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文艺复兴,崇尚人文自然,反对封建蒙昧专制,其实中国古代也是有此种类似情况的,那便是魏晋时期的道家自然之说,不过二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之风、清谈之流,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的繁文缛节、三纲五常有冲击。但就实际效果来说,消极避世之颓态盛于学术研讨之严谨!
不过其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大胆尝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从两汉经学之腐朽到建安风骨之雄浑,中国士大夫文化再发新芽,可随着司马政权的堕落无能,朝廷成为了门阀世家们的祖业,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再一次感到了绝望!
因此崇尚自由,寄情于山水,求道于黄老的清闲之风,无疑是是对当时黑暗政局的无声反抗,此种风气渗透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独特的魏晋之风貌!
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追求个性为形式,时人的服装之姿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加入了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服饰特点,再结合自身的文化特性。
魏晋服饰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极具时代特色与民族情怀!
司马炎在建立晋朝后,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后来又爆发八王之乱,导致社会秩序进一步崩溃,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
无论是士大夫文人还是黎民百姓,活得都不太如意,可又无力改变此种黑暗的局面。
朝廷忙着搞权力斗争,地方官员忙着盘剥百姓,那些曾经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文人们,也因为仕途无门,而抑郁寡欢!
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失去了实用价值,朝政被世家大族把控,选官用人采取九品中正制。东汉末期的童谣:“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惬如鸡。”再一次应验了历史的轮回。
玄学之风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清谈是玄学的一种具体形式,几个穿着长袖宽袍的男人,坐于林间的一块空地上,举杯推盏,高谈阔论。他们谈的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当朝政治,而是道家思想。
道家的思想观念中追求自然,向往无为,这种思想反应于外在的着装上,则是穿着随意,不拘礼法。
据《抱朴子·讥惑篇》记载:自八王之乱以后,举国上下的臣民之服饰,开始不遵守礼法,各种各样款式的衣服都有,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
西晋朝政腐败,权力多为世家所把控,既然中央都不行了,下面的文人们也就彻底将儒家那套繁文缛节丢在了垃圾堆里。
此时的士大夫文人们一改中国传统读书人之文雅,袒胸露怀者、口出狂言者不在少数,譬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据《世说新语》记载:
伶乃嗜酒之人,客每至家中,亦不着衣褛,皆讥之,伶曰:吾以天地为房屋,以建筑为衣褛,诸君进吾衣内,何言无衣?
别人嘲笑刘伶不穿衣服,他就说房子就是自己的衣服,你们这些人跑到我的衣服里面来,还说我不穿衣服,此种诡辩之才,确实有庄子诡辩之遗风!
魏晋时期的政治虽然腐败,但统治者对底层百姓的舆论控制却非常宽松,百姓穿什么衣服也不作强制性规定,这一点与后来的蒙元倒是挺像的!
同理,也是因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够,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大批大批地迁入中原地区,胡汉文化交流愈发明显,汉人开始穿胡人的衣服,胡人也开始学习汉人的文化。
裤褶、两裆、半袖衫这些现在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服饰,魏晋时期便早已出现,这些以宽松得体、紧凑实用为主要标准的服饰,受到了当时汉人的极力追捧。
两裆
据《玉台新咏·吴歌》记载:“新杉绣两裆,连置罗裙里!”这里两裆类似于现在的背心,胸前背后各一块布,在肩膀和腰间用丝带相连。
此种服饰也开始只是作为妇女的内衣,后来也慢慢演变为男女皆可穿。对于胡服的便利性,魏晋时期的上层统治者,也是非常认可的,其中就有魏国的建立者曹丕。
据《魏志》记载:当曹丕还是世子时,就喜欢穿胡人的裤褶出去打猎,有人劝谏曹丕不要穿胡人的下贱衣服,有失身份和礼数!
可见胡汉有别的观念,在当时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过随着晋朝的建立以及权力斗争的频繁,中国北方又迎来了大动荡时期,这为胡汉的服饰融合,提供了一个契机。
裤褶
在曹魏时期不能穿的裤褶,在晋朝时期是被允许的,这无疑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证明!据《晋书》记载:
“车架亲戎戒严之时,乃着裤褶,上下皆可服之。”
这是对裤褶的使用场所作了规定,即车架亲戎戒严的时候穿的一种衣服,是天子、官员、百姓都可以穿的。
汉族人穿胡服,胡人也会穿汉服,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中原王朝建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自身文化底子薄弱,再加上汉人人口数量众多,想要稳固自身的统治就必须汉化!
公元311年,匈奴攻破西晋国都洛阳,为避匈奴锋芒,后又迁都长安,不过这座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长治久安之地,也未能挡住匈奴的铁蹄。
与此同时,从公元307年便开始永嘉南渡的世家大族们,此时在南方各地站稳了脚跟,之前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因北方世族的到来,文化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北方开始出现胡汉杂居,南方开始真正的文化发展,北方融合外来文化、南方传承民族火种!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汉化程度最高的当属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主动投入汉文化的怀抱,讲汉语、穿汉服、遵汉制。历史证明北魏是正确的,是顺应了时代潮流的。
不过北魏的汉化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过渡期的时候,其民族服饰呈现出一种“四不像”的状态,看着实在尴尬。
据《梁书·陈伯之传》当时南朝一位名叫楮缉的文人,写了一首诗讽刺北魏的服饰:“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玩笑归玩笑,北魏的服饰变革不会因为几句嘲讽之词而停止,这是关乎民族政权存亡的大事情,是在中原站稳脚跟的后续保证,汉化是最合适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魏晋时期的民族融合体现在语言文化上,体现在饮食生活上,也体现在服饰传达上。
从刚开始的玄学之风兴起,到士大夫衣冠南渡,再到后来的胡汉融合,中国文化和中国服饰都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蜕变”来形容,过程无疑是痛苦的。
土地或许会被侵占,百姓或许会被奴役,但文化的种子永远都存在,那些逃亡南方的士大夫文人,就犹如一部部行走的知识库,将民族服饰与文化结晶的种子洒在了南方的土地。
服饰是民族的象征,也是时代的标志,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犯,这种玄学之风的悠闲被马蹄踩碎。
国难当头之际,那些曾经沉醉于逍遥之游的士大夫,也如落汤鸡一般仓惶逃至南方!
北方开始胡汉融合,而那些被胡人刀剑吓破了胆的士大夫文人们,在尚未开发的南方小镇重新找到了优越感,也算是将文化的火种传承了下来,这一点确实值得赞美。
文人的痛往往都是文章的魂,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山水诗人,文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文章以言志,服装以明性。
这个时期的文人服饰一改往昔的长袍儒袖,袒胸露怀,赤膊光脚,提起酒壶往口中灌,拔出宝剑指四方,一改往昔文弱之刻板。
玄学之风是对儒家文华的一次割裂,礼教与服饰的捆绑开始松解,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开始受文人们的质疑,这些文人以奇装异服无声地倾诉着时局的黑暗。
放荡不羁是他们的名片,标新立异是他们的习惯,在此种社会情况下,士大夫文人的服装呈现出一种飘逸洒脱,不拘繁缛之礼的模样,成为后世对魏晋之风的固有印象。
魏晋时期的文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觉醒,为江南各地的文化发展注入了不同于北方的新鲜血液,为后来的唐宋文人之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北方的胡汉服饰融合也极大影响了汉民族的服饰观念!
服装是一个时代无声的语言,当社会动荡不安时,民族服饰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而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服饰的审美。
九州大地上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都有自身的服饰特点,但总的来说都是后代继承前朝,一代一代地传承形成了华夏如今的风貌。
服饰的融合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每当外族入主中原时,要么选择汉化,要么选择崩溃!
这方面的第一位先驱者是鲜卑,之后的少数民族也相继效仿,中华文化中的韧性和柔性令异族无可奈何,汉服的生命力永远都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也要认识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时代秉性,魏晋时期的飘逸洒脱,不拘繁缛之礼,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服饰的典型特点。
参考文献:
《世说新语》
《晋书》
《魏志》
《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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