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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王安石变法,北宋温和派官僚的反思和自救方案才更贴合实际?

一提到北宋中后期的王安石变法,人们就习以为常地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人称为“新派”,将反对者称为“保守派”。如果你对那段历史不够了解,很容易就会站在看似“先进”的新派一边,认为保守派墨守成规、冥顽不灵,阻碍进步。

而我在反复多次深究那段历史后,真的不愿称呼司马光、韩琦、富弼、吕公著、吴奎、苏辙、吕诲等人为“保守派”,韩琦和富弼都曾追随范仲淹参与庆历新政,岂是顽固守旧之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改革建议,只不过相对温和而已,故称其为“温和派”更为恰当。

相对的,称王安石等人为“激进派”,才能与其翻天覆地般的改革思想和措施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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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北宋的种种积弊,“温和派”官僚都有什么样的自救措施?相比王安石的主意,是否更具有可行性呢?

军事层面的自救

北宋初期的军队和将领,基本承袭了五代混战时期的彪悍和勇武,李继隆、潘美、范廷召、杨业等名将均在五代时期就征战沙场,个个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任凭宋太宗如何瞎指挥,也能在对阵辽军时取得不错的胜率,在与党项的战争中更是胜多负少。

宋真宗延续了其父宋太宗执政后期猥琐避战的思路,在战场形势有利于宋军的情况下,与辽国签下澶渊之盟。

可以说,北宋初期的军事力量是足够强大的,无论“业余军事爱好者”宋太宗和懦弱皇帝宋真宗怎么折腾,北宋也没有亡国之患,容错率非常高。

不幸的是,与辽休战之后,北宋的武备逐渐松弛,灾荒之年频繁征招灾民入伍,“用军费养灾民”几乎成为国策,导致军队数量庞大,军费开支巨大,士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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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战斗力差了,容错率也就低了,而宋仁宗、宋英宗仍然改不了“插手前线将领指挥权”的毛病,可谓雪上加霜,导致西北党项首领元昊一旦起事,北宋屡战屡败,根本不是对手。

刚才所说的这些军事层面的问题,北宋中后期的温和派官僚们看到了吗?不仅看到了,还明确提出了修改意见。

治平元年,宋英宗任命多名内侍亲信前往西北边地担任“驻泊兵马钤辖”,掌管当地蕃族事务,引起谏官吕诲、御史傅尧俞、赵瞻等人的联合反对。

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监军者····钤辖寄重,实均安抚使之权乎!乞朝廷罢之,精择帅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几阃外之权,得尽其用矣。”——《续资治通鉴》

吕诲是北宋有名的谏官,一生中多次因弹劾宰相而被罢免,然而屡败屡战,愈战愈勇,连司马光这样刚直脾气的人也对其敬佩有加。

这一次吕诲的上书意思很明确,将领统兵在外,应予以足够的自由度,不得派遣名为“钤辖”实为监军这样的皇帝亲信跟在身边,这样只会导致作战失败。

可惜吕诲的建议并未被宋英宗采纳,但至少“不信任前线武将”这个问题已经被多名言官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而转过头来的第二年,司马光关于“限制军队规模”的建议被采纳了。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治平二年,司马光向宋英宗进言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兵少而精,各项物资容易供给充足,才能以一敌十,遇敌必胜。反之兵多而不精,物资供应不上,十个人也抵不上敌军一个,能打胜仗才怪。统兵将领一味要求给他们增加军队数量,这是无能的表现。”

对此,司马光的建议是:“首先停止招募禁军,选择得力的将帅,训练好当下士兵就足够了;其次,那些受灾地区灾民,按照正常程序发放救济粮就可以了,严禁当地官员妄自招募灾民入伍扩充厢军。”

司马光言:“国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少而精,则衣粮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当十,遇敌必能取胜;多而不精,则衣粮难赡,公私困匮,十人不足当一,遇敌必致败亡。边鄙之臣,无他材略,但求添兵,是以不顾国家之匮乏,只知招募,取其虚数,不论疲软无所施用·····臣愿陛下速降指挥,应在京及诸路,并宜罢招禁军,但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其灾伤之处,州县不得妄招饥民以充厢军,但据所有斗斛,救济农民,俟向后稍丰,使各复旧业,则天下幸甚!”——《续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这个自救方案切中时弊,直击要害,相比王安石复杂的“保甲法”,既不扰民,不增加百姓负担,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只要实施到位,北宋的军费开支就能得到有效扼制,随着年老士兵的淘汰,军费还能进一步下降。

治平三年五月,英宗下诏,令河北和陕西各路兵马总管加强对于士兵的训练,不得利用士兵为自己谋利,拒绝了前线守将的增兵请求,认为当下兵员已足够使用。

五月,乙丑,诏:“河北战兵三十万,陕西战兵四十五万并义勇,令本路都总管常加训练,毋得占役。”时边臣或奏请增兵,朝廷以为兵数不少,故降此诏。——《续资治通鉴》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显然,经过两府的反复讨论,英宗以及两府宰执还是接受了司马光的提议,意识到了军队规模问题并踩了刹车,停止向边地防线增兵,对于司马光“兵少而精”的论断,也督促前线加强士兵的训练,提升战斗力。

由此可见早在宋神宗继位之前的治平年间,北宋温和派官僚在军事层面就已经展开了反思和自救,并付诸具体实践。

更令我惊奇的是,常被诟病“将西北国土送给西夏”的司马光,居然也有自己“恢复汉唐之疆”的设想,不过他的出兵前提是“修明政事公私富足兵精马壮”,在达到这三个条件之前,他建议无论是对契丹还是对西夏,都采取猥琐发育、避而不战的态度。

财政层面的自救

无论是“冗兵”还是“冗官”,带来的问题都是钱不够花,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首要目的就是“敛财”,在“民不加赋”的条件下开辟新的增收渠道,为北宋财政增加收入。

“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措施在构思上都非常精妙,无可挑剔,其“贷款”理念甚至有超越时代的感觉,但问题在于所有政策在短时间内同步实施,基层实施起来困难很大,想法很美好,实践起来却容易出乱子。

对于如何增加税收,苏辙曾在熙宁二年向宋神宗上奏,认为“要想使财政富裕,关键不在于钱财的纳入而在于去除在各项事务中的浪费;只需取缔闲散无事的冗官,裁减闲散无事的兵丁,以及减少“滥封”“滥赏”等行为即可。”

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

在苏辙看来,北宋当时的财政状况还没恶劣到推倒重来的时候,只需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修剪”,少花点少用点就可以了,而不是“另立新枝”,去大动干戈地做什么新的冒险。

时任三司使韩绛曾向宋神宗报告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上百年积累的财富,如今都被挥霍完了。这个表述常被人引用,来体现神宗初年财政的紧张程度,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甚至连易中天老师的书里,也把这句话当做重要论据。

但我翻找史料,发现韩绛在说完“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仅仅两个月后,又向神宗上奏说,“京城储存的大米已经多到足够吃五年的了,仓库底部的都快要烂掉了。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约支五年以上,虑岁久陈腐,欲令发运司于上供年额,权住起发五十万石,于谷价贵处减和籴之数,变市金银绢,输榷货物封椿,分给三路,以备军需。”——《续资治通鉴》

这是韩绛自己前后矛盾吗?其实不矛盾,之前说“惟存空簿”指的是金帛,是说仓库里存的金银绸缎没有了,这与粮仓里大米足够吃五年一点也不矛盾。也就是说,当时北宋的财政可能确实遇到了危机,但危机程度远未到火烧眉毛的程度,这也是温和派官员们在谈及财政危机时,将“省吃俭用、减少赏赐”作为应对答案,再无其他深层次措施的底气和原因。

虽然金帛没多少了,但粮食多得吃不完,但凡朝廷少花点就能解决危机,不至于伤筋动骨般地去做调整。

那么温和派的“省钱”论调具体实践起来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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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温和派自发性地拒绝朝廷的赏赐、为国减负。比如仁宗去世后,英宗照例将大行皇帝的遗留物品赏赐给群臣,司马光将所得的珍珠上交给了谏院作为公用钱。

随后,温和派集体倡议拒绝朝廷祭天大礼后的巨额赏赐,意图将其作为惯例加以延续。

这事儿发生在熙宁元年,由曾公亮等人出头,建议朝廷取消祭礼后给予百官的赏赐,但是遭到王安石的拒绝,司马光甚至与王安石当庭吵了起来,王安石在这次著名的廷议上说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句名言,而司马光则反驳称这句话不可能实现。

激烈的争论过后,还是以王安石的胜利告终,该赏赐的一分钱也没少。

温和派的努力,失败了。

冗官层面的反思

“冗官”是最棘手的问题,这触及到了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仁宗朝的范仲淹仅仅是严格了官员的选拔和考察标准,就被污蔑“结党”,所谓的庆历新政草草结束,跟在范仲淹身后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被贬出了朝廷。

所以敢于直言“裁撤冗官”,乃至于“宗室授官”的人少之又少,历朝历代都是凤毛麟角,这不仅是与天下仕族作对,甚至是在与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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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宋英宗时期,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北宋“宗室授官过度”的积弊。

治平元年,吴奎在英宗与宰执大臣的廷议中勇敢地说道:“以前给宗室授官,不过是殿直、侍卫这样的小官,哪像今天这么过分?朝廷如果想要千秋万代传递下去,必须进行裁减和遏制。”

奎曰:“祖宗时宗室皆近亲,然初授止于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过也。朝廷必为无穷计,当有所裁损。”——《续资治通鉴》

吴奎是王安石拜相之前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从这次给英宗的进言来看,也算个有胆有识的人物,一度做到过副宰相之职。

后来王安石得神宗独宠,他与一众温和派官员一样,离京去地方任职了,再难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显然,在裁撤冗官方面,温和派官员的态度一点也不温和。

结语

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这么形容王安石的一生:“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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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时间,雷厉风行的王安石率领一众执行力特强的新锐们抛弃旧制,不惧人言,不畏天变,将与其意见不一的官僚全部赶出京城,整个北宋为之一变。具体这个“变”是褒义还是贬义,苏轼没有明说,至少,他当初对新法也是持反对意见的。

无论“变”是褒是贬,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两次拜相期间,北宋政坛争议四起,以往的宽容和开放风气不复存在,章惇之后愈演愈烈,逐渐步入黑暗,以至于当金军南下时,习惯了内斗的满朝官僚毫无办法,他们习惯了机械性的执行,早就丧失了“自主献策”的能力。

而我在反复研读那段历史之后,真的愿意相信,如果就按照温和派官僚们的建议和设想去做,北宋中后期政坛不至于那么混乱,他们的自救方案简单易行还卓有成效,或许比王安石变法更贴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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