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的社会中，皇帝就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他们说话一言九鼎，臣子也绝不能以下犯上。
殊不知，这都是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渲染的情形，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官场中，有一种制度，不仅能防范中枢权力的滥用，更能对皇权起到监督和制衡。
这种制度就是“封驳制度”，封驳，顾名思义，就是对皇帝的不合时宜的诏令拒不执行或者指正错误。
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防止帝王产生重大过失和不合规行为，从而使决策相对合理与公正。
那么封驳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而北宋的封驳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1、封驳制度起源于汉代
关于封驳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那时，封还诏书的现象经常发生，不过，只有当朝宰相才有行使权。
对于皇帝颁布的不合理诏书，宰相可以予以驳回或者指出错误，也就是封还。
而宰相对诏书有不同意见的，也可以“不肯平署”，即拒绝签字。
从表面上看，实行封驳貌似会削弱皇权，其实不然，封驳制度的运作不仅不会丧失皇帝的威严，反而会由于减少皇帝的失误，而更加稳固皇权的位置。
如《汉书·王嘉传》记载：“哀帝托傅太后遗诏益封董贤二千户，宰相王嘉封还诏书。”
封还诏书和不肯平署的行为，就逐渐演化为了封驳制度。
凡事有利有弊，封驳制度虽然对于国家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力，起到君臣相互制约的作用，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时难免在职能上有所冲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汉代时期采取的办法就是，如果皇帝不采纳宰相的封驳，则这个宰相就要主动辞职，目的是自己腾位，保障旨意继续实施，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自己的坚持己见。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从个人主观层面来看，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官员的利益或者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并非是妥善的解决办法。
因此，随着国家机器不停地运转，到了唐代，这个问题便有了很好的完善体系，那就是部门分工。
2、封驳制度确立于唐朝
封驳真正的形成一种制度，是从唐朝开始的。
唐朝初期，依然沿袭隋朝制度，设立了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省六部，三省就是中书 、门下、尚书。
但因朝代更迭，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国家为了稳定政局，也无暇顾及政令的正确与否，因此官员对于皇帝的旨意，通常情况下都是俯首帖耳，基本没有提出异议或反对意见的。
而到了唐贞观初年，随着王朝政权的稳定，唐太宗意识到天下之事不可独断专行，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于是开始不断完善三省制度，并明确了分工。
那时，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制定政策； 门下省指正不宜，审议签发 ；尚书省最终执行。
凡中书省草拟的诏令由门下省先行审议，如果给事中认为不可，则封还退回。
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不仅可以集思广益，使中书、门下相互制约，更可以避免朝纲紊乱。
而给事中这一职务，在封驳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如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演录》在叙述给事中职权说：“制敕诏令，皆须经给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还。”
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制》 中也提到了给事中职权：“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 之。”
可见，汉朝时期虽有官员封驳诏书之事，但并不是专人掌管，只有在唐代中后期，封驳才形成制度，由给事中行使职责。
给事中不仅有驳正百司奏抄的权力，还可以直接修改圣旨，如果看到皇帝旨意有问题，他们可自行修改后退给皇帝，让君王重新采拟。
如《新唐书·百官志》说：“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
封驳制度，从秦朝的“君为臣纲”到唐朝的“君臣共治”有了质的飞跃，也说明了唐朝社会的开放与包容。
顾炎武曾以“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的说辞高度评价了封驳制度给唐朝带来的政治清明局面。
然而，到了唐武宗时，封驳现象逐渐减弱，而唐末到五代时期，封驳制度则完全废弃。
正如《燕翼诒谋录》所载：“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
3、封驳制度兴起于宋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宋朝初期，仍然沿革唐朝制度设立三省，但可惜的是，尚书、门下两省已经成为闲散机构，而给事中也成了寄禄官。
直到公元993年，也就是太宗淳化四年， 由于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宋太宗面临统治的重重危机，在众多大臣谏言下，封驳制度又开始恢复。
而给事中的封驳职务也做了转化，由负责内外关奏的通进、银台司另设官员管理，独立于枢密院，他们不是宰相的属官，封驳奏事不受宰相的干预。
宋真宗时，又称呼为门下封驳司，隶银台司，设司长两名，名为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代替给事中职掌封驳。
然而，虽然封驳司设立后，依旧对诏令的瑕疵审核监督，但由于文书繁多，在实际政务运作中遇到阻碍，对于皇命的限制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机构形同虚设。
而封驳权要想行使真正有效的权力，必须根植于权力机构内部，这就促使北宋在封驳职能上不得不另辟蹊径，最终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封驳制度———中书舍人封还词头。
自唐以来，“词头”就是经过皇帝与宰相议定后的政务处理意见，多数为人事任免方面，以此为草诏依据。
而“词头”也必经过词臣，也就是中书舍人起草才能成为正规的诏书，如果中书舍人一旦认为皇帝的旨意不合法度，就有权拒绝草诏，将“词头”封还。（《宋史·职官志一》）
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也是社会制度必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偶然性的出现。
庆历初年，富弼任中书舍人，当时侍臣刘从德的妻子遂国夫人以后族身份进入内廷，后来虽被削夺了封号，但依旧自由进出，而且有诏令恢复其遂国夫人的封号。
富弼由此事驳回皇帝诏令，也是开创了封还词头的先河，此后，历任中书舍人纷纷效仿他的行为，而封还词头也渐为皇帝百官接纳，遂为成制。（《宋史·李大临传》）
可以说，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与给事中封驳诏书两种封驳形式的兼容并存，为宋朝的政治权力体系内运转机制行形成了良好的态势。
宋仁宗时代，封还词头职能的发展始终处于无序散漫状态，直到神宗时期，这一制度才逐渐完善成熟和确立。
宋神宗时期，对于中书舍人行使封还词头职权的限制，并不能阻挡他们对于不合理任命的封驳，甚至已经发展为不惜以身家性命来抗争词头。
其中最为流传的事例是“熙宁三舍人”七次封还词头秀州判官李定的事件。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宋敏、苏颂、李大临均为中书舍人。
当时正值变法期间，宋神宗与王安石欲提拔李定（一名典型的小人）为中央的监察御史里行，但宋敏却行使职权，坚决拒绝草诏，并提出辞职。
于是，宋神宗命第二位中书舍人苏颂前来起草敕书，可苏颂如宋敏一样封还词头；神宗不悦，他想要任用李定的心意已定，于是又命李大临起草诏书，结果还是封还词头。
最终神宗一气之下将中书舍人全部大洗牌，才完成对李定的任命。
其实，三舍人陆续封还李定词头，其矛头是指向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也就是保守派向革新派发起的强力阻击。
但从另一个层面也彰显出北宋士大夫恪守官制的主体自觉精神，为制约皇权的独断专行，产生的不遗余力的抗争。
神宗元丰五年二月，官职改革中，中书舍人又开始行使职权，不再以他官知制诰代行草制职责，由此，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封驳制度真正确立起来了，并一直沿用。
由于中书舍人拥有封驳权，是在圣旨形成之前，因此它的功能与唐代单纯的给事中封驳无疑要有效得多。
直到宋哲宗朝代，中书舍人开始频繁使用封还词头职能，从某种程度上，规范了用人制度、修正了人事决策，但也不能太过于乐观。
其实，封还的词头也不一定百分百成功，由于没有可以依据的统一标准，因此中书舍人在行使封还词头职权的过程中，难免不会掺杂个人主观因素，要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封驳制度由汉到唐宋的发展变化，来自于长期的政治实践。由于秦隋的前车之鉴，人们开始意识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帝也并不是完人，也有头脑发热不清醒的时候，需要有人给他降温，否则会引起祸乱。
尽管封驳制度的存在，对皇权有所限制，但封驳官的职责，无疑就是皇帝身边的“警示钟”，权衡利弊，有总比没有强。
纵观历史长河，历朝历代不乏敢于直言、刚正不阿之官员，但如果一味地只靠正人君子的谏言，而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国家机器也不会正常运转。
任何国家的管理体系，都必须提倡有异议的决策。封驳就是一个表达异议、达成共识的良好机制，也是对决策者的制约和监督，最为有力的一种变革。
1、《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2、《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3、《宋代封驳制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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