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最为完备的朝代，也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在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冲击下走向终结的时期。
其对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亚区域政治格局演进和国际关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这其中就不乏有越南。
藩属体系是中国封建统治王朝构建的东亚区域政治体系。
它源自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
秦汉时期基本定型，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东亚诸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宣告终结。
最终为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条约体系所取代。
可以说，藩属体系既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内部治理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又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和整个东亚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
藩属体系的建立，与东亚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
在人类文明迈入近代之前，受发展层次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世界各国均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相互之间鲜有跨区域的接触、交流和互动。
同样，因中国东部为茫茫大海，西部为青藏高原，北部为草原戈壁。
处于其中间的农耕平原地带，天然形成了一种适应于内向型发展的自然环境。
就这样，中国各民族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华夏族居中原地区、戎狄蛮夷居住在四周的分布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形成了农耕文化。
周边四夷则主要从事畜牧业，形成游牧文化。
而后，在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由于华夏族的农耕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且形成的生产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都具有优势。
从而对游牧文化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周边没有持续出现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政权。
因此，这个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
在地理层面，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四夷均分布在中国的周围。
在经济层面，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展，财富高度汇聚，经济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区域。
在文化层面，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有系统规范的礼仪教化，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有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
在政治层面，中国具有对周边四夷的感召力。
总而言之，在秦汉以来的几千年里，中国基本处于统一封建王朝国家的统治之下。
自秦汉以来，中国对于周边各民族政权或王朝国家都具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力、经济内聚力、军事威慑力、文化辐射力和区域影响力。
在这种格局下，任何一个政权要与中国建立关系，必须对其称臣纳贡，遵守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规范。
从而更好地维系中央提出的藩属制度。
另一边，中央王朝则通过施册封、行贸易、修文德、备礼仪等手段，将周边国家政权纳入这个体系之中。
以此形成一个围绕中国的汉文化圈，共同构筑起一个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
直至清代，南明政权消亡，内部统治逐渐稳定。
清朝秉承传统的藩属体系，开始对周边各王朝国家和政治势力进行招抚。
此举旨在积极构建完备的藩属体系，拱卫清王朝的周边安全。
早在顺治四年，清朝就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
当时，越南境内由北向南依次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和广南阮氏等四个割据政权。
在清朝强大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惪于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
但因宣光武氏名义上为中兴黎朝的臣属，清朝就没有对其进行册封。
等到顺治十八年，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
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
这意味着，清政府与高平莫氏正式建立藩属关系。
而这使中兴黎朝在安南几股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
但因双方在上缴明朝颁给敕印问题上发生争执，册封事宜一再拖延。
直到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才遣使。
直到康熙十六年，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
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立场模糊的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的藩属关系。
清代的藩属体系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以礼法制度为内核的制度体系。
其有深刻的内涵，强大的内部稳定性和包容性。
清代中越藩属关系在政治上讲求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具有重“礼”不重“驭”的特征；
经济上，讲求以厚往薄来为准则的朝贡贸易，具有重“义”不重“利”的特征。
文化上，讲求以德化四夷为目标的文化辐射，具有重“文”不重“武”的特征。
军事上，讲求以不治夷狄为追求的军事威慑，具有重“统”不重“治”的特征。
在对越南的关系上，清廷采取一种立场模糊、静观其变的政策, 先授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后又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
直到康熙十六年，安南高平莫氏灭亡，中兴黎朝统一安南北方后，清朝才于康熙二十二年派遣使节去安南，册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并与安南建立一元的藩属关系。
在此之后，安南按照藩属的礼治体系定期朝贡，清廷和越南长时间都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雍正帝还授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原本属于清朝的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
这显然表现出对边疆土地“不争”的态度。
不过，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时，在安南行五拜三叩之礼还是三跪九叩的礼仪之争中，却寸步不让。
直到安南国王行三跪九叩之礼后，方才宣读诏书，进行赐地。
对于安南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斗，乾隆帝仍遵守藩属制度的礼治体系，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只要求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奉中国正朔, 定期遣使朝贡, 遵从礼仪制度。
中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也不轻易对其进行军事征伐和政治统治，更不对其实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奴役。
这与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各种对外战争中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与此同时，朝鲜、越南、缅甸等中国传统的藩属国也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在这次冲击之中，中越藩属关系彻底地土崩瓦解。
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导致中国与外域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模式。
但清朝仍然坚持传统春秋大义和藩属体系，企图阻止西方各国与清廷正面的接触，维持脆弱的“天下格局”。
但传统的藩属体系已不能有效应对所面临的形势。
于是，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列强所构建的条约体系，还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与此同时，咸丰八年九月，法国和西班牙联军找到了越南禁教和杀害传教士的口舌，发兵侵略越南。
并于同治元年与越南签订了《越法和平友好条约》，即第一次《西贡条约》。
其除了规定越南割让土地给法国，同意法人在越南自由传教和通商以外，还规定了越南未经法国同意不得将领土割让给其他国。
这项不平等条约也标志着越南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中越之间的藩属关系也瓦解了。
藩属体系源自古代的分封制。
但其物质基础是中国先进的农耕文明。
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先进文化。
思想基础则是以天下观为统领的理论体系。
政治基础是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其对周边各封建政权产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威慑力。
但是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中越传统藩属关系在与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的交锋中逐渐瓦解。
中国和越南分别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走上了寻求民族独立、构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
中越关系也从传统的藩属关系向近现代国家间关系演变。
这也启示我们，国际关系往往需要从国家实力出发，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
参考资料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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