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文艺复兴，崇尚人文自然，反对封建蒙昧专制，其实中国古代也是有此种类似情况的，那便是魏晋时期的道家自然之说，不过二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之风、清谈之流，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的繁文缛节、三纲五常有冲击。但就实际效果来说，消极避世之颓态盛于学术研讨之严谨！
不过其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大胆尝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从两汉经学之腐朽到建安风骨之雄浑，中国士大夫文化再发新芽，可随着司马政权的堕落无能，朝廷成为了门阀世家们的祖业，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再一次感到了绝望！
因此崇尚自由，寄情于山水，求道于黄老的清闲之风，无疑是是对当时黑暗政局的无声反抗，此种风气渗透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独特的魏晋之风貌！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追求个性为形式，时人的服装之姿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加入了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服饰特点，再结合自身的文化特性。
魏晋服饰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极具时代特色与民族情怀！
司马炎在建立晋朝后，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后来又爆发八王之乱，导致社会秩序进一步崩溃，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
无论是士大夫文人还是黎民百姓，活得都不太如意，可又无力改变此种黑暗的局面。
朝廷忙着搞权力斗争，地方官员忙着盘剥百姓，那些曾经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文人们，也因为仕途无门，而抑郁寡欢！
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失去了实用价值，朝政被世家大族把控，选官用人采取九品中正制。东汉末期的童谣：“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惬如鸡。”再一次应验了历史的轮回。
玄学之风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清谈是玄学的一种具体形式，几个穿着长袖宽袍的男人，坐于林间的一块空地上，举杯推盏，高谈阔论。他们谈的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当朝政治，而是道家思想。
道家的思想观念中追求自然，向往无为，这种思想反应于外在的着装上，则是穿着随意，不拘礼法。
据《抱朴子·讥惑篇》记载：自八王之乱以后，举国上下的臣民之服饰，开始不遵守礼法，各种各样款式的衣服都有，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
西晋朝政腐败，权力多为世家所把控，既然中央都不行了，下面的文人们也就彻底将儒家那套繁文缛节丢在了垃圾堆里。
此时的士大夫文人们一改中国传统读书人之文雅，袒胸露怀者、口出狂言者不在少数，譬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据《世说新语》记载：
伶乃嗜酒之人，客每至家中，亦不着衣褛，皆讥之，伶曰：吾以天地为房屋，以建筑为衣褛，诸君进吾衣内，何言无衣？
别人嘲笑刘伶不穿衣服，他就说房子就是自己的衣服，你们这些人跑到我的衣服里面来，还说我不穿衣服，此种诡辩之才，确实有庄子诡辩之遗风！
魏晋时期的政治虽然腐败，但统治者对底层百姓的舆论控制却非常宽松，百姓穿什么衣服也不作强制性规定，这一点与后来的蒙元倒是挺像的！
同理，也是因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够，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大批大批地迁入中原地区，胡汉文化交流愈发明显，汉人开始穿胡人的衣服，胡人也开始学习汉人的文化。
裤褶、两裆、半袖衫这些现在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服饰，魏晋时期便早已出现，这些以宽松得体、紧凑实用为主要标准的服饰，受到了当时汉人的极力追捧。
两裆
据《玉台新咏·吴歌》记载：“新杉绣两裆，连置罗裙里！”这里两裆类似于现在的背心，胸前背后各一块布，在肩膀和腰间用丝带相连。
此种服饰也开始只是作为妇女的内衣，后来也慢慢演变为男女皆可穿。对于胡服的便利性，魏晋时期的上层统治者，也是非常认可的，其中就有魏国的建立者曹丕。
据《魏志》记载：当曹丕还是世子时，就喜欢穿胡人的裤褶出去打猎，有人劝谏曹丕不要穿胡人的下贱衣服，有失身份和礼数！
可见胡汉有别的观念，在当时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过随着晋朝的建立以及权力斗争的频繁，中国北方又迎来了大动荡时期，这为胡汉的服饰融合，提供了一个契机。
裤褶
在曹魏时期不能穿的裤褶，在晋朝时期是被允许的，这无疑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证明！据《晋书》记载：
“车架亲戎戒严之时，乃着裤褶，上下皆可服之。”
这是对裤褶的使用场所作了规定，即车架亲戎戒严的时候穿的一种衣服，是天子、官员、百姓都可以穿的。
汉族人穿胡服，胡人也会穿汉服，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中原王朝建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自身文化底子薄弱，再加上汉人人口数量众多，想要稳固自身的统治就必须汉化！
公元311年，匈奴攻破西晋国都洛阳，为避匈奴锋芒，后又迁都长安，不过这座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长治久安之地，也未能挡住匈奴的铁蹄。
与此同时，从公元307年便开始永嘉南渡的世家大族们，此时在南方各地站稳了脚跟，之前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因北方世族的到来，文化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北方开始出现胡汉杂居，南方开始真正的文化发展，北方融合外来文化、南方传承民族火种！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汉化程度最高的当属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主动投入汉文化的怀抱，讲汉语、穿汉服、遵汉制。历史证明北魏是正确的，是顺应了时代潮流的。
不过北魏的汉化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过渡期的时候，其民族服饰呈现出一种“四不像”的状态，看着实在尴尬。
据《梁书·陈伯之传》当时南朝一位名叫楮缉的文人，写了一首诗讽刺北魏的服饰：“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玩笑归玩笑，北魏的服饰变革不会因为几句嘲讽之词而停止，这是关乎民族政权存亡的大事情，是在中原站稳脚跟的后续保证，汉化是最合适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魏晋时期的民族融合体现在语言文化上，体现在饮食生活上，也体现在服饰传达上。
从刚开始的玄学之风兴起，到士大夫衣冠南渡，再到后来的胡汉融合，中国文化和中国服饰都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蜕变”来形容，过程无疑是痛苦的。
土地或许会被侵占，百姓或许会被奴役，但文化的种子永远都存在，那些逃亡南方的士大夫文人，就犹如一部部行走的知识库，将民族服饰与文化结晶的种子洒在了南方的土地。
服饰是民族的象征，也是时代的标志，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犯，这种玄学之风的悠闲被马蹄踩碎。
国难当头之际，那些曾经沉醉于逍遥之游的士大夫，也如落汤鸡一般仓惶逃至南方！
北方开始胡汉融合，而那些被胡人刀剑吓破了胆的士大夫文人们，在尚未开发的南方小镇重新找到了优越感，也算是将文化的火种传承了下来，这一点确实值得赞美。
文人的痛往往都是文章的魂，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山水诗人，文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文章以言志，服装以明性。
这个时期的文人服饰一改往昔的长袍儒袖，袒胸露怀，赤膊光脚，提起酒壶往口中灌，拔出宝剑指四方，一改往昔文弱之刻板。
玄学之风是对儒家文华的一次割裂，礼教与服饰的捆绑开始松解，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开始受文人们的质疑，这些文人以奇装异服无声地倾诉着时局的黑暗。
放荡不羁是他们的名片，标新立异是他们的习惯，在此种社会情况下，士大夫文人的服装呈现出一种飘逸洒脱，不拘繁缛之礼的模样，成为后世对魏晋之风的固有印象。
魏晋时期的文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觉醒，为江南各地的文化发展注入了不同于北方的新鲜血液，为后来的唐宋文人之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北方的胡汉服饰融合也极大影响了汉民族的服饰观念！
服装是一个时代无声的语言，当社会动荡不安时，民族服饰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而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服饰的审美。
九州大地上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都有自身的服饰特点，但总的来说都是后代继承前朝，一代一代地传承形成了华夏如今的风貌。
服饰的融合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每当外族入主中原时，要么选择汉化，要么选择崩溃！
这方面的第一位先驱者是鲜卑，之后的少数民族也相继效仿，中华文化中的韧性和柔性令异族无可奈何，汉服的生命力永远都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也要认识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时代秉性，魏晋时期的飘逸洒脱，不拘繁缛之礼，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服饰的典型特点。
参考文献：
《世说新语》
《晋书》
《魏志》
《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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