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走路规则
本文作者 倪方六
随“礼·遇中国”跨国交流活动，一路走下来，感受很多。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出行现象”。走在柏林的街头，你不会担心被车撞到，当有行人通过时，不论是不是绿灯，车子都会善意地减慢速度，停下来，让行人先走。
（德国街头）
有几次过马路，我习惯于国内停下车让车先过，结果车子一直停在那里不动，等我通过。不只柏林如此，到华沙，到明斯克，到莫斯科都是这样，一定是“车让行人”，而国内都是“行人让车”，遇到行人也不减速。
我感叹“洋人”的出行文明。好在国内有不少旅游城市，如敦煌已规定要“车让行人”，可以放心过马路。
翻了一下史料，发现中国在“轿子时代”，已有一套系统的出行规则，强调“礼让”，即所谓“走路伦理”。
先说说古代的“交通规则”。
现代人是“靠右走”，古人朝哪走？靠左靠右都走过。
（古人行路）
一、“男右女左”。在先秦，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同行的，要分两边走，当时的规则是“男右女左”。《礼记·王制》中是这样说的：“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道路上，男的靠右走，女的靠左走，车辆从路中间通行。
这种“男右女左”分开走的风俗，又叫“男女异路”，属于“单行道模式”。
（古人送别）
二、“靠右走”。这种走法又称“来左去右”，不分男女，是“双行道模式”。此走法出现在唐朝，由一个叫马周的人提出来的。
据唐刘餗的《隋唐嘉话》，当年马周以布衣身份上书当时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向朝廷出现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其中就有出行走法：“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
由此还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左迎右送”礼俗，即要站在路的右边送人，站在左边迎人。
（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
三、“靠左走”。唐代规定“来左去右”，实际是一种进出城门的规则，但在路途和街道上，古人更多是“靠左走”。
朱熹《童蒙须知·杂细事宜第五》中，有这样的说法，“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为什么陪年长者出行，要走在老者的右边，主要是基于“靠左走”，这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但可能因为集市吧，也有人“乱走”。
走路时，谁让谁？在唐朝以前都是通过“礼”制来调整和安排，更多是出于风俗习惯。
《礼记·王制》规定：“父之齿随行，史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意思是，遇见了与父辈差不大小的，应让他先走；和长兄年龄差不大的，可以一起走或稍后；至于同龄同辈有朋友，走路则不必分先后。现在领导到地方视频，总是走在一大群人的前面，应该这是这一遗俗。
（仇英绘《清明上河图》）
但到唐代，则将这种“礼”升格到“法”的层面，有了强制性的交通法规，这是中国交通史上的分水岭 。
唐朝的《仪制令》明文规定：“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唐律疏议·杂律》“违令”条，“诸违令者，笞五十”，下面的疏议特别解释，“令有禁制”。
《仪制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交通法规”，由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 （公元637年）颁发。李世民还强调颁发此令的意义，并作了解释——
“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盖以中兴之始，兆庶初安，将使知方，所以渐诱。”
（仇英绘《清明上河图》）
现代交通用语“礼让为先”，就源于这句话，至今仍在起作用，是交通伦理的核心。
到五代后唐时，唐朝的《仪制令》得到进一步强化。
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于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八月出敕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李嗣源这一“红头文件”下发到“诸道、州、府，各遍下县、镇”，要求地方官将此《仪制令》，“刻碑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晓示行人。”
如果有人不按规定走路，将被治罪。
（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
此后，《仪制令》成为中国人的交通守则，并碑刻竖于道旁边。各朝虽有变化，但内容大同小异，这类碑刻目前在陕西、江苏、福建、河北、内蒙古等全国多地，都有考古发现，这说明这套“交通规则”当年是全国通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法律还对车马与行人的关系作了规定，除了帝王要臣公务出行，路上要“车马让人”，并且在行人密集的地方，不能“走车马”。
《唐律疏义．杂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如今的“步行街”设计，车辆不得进入，就是这么个理儿。
（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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