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而一个时间的书画艺术也必然会体现当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元代许多皇帝都具有“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的双重身份，如仁宗、英宗、文宗、顺帝等人，因此他们都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书画，甚至他们还经常亲染翰墨来加强汉族大臣和百姓的认同。
同时，一些汉族文人也希望通过书画获取元代统治者的赏识，甚至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来营造盛世太平的景象，美化元代的统治也可以为他们出仕元朝寻求合理性。由此可知，元代君臣间的书画等艺文活动不仅是简单的艺术鉴赏，还包含了耐人寻味的政治策略。
元代作为异族政权入主中原，本身就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元朝统治者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二是“元朝”不仅是控鼎中原的一代中国正统政权之代表，同时也是早期“大蒙古国”政权之延续。所以，言及元代的文化背景，我们自然不能忽视上述因素。
1206年铁木真率领他的铁骑建国封汗，建立大蒙古国”，主要依仗武力征服天下，对于文化治国和治国文化可以说都知之甚微。甚至蒙古人连自己的文字都还没有，直到成吉思汗下令用畏兀儿（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至此才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
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时，才创立一套属于蒙古帝国的官方文字。因此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孕育而生。八思巴字是一种新创的拼音文字，完全不同于汉字、西夏文字乃至畏兀儿体蒙古文等文字。但是因为多种原因，这种字未能在元代得到普及，后来随着元朝政权的崩溃自然也就不复使用了。
【元】（传）刘貫道《元世祖出猎图》局部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最初是凭借骁勇善战的铁骑征服了广大中原地区，但在此过程中，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之道理，于是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他们将统治天下的战略重心由“武功”转向了“文治”。但有研究者认为蒙古统治者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被汉文化所征服的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的推行汉法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做法完全不同，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更多的是出于他们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是一种被动的、有选择、有限度的施政举措，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元代在政治上采用蒙汉二元体制，在文化上推行多元文化并重的政策而无意全盘汉化等事例中得到证明。
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后，为了赢取在人口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支持，他们不得不适当地采取一些汉化举措以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权免受侵害，又不得不刻意要保持其原有的民族传统，甚至会对汉文化有所抵制。这一点我们从元代对科举的多次兴废以及在科举中对录取人数的比例划分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总之，尽管元代统治者早期在文化上非常落后，但是在征服并统治中原汉地的过程中，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并非完全是心悦诚服地认同，而是择其有用者而用之。忽必烈任用汉人儒臣，和命令太子真金学习汉文，无非都是为了想借助汉文化以达到“以汉治汉”之目的。
当然，许多元代统治者会主动学习汉文或怡情书画，这固然有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的因素，更有出于施政治国之实际需要的考虑。不过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元代诸帝在对待书画艺术上，也自始至终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治政需要，和一般的文人的陶冶情操有本质上的不同，更不能证明他们是被汉文化所征服。
同时，对于那些汉人儒士们来说，如何利用包括书画艺术在内的汉文化去影响并改变元代统治者的施政方向，以达到“以夏变夷”之目的，也是他们在面对政治现实，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被迫选择的一种文化战略。
《夫妇对坐图》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墓壁画
所谓“宸翰”就是指皇帝的墨迹，或者亲笔手诏御札等，“御赐宸翰”可以看作古代帝王为褒奖功臣是手段。自古以来，通过赏赐来激励将士就是统治者用来维护政权统治的一种常用的手段。尤其在皇位之争异常激烈的元朝，有学者研究表明，蒙元帝国的历代大汗在赏赐方面，无论是赏赉之优渥，还是次数之频繁，乃至种类之复杂等方面，在中国历代皇朝皆实为罕见。
在元代除了物质上之赏赐，在元人文集上经常也会看到有关元代帝王御赐宸翰之记载，并经常会有当时的汉人儒士为之作赞、题跋。这种御赐宸翰活动既可看作元代帝王奖励勋臣的手段，同时亦可视为他们用以彰显文治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举措。
元代有多位帝王接受过汉文化的教育，深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并且有几位帝王雅好丹青，能亲御翰墨。虽然能够识文断字，执笔弄墨，对于重视“六艺”教育的汉人帝王来说不算什么特殊能力。但是，对于出身于游牧民族的元代帝王而言，能够书写汉字甚至会点书法，实在是体现统治者文化素养的风雅之事。
当时的文人对元代帝王如仁宗、英宗、文宗、顺帝等人的书法给予过较高的艺术评价，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蒙古人，而且还是当时的帝王。作为蒙古人的元朝帝王能够接受汉文化，并且懂得书法，而且还能够将宸翰赐予臣下，这些都是令汉人文士们感到非常骄傲并值得大加赞颂的事情。
同时，元代有多位帝王，如仁宗、文宗、顺帝等人，似乎也对自己的书法水平较为自豪。他们时常会主动御赐宸翰，其中就不乏有要在臣下的面前主动显摆自己文化素养之意味。不仅如此，有的帝王有时还会特意命文人儒臣为自己的翰墨题记或作赞。
他们这么做之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加大炫耀自己的文化素养，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御赐宸翰的风雅举动，以此进一步体现自己的文治之功。作为臣下，当然也要能够领会君上之意思，唯有如此才能够得到统治者之嘉赏。所以，当御赐宸翰这种即可体现帝王对勋臣之褒奖，又能够彰显书写者文化素养的雅事发生在元代帝王的身上时，就更值得当时的汉人儒士们为之大加赞扬了。
总之，元代统治者参与书画鉴藏以及御赐宸翰活动，虽然其中不乏个人兴趣爱好因素，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将之简单地视为单纯的艺术活动，其中蕴含的复杂的政治因素亦不容忽视。而且在将原来属于宋、金内府的书画典籍汇集到元朝内府的过程中，也象征着皇帝所拥有的权力和国家文化的统一。
另外，收藏古代的书画作品具有怀远尊古、文化继承的象征意义，收藏当代的书画作品也能够显示元代的文化发展及其成就，这一点对于塑造元代帝王的文治形象意义匪浅。帝王赏赐臣下本来也是君臣之间恩义交换关系中最为寻常的一种现象，但是御赐宸翰发挥的不仅是鼓励和嘉赏勋臣之功用，同时也是彰显皇帝的文化素养及其文治形象的重要途径。
正是因为书画收藏及御赐宸翰等书画活动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意涵，所以被元代统治者常常用来彰显文治以改变蒙古人的尚武形象。通过元仁宗、英宗、文宗及顺帝等多位帝王之努力，使得元代中后期的帝王形象在元代汉人文士的心目中得到了较大之改观。
元朝空前的统一规模使大元帝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强大的外患，也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之前许多王朝都曾困扰过的边界、民族问题。这些为元朝统治者要成为“普天下之汗”或“众皇帝之皇帝”提供了超常的自信。
【元】曾巽申《大驾卤簿图》（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不过在元朝政权的内部，却时常伴随着各种潜在的政治危机，尤其是在元代中后期频繁的帝位更迭过程中，甚至时常伴随有凶杀、政变和内战。从 1260 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到 1368 年顺帝退出大都北逃，元朝历时 109 年，共传 11 帝，其中只有首尾二帝在位时间较长，其余 9 位皇帝累积在位时间不过 39 年。
与此同时，元代中后期也始终遭遇着洪水、瘟疫、旱灾等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元朝执政的一个世纪中，至少有36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比之前朝代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多。且在黄河流域，水灾和旱灾频繁，导致各地瘟疫横行，到顺帝朝几乎每年也都伴着严重的饥荒和瘟疫，这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人口死亡又引发引发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又造成农业、商业受损等一系列问题。
由此可见，元代中后期的整个社会并不像元朝统治者所宣扬的那样四海升平、国泰民安。不过越是如此，元朝的统治者似乎越是觉得更有必要对自己的政权进行粉饰，以期维持民众的心理安定和社会稳定。于是，利用书画、诗文等文艺形式宣扬和赞颂远方职贡及祥瑞之应，也就理所当然了。
利用书画在内的各种文艺活动进行自我修饰和自我宣扬，是中国传统帝王常用之手法。当然，依靠书画文艺等进行的政治修辞并不能解决政权统治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性的问题。例如元代后期的两位皇帝文宗和顺帝就曾试图通过绘画和赞文宣扬“凤凰来仪”与“天马来下”等祥瑞之应对自己的政权进行粉饰，君臣上下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四海宾服、天下太平的盛世光景，但是历史的实际结果并未如其所愿。
文宗在位五年期间始终天灾人祸不断，顺帝更是在忽必烈中统建元 108 年后的一个月色昏暗的夜晚被迫仓皇地打开了大都北面的一个城门，率领他的嫔妃及重臣们，带着无限的惊恐和无奈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结语
我们通过分析元代皇权意识下的书画作品以及相关的书画活动，将它们投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与皇权背景中予以考察和解读,可以探讨艺术在皇权意识的支配下发挥的社会功效。我们不能说艺术和政治之间毫无关联，也不能用“艺术从属于政治”②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予以概括。
艺术可以表达个人的审美情感，也可以反映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其它方面之内容。艺术可以为个人的生活服务，同样也可以在国家的治国理政中发挥辅助的作用。通过对元代相关艺术史的研究也可以发现艺术与政权在很多时候相互间还可以发挥辅助和促进的作用。
参考资料
《元史》
《元朝秘史》
《元一统志》
《山居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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