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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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的蚕桑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丝织品生产基地江南。
主要集中在太湖，杭州，嘉兴，这些地区生产的丝绸产品通过陆路和内陆运输至广州，再通过这些港口沿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由于国内外市场对江南丝绸产品的需求，江南蚕桑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以蚕桑生产为主的专业城市.强化了江南农村地区的城乡关系，加快了江南地区蚕桑商品化进程，奠定了江南农村近代化的先决条件。
江南地区早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桑蚕，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的丝织制品表明，江南地区的蚕丝生产技术在4700多年前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生产出更加精美的丝绸制品。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心在宋元以前一直处于北方，所以江南地区的蚕桑产业发展比较缓慢，生产技术发展缓慢。
宋元以后，随着传统农业生产中心南移，江南地区初步开发，江南蚕桑产业发展较快，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丝绸中心，取代北方蚕桑生产成为“丝绸之府”。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江南蚕丝织品不仅销往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形成国内与国外两大销售市场。
明代学者曾感叹：“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非罗、绮、绢、以三吴为最”。
江南丝绸已成为国内市场的主要市场。
闽粤一带清初没有丝绸生产，为了满足海外的需求，大批闽粤商人来到江南，“阊门南濠一带，商贾云集，福建人口过半，多达万余人”。
江南丝织品经由闽粤商人向海外传播，其实早在明代，作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的江南地区南京，郑和船队已开始在江南地区筹备丝织品作为海外贸易的原料。
本文通过从明清时期的江南蚕桑生产中，浅析蚕桑产业营销路径及社会效应
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两宋时期，两宋政府十分重视植桑养蚕。
为了限制砍伐桑树，鼓励植桑，宋政府颁布“凡伐桑、枣为薪者有罪，剥桑三工以上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在政府征税制度下，丝织品也以实物形式缴纳赋税，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蚕桑产业发展。
在此期间，政府收缴的丝织品税赋中，两浙路及江南东路已居全国之首，上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主要以罗绢、丝绸等为主，且两宋政府还开始在江南设立专门的收税机构，以保证政府对丝织品的需求。
到了明朝，整个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已经遍地开花，当时杭嘉湖三府二十三个州县的地方志里都有关于桑蚕的记载。
明代中期以前，江南地区蚕桑生产主要集中于环太湖地区，主要包括浙西地区和太湖东部杭嘉湖平原地区以及太湖附近的苏州府地区。
具体来说，以湖州为最发达的丝绸产业，该府六县一州均有蚕丝生产，尤以吴兴（归安、乌程二县）和德清最为兴盛，地方志记载亦较为详尽。
嘉靖年间（1522~1566)，武康、长兴、安吉一带的蚕丝产业也十分兴盛。
明初湖州已大量种植桑桑，湖州辖县皆有桑墟，“城东有桑墟，尤以桑墟”，随着蚕桑的发展，湖州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蚕丝生产基地，尤以“菱湖、洛舍第一”著称。
而湖州吴兴各乡，则有“大小堤，必树桑桑”，甚至出现“桑麻万顷”的景象；乌程等乡，因从事桑蚕业，“浙右耕桑之富”、安东乡“业织”、“菱湖业蚕”。
嘉兴府的蚕丝产业仅次于湖州府，七县中有五县均有蚕丝的记载，尤其是湖州附近的秀水、嘉兴、崇德和桐乡一带的蚕丝产业最为发达。
明中叶以前，江南地区蚕桑收益远高于水稻种植，而北方蚕桑产量下降，江南地区以湖州为代表，成为全国蚕桑生产的重要中心。
明末至清初，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清初康熙南巡时，朕巡省浙西，桑林遍野，天下蚕丝供应皆在东南，蚕桑之盛，仅此一区。
随着蚕桑生产规模的扩大，蚕丝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茧丝一出，就卖给了城隍庙的丝商。
除蚕丝外，江南地区的各种丝绸织品如绫、罗、纱、绸等产品远销全国，苏州、杭州、南京成为当时丝绸生产的中心，明廷为了加强地方丝绸生产管理，加强对地方丝绸产品的征收，设立了地方织造局。
明政府设立的二十三家染织局，其中16家设在浙江、南京，可见当时浙江及南京所处的江南地区在丝绸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为了加强江南丝绸的生产和征收管理，明清两代政府在江南各地设立了染织局，每年按一定数量向朝廷供应丝绸织品。
《明史》记载：“两京织造，内外皆有局。内局为应供，外局为公用。南京有神帛堂，有供应机房，苏杭也有织造局，每年都有固定的数量。”
明初江南主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已设立染织局，位于镇江的染织局在明代“岁造各色光素四串五纶丝1440匹，闰年加一百二十匹，其中144匹大红暗花八宝骨朵云地，每匹售价7.3两。
织金胸背犀牛海马，熊罴259匹，闰年加24匹，每匹价值4.1两；光素青绿一千零三十七匹，闰年加九十六匹，每匹三点六两银子，再加上绸缎和肩银，一共花了6446两。
苏州织造局位于苏州，其生产任务是“岁造绸缎，以供朝廷消费”。
苏州织造局所织造的产品，只供内府使用，赏赐各府，并不与局有任何关系……明初，每一年生产定额为一千五百三十四匹，每到闰月，就是一千六百七十匹。江南各地都有这样的织造机构。
明清时期，通过这些遍布江南各地的织造局，把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控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同时，染织局的出现，促进了江南丝绸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生产质量。
明初，随着传统丝绸产地的衰落，江南地区的丝绸产品成为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各地商人云集江南，秦，晋，燕，周大贾，不远万里，为罗绮罗币而来。
当时有记载说，杭州有“丝织之地，四海皆取之”，而嘉兴则有“四面八方商贾，每年五月来此贸易”，从全国各地的商人，把江南的丝绸产品运往全国各地。
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路线主要通过京杭运河北上，经陆路水路运输至辽东，山西，张家口，河北，山东。辽东市场上销售的丝织品主要来自江南，由于“南货缯布”的大量涌入，“尚奢侈”的风气在边陲地区出现。
山西大同地区大部分的丝绸都是“东南之产”。
在河北，“商贩们都有贩卖粮食、盐、铁、木的商人，从南京，到苏州，再到临清，张家口的商人，都是从苏杭和湖广来的商人。”
江南丝绸除了销往北方，还有大量经由长江水道销往传统丝绸重镇四川，在四川东部“丝帛、四川、吴越”。
由于当地蚕桑产业的衰退，四川地区的蜀锦市场已被江南丝绸所取代，江南丝绸在与四川传统丝绸产品的竞争中占据了四川市场，四川建昌“虽远隔万里，但苏杭新织各种绸缎，吴中贵介未入，先得先机。”
国内市场只是江南丝绸的销售渠道之一，江南丝绸早在三国时期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明初实行海禁的同时，政府也积极推动对外交流，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通过海上贸易扩大了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
明代形成了广东、日本、广东、东南亚、印度、欧洲、广东、菲律宾、拉丁美洲、欧洲。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南京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发源地，对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着重要作用。
丝织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江南丝绸是广州和其他地区出口的丝绸中的上品，欧洲、东南亚、日本都有，“中国绫罗，土产不蚕，只有从中国运来的丝绸，才能织出最好的绸缎，穿上它，自以为华美。所以中国的湖丝，值银百两，比彼得价二倍。”
大量广州、福建商人受到巨大利益的诱惑，纷纷涌向江南，开辟了从江南至广州的许多丝绸线路，这些线路主要从江南经浙江，过钱塘江，经陆路过内河运输，到达福建。
另一条是从浙东经江西至广东的陆上途径；或经南京，经安徽陆路，经江西，入人广州，或经浙东海道至福建和广州。
最后一条海路是明代中后期以后，江南地区的丝绸贸易主要通过广东。江南至广州地区交通便利，为江南丝绸出口海外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757年以后，清政府在广州一口岸实行更严格的丝绸出口政策，使江南地区的丝绸只能通过广州进行海外贸易。
江南丝织品经由闽粤及江南各地商人通过广州等口岸与海外市场相联系。
从明代一直到清朝前期，从江南销往日本的丝绸以蚕丝及其他丝绸为主。
据日本学者藤本实在《日本蚕丝业史》中记载，十七世纪后，每年销往日本的蚕丝数量为两千担，最高时达三千担，江南丝绸的具体数量无法统计，但由于当时其他地区的蚕丝产量下降，蚕丝应该是以江南蚕丝为主。
到1711年，日本共进口蚕丝50276斤，丝织品202149匹。
在美洲市场上，根据学者们的估计，每年到这里来的蚕丝数量在3000至5000担之间。根据1750年的统计，英，法，荷兰，瑞典，丹麦进口的生丝1379担，丝织品18229件，当时国际市场上江南蚕丝出口最多的是丝绸。
1757年，清政府在广州实行了一项口岸通商政策，规定除广州以外的地方不得从事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唯一的起点，而江南地区的丝绸贸易则主要依靠广州口岸。
而广州出口的丝货大多来自江南地区，除了直接从江南地区贩运丝绸外，广州商人也开始大量向广州贩卖生丝，同时由于清政府对蚕丝走私实行严格管制，禁止江南丝绸通过海路运至广州，江南至广州的传统丝绸路线发生了变化。
清代中期，江南至广州的丝绸贸易主要有几条路线即：
由苏州沿运河北上至镇江，经镇江沿长江经南京、安徽、江西、江西赣州、广东保昌县、广东；另一条由浙江杭州沿钱塘江南下至常山，再经陆路至江西玉山，经陆路运输至广州；最后一条也是从杭州出发，经富阳，桐庐，祁门，再经赣江到达广东。
与明代江南丝绸贸易形成的广州路线相比，广州成为唯一的江南丝绸到达目的地，由于禁止海运、陆路和水路运输，因此贩运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
明清时期江南丝绸贸易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唐代以前的市、镇是不同的功能单位，市作为商业性行政单位，逐渐成为商家交易商品的场所。
镇子就不一样了，镇子是军事单位，政府驻扎在镇子上，镇是军事化的地方，居民很少，但是到了宋朝，镇子的军事功能因为军权的加强而失去了作用，镇子就成了和市一样的居民聚集地，明清时期，江南的蚕桑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商业单位。
学者对明嘉靖、万历、乾隆、嘉庆等苏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常州、松江府等地进行了统计，发现这些城市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尤其是苏州和杭州，蚕桑产业发展较快，城市数量更是成倍增长。
江南地区城市数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蚕桑生产的发展，以及专业丝绸城市的出现。
盛泽镇是江南丝绸经济的产物，据《盛湖志》记载，明初盛泽镇为“青草滩，一荒村而”，因江南丝绸工业发达，盛泽镇迅速成为湖州、杭州丝绸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因临近江南丝绸工业的中心湖州、杭州，成为湖州、杭州丝绸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丝绸之利日增，南北商贾云集”，丝商从全国各地汇集到盛泽镇。
明清时期，江南的丝绸生产大多集中在镇以上区域中心和中心城市。
而蚕丝生产则是在乡镇以下的农村进行，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圈的原因，大部分蚕农都是在市里交易蚕丝，丝绸行在盛泽加工蚕农的蚕丝，盛泽则是大量的丝绸作坊，“男女勤勤恳恳，织造织机，通宵达旦”。
到了明末，盛泽镇上专门做丝绸生意的牙行，已经有上千家之多，可见盛泽蚕丝产业的规模。嘉靖年间，由于丝绸业的发达，地理条件优越，盛泽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户人家的小城，明末，盛泽“日中为市，舟辑塞港，街道摩肩接踵，是邑中诸镇中最繁华的地方。”
盖其繁盛，实为邑中诸镇之冠”。
湖州菱湖镇也经历了盛泽的发展过程，这里曾经是一个以种植菱芡为主要产业的小村庄，后来因为交通便利，明初设立了税课司，作为对周边征税的机构。
菱湖镇从明朝中期开始发展，作为湖州绸缎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菱湖在明正嘉隆年间，“第宅连云阑列螺，舟楫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上无一幸免。”
蚕丝产业是菱湖镇的主要经济支柱，菱湖镇和盛泽镇一样，也是江南最大的丝绸产业之一，“沿湖而建，湖上的船商云集，大大小小数百户人家。”
江南丝绸外销对丝绸需求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城市丝绸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专业丝绸城市出现，成为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节点，集中生产丝绸和原材料，满足海上丝绸之路对江南丝绸产品的需求。
同时，由于丝织品需求与生产的推动，城镇与周边村庄的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宋元以前，市镇对周边村庄没有行政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同样，市镇不作为行政管理结构，与乡村整治管理上也没有完善的管理关系。
然而，在江南丝绸经济结构中，江南农村地区形成了“乡脚”的特殊关系。
乡村社会作为城市经济的补充，为城市经济提供原材料，特别是蚕茧、蚕茧等，蚕农通过市镇交换蚕茧等农产品，城镇从乡村引进原材料，通过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南京，杭州，苏州等丝绸中心的初级加工原料。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甚至有取代这些丝绸中心，成为丝绸生产中心的趋势，这种地理和原材料的便利，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江南市镇与周边乡村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这是由于海外市场对江南丝绸需求不断增加，改变了江南乡村社会的面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以后，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到了明清，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蚕桑生产迅速发展，成为国内外丝绸市场的重要中心，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东亚，南亚，美洲和欧洲，形成了一个国际市场。
江南地区生产的生丝、蚕丝等丝织品，就是通过这条销路，进入国际市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
在这样的行销格局中，由于对市场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加强，江南蚕桑生产与行销形成了较好的产业链体系特别是明末清初广州一口通商，广州丝织生产有限，而经由海路销往国际市场的丝织品中，江南丝织品成了上品。
这种江南丝织品市场格局的形成，对江南传统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市镇崛起，乡村经济繁荣，乡村形成以市镇为中心、乡村滋养的乡村格局，加强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明清江南丝绸经济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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