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古说
编辑/博古说
粟、稷同物，在秦、汉以前没有显著的差别，秦汉以后，稷为朝堂，粟为百姓所用。
粟与稷并存于历史文献中，但在稷的归属问题上，历来存在认识分歧，即究竟稷为粟？或者是蜀黍？游修龄在其题为《论黍和稷》《黍和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作了较全面的阐释，之后李根蟠又肯定了稷、粟同物的观点。
但是，他们在论文中忽视了“粟”与“稷同物”同物异名的论述。和很多东西一样，同物异名并非第一个概念，在民间流传中，将不同的名字赋予相同的事物并不少见，不仅是对谁是谁这类辨名物的认定，而且对揭示名物变中的历史也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从历史文献中，深度剖析栗、稷同物异名的来源。
稷到底是粟，还是黍，一直以来都没有争论过，直到公元5世纪，才有了争论，所以西汉时期，犍为郭舍人在《尔雅》中解释道：“稷，一，稷。“稷，粟。”而且“稷、粟一种，但有两个耳，也叫'麦’。”被收入《急救篇》中。
三国时期的孙炎，继西汉郭舍人后，又确认了“稷,粟也”，而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谷者，稷，名粟”。关于稷到底是什么，有个问题的是陶弘景，他说：“陶隐居在云中，稷下人也不知道。黍、稷、徐、音都。
我知道这是什么。《诗》：“黍、稷、稻、粱、禾、麻、麦，这是八谷，俗不可辨”。
稷是黄河一带的特产，在南方却很少见，陶弘景是江南人，对旱地的庄稼并不熟悉，更别说《诗》和《书》里的各种作物了。但陶弘景说，他不能分辨八谷，也不能肯定谷子是谷子还是谷子。
唐人苏恭所著的《唐本草》中，有一句话：“既有稷下，明非粟。
《本草纲目》中有“稷不载，稷即襟”。苏恭的本草纲目中所说的谷子，就是蜀黍。从那以后，关于稷的分类就有了不同的记载，有些文献是从本草纲目中来的，比如《群芳谱》：“稷，一位姓，一位姓。”也有文献指出：
“谷、稷、粟，皆为一种，本草、稷谷为下等，粟米为中品，亦为二品，故先儒怀疑，余谓稷为粟米，此草有误。”“古时有粟，今有粟，又名黄米，是谷子的一种，今人因其音相近，故称稷。在古代，所谓的“稷”，就是“米”。
这种记录和理解的差异在当今学术界仍然存在。
同种的名字在上古时代并不少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信息，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同物异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
粟、稷同物，都是在先秦时代起的，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同。约在秦汉时期，社稷多用在朝堂上，粟用在民生。“稷”在先秦的日常生活中也被使用，比如《诗经·豳风·七月》就有这样的记载：“九月份造园子，十一月纳谷子。黍稷重穆，谷子多，谷子多，谷子多。”
《豳风·七月》是《诗经》三百多篇中对农民的一种描述，它是最贴近民众生活的一部作品，“稷”是农业生产中的一种。
《仪礼》中，《仪礼》中的士昏礼、聘礼、公食大夫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祭祀以及重要礼仪活动中，都将黍、稷等作为祭祀品。
如士昏礼“黍稷四敦”，“黍稷四敦”，聘礼“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公食大夫礼“宰夫设黍、稷六簋于俎西”，士丧礼“熬黍、稷各二筐”，士虞礼“馔黍、稷二敦于高台”，士虞礼“馔黍、稷、稷于俎南”、少牢馈食礼“上食取黍、稷于四敦”等。
《礼记》中的祭祀仪式中，也用“米黍、稷、稻、粱”等作为祭品。
在先秦时代，“粟”和“稷”在用法上并无明确的界线，到了汉代，“稷”二字就成了一种规范。在这一点上，《史记》记载的方法就大不相同了，《史记》中只有一篇关于稷的记载，《史记·礼书》记载：“俎上鱼肉，是最好的饮食之源。
郑玄说：“大宴，祭祀先祖。”除了《史记》中提到的“稷”，其他的都是关于民生、粮草、军饷、赋税等方面，都没有提到“稷”字，而是用“粟”来代替，《史记·殷本纪》说：“商纣，赋税以实鹿台，盈钜桥之粟”；《史记·周本纪》：“武王在殷初定之时，派他的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为他的父亲治理殷国。
于是，召来了公释的囚徒。命毕公释放民众，以示商容之家。令南宫括平定鹿台之财，发钜桥，以助贫民之力。《史记·周本纪》记载：“王赧曰：「成君」，即为「帝」。楚围雍氏、韩征甲、东周有粟；《史记·秦本纪》：“晋朝有旱灾，来求粮”，这是《春秋》中的一句话。
《史记·秦本纪》：「十四年，秦饥，召粮于晋国」；《史记·秦本纪》：「魏冉为宰相，赐给楚国五万石，」《史记·秦始皇本纪》：“郡县之粮，一律禁食，咸阳三百里之内，不得再食”；《史记·项羽本纪》：“章邯命王离、涉间围困麋鹿，章邯军在南边，筑一条地道，以泄粮”；《史记·高祖本纪》：“食其言沛公攻打陈留，而得秦国之粮，乃以其人之道，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秦人欢天喜地，争相送来牛羊肉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沛公不肯收，日曰：“粮多，不劳，不愿劳人。”世人皆喜，惟恐沛公不是秦王”；
尽管不能将粟的有关文献全部罗列出来，但也足以看出粟和稷用字的不同。当然，这种记载早在《史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左传·僖公十三年》中写道：“晋人饥寒交迫，向秦求粮，秦国于是向晋国献粮。”
《战国策·齐策》：“齐地二千里，甲士千百，粟如丘陵。”《孟子·梁惠王》：“梁惠王之时，朕对国家的忠心，已到了极点。河内凶恶，河东之人，迁居河内，河东之恶，也是如此。”
随着“稷”的出现，“社稷”的概念也随之出现，《白虎通》中记载了“社稷”一词：“君王有社稷，何谓社稷？
为世人祈求功德。人不能耕种，粮食不能吃，土地太大，五谷太多，不能一次一次的祭祀，所以，他们封土为社，以土为土，以稷五谷为尊，所以，社稷为地，稷为五谷。
秦汉时期，稷在祭祀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被誉为“五谷之长”，也是所有粮食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王莽的一句话就是：“君王建国，百王不容易。社者，土也。祖庙，是帝王居住的地方。
稷者，百谷之王，故敬祠堂，粢盛而食，以居之。”“稷”的名称在《史记》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粮食。
“百谷之王，稷居。”在《史记》中，关于国家的一切，都没有提到过“稷”，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粮食，但是，在历史上，人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稷”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
《史记》上记载的粮食，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稷，在现实中，稷下还是“百谷之王”，但名字却改成了“粟”，同样的庄稼，稷下是寺庙的名字，粟是社会的名字。
当然，认为稷为黍者，也会说，稷成为庙堂用名并不妨碍它是黍的另一个名字，提出这一点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即无论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还是汉代诸儒对于九谷、五谷的诠释，以及祭祀的安排，都与黍和稷并列，既然是一种，那还用得着么？
答案是：稷是粟，而不是黍子。
稷这个名字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确立，而获得这种荣耀的原因，很有可能与“稷”和“祭”的发音有关，在稷专用的庙宇中，粟就成为了一种俗语。
因此，《史记》和《汉书》中所说的庙宇、祭祀用稷、社会、军政用米者，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粟与稷同物的异名，早已被人发现，在宋人提到稷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书中记载，稷为五谷之长，五谷不可遍祭，故祀其长以为社”。“稷,祭也”，陆隐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胡锡文在其《粟黍稷古名物的探讨》一书中，谈及《居延汉简考释》时，提到“许多仓藏粮食出入，包括粟、糜、粱粟、黄米、小麦、穰麦、茭、胡豆等……却没有稷”。
胡锡文主张谷子、稷，所以对于汉简中记载的粮稷缺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既然知道了谷子和稷下同物的名字，又知道了两种不同的用法，那么，关于“稷”的问题，就有了答案。
除了《史记》和《汉书》，几乎所有的正史中，关于稷和粟的记载，都是以粟为主，《隋书·礼仪志》记载，“齐娉礼，一日纳采，二日问名，三日纳吉，四日纳贡，五日请假，六日迎娶。每只羊一只，鹅一只，酒一石，稻米一石。”
《晋书·江统传》记载：“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有泾渭之水灌溉，郑国与白渠灌水相通，稻、稷之饶，一亩之地，民谣之富，帝都之都，皆以粟。”
稷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所以，即使是在汉代，也很少将稷作为一种普通的作物来使用，例如《汜胜之书》，并没有记载稷，东汉《四民月令》中也提到稷，但在祭祀时，“以黍、稷、稻、梁等供腐祀。”《四时纂要》中也没有提到“稷”这个词，这是唐朝的编撰。
从《汜胜之书》到《四时纂要》，作者都精通农耕，熟悉农业，自然不会忘记“百谷之王”的稷，而在早期的典籍中，关于稷的缺失，就是稷、粟同物的事实。
很多名贵的东西，现在还能被人认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有人能猜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田地里的被称为“稷”，农夫心里有数，读书人就很难分辨了，即使是各种史官，也只知道按照古代的制度，将稷献给先祖，而不是真正的土地。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中有一句话：“《诗》中有云，谷子、稷下，古人用来祭祀，出青州、冀等州，自扬州、江南一带，无人认得，但这两种东西，却是一模一样，只有当地的农夫能分辨出来。”
赵彦卫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名字的来历。
元、明两代《农书》中提及的“稷”与“黍”并称“稷”，明显不是同一事物，应该是“粟”，然而，“这句话”中所说的“谷子”并非“祭”，而是“种”于“田”，而非“祭”，这是为何？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制度，在实施之初与一千多年以后，都有不同的认识，粟与稷同物异名的区别，显然元、明时期农书的创作者，已不受古人的束缚，并在著述中将稷列入农事活动中。
或许，正是他们的著作，才让后人更加困惑于谷子、稷同物的异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粟是五谷类中最主要的粮食，史前时代，中国北部的旱地和南方的水稻已经成为了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在历史上依然是北方的代表性粮食作物，所以，要搞清楚粟、稷同物异名的来源和用法，是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所以本文就粟、稷同物异名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秦汉之前粟、稷两者并无明显使用区别，秦汉之后稷专用于庙堂，粟则用于民生。
参考文献：
胡锡文 ．粟黍稷古名物的探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
游修龄 ．农史研究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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