从属于郭子仪麾下，757年五月，伊斯会见郭子仪，之后伊斯参加了收复两京的战役，八月令伊斯为郭子仪麾下的节度副使，至德二年伊斯得赏册封为金紫光禄大夫。
吐火罗援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体现了古代中国与阿富汗的友好关系。吐火罗能够派兵援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与唐朝对吐火罗的友好待遇有直接关系。
唐朝虽在吐火罗实施羁縻政策，但给予当地统治者极大自治权，尊重该地区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在征税上也采取优待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该时期唐朝对吐火罗地区的稳定独立加以保护和优抚。
天宝八年，吐火罗叶护失理忙伽罗遣使来唐上表：“臣邻境有一胡，号曰羯师，居在深山，恃其险远，违背圣化，亲附吐蕃，于国内置吐蕃城……”
上表中陈述了吐火罗因受到西突厥的侵略欲寻求唐朝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庇护的要求，元宗看后发兵突厥，援助吐火罗击退西突厥的攻击。
唐代丝绸之路继承和发展了西汉时期开创的丝绸之路，唐建立后对丝绸之路进行了有效的管辖，通过繁荣经济来保证丝绸之路运行的基础，建立驿站制度连接南北，平定突厥保证中国西北部道路的畅通，采取文化开放政策博采众长，从而将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两国以丝绸之路为依托展开文化、政治和军事交往，生动地展现了古丝绸之路的魅力和唐朝对外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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