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家族是中国封建官制结构的“细胞”，家族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普遍原则之一。它渗透到了社会官制生活的各个方面，封建国家的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都和家族主义密切相关。唐朝官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家族主义对封建官制的影响和渗透。本文拟就此略抒浅见，就正时贤。
我国的封建官僚制度，在唐代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唐王朝依靠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严密地控制着辽阔的疆域。大大小小的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和耳目，是唐王朝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他们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特别重视。唐太宗曾亲自制定了“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平”的祖训。
以后历朝皇帝在表面上也始终把“德义有闻”作为选官用人的首要条件。那么在他们眼里，“德行”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唐朝选官的途径除科举、门荫和功勋之外，还有所谓“孝佛力田出身”。
《旧唐书·职官制三》载: 唐朝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有责任将“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精诚感通、志行闻于乡阎者具以申奏，表其门间。其孝梯力田，颇有词学者，率与计偕。”也就是说经地方官荐举，朝廷正式族丧门间的孝锑力田者是一种有了特殊身份的人。他们的名单由地方定期向朝廷上报。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忠孝一体的伦理官制思想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空庭伦理道德便成了取官标准，那些有亏孝道的官吏也就免不了要被革职免官，处罚放逐。
在唐代“恶逆”、“不孝”、“不睦”俱属”十恶”不赦之列，须处之以重刑，当然不可能为朝廷所用。即使够不上“十恶”之罪，但有“不孝”行为，如“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者”，“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妾或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者”，按法律规定也当免官去职。
实际上以“不孝”、“不睦”之罪黔免的还远不止于法律规定的这些范围。如贞元中，礼部员外郎于公异因少时不为后母所容，既仕不归省，遭陆蛰弹幼，诏令罢归田里。卢迈坐举非其人，夺体两个月。其后于公异竟名位不振，撼柯而卒。
元和三年，前太仆承郑方述直呼亡父之名，兄郑云遴上奏，诏令京兆府锢身递送黔州，于僻远州驱使，勿许东西。又如贞观时，左卫将军丘行恭与嫡。兄争葬所生母，坐不睦之罪为法司所勃，除名。白居易曾撰《新井篇》，其母是因堕井而死，故为此遭人簧劫，贬官江州司马。
家族伦理观念在这方面的影响，除了以“不孝”、“不睦”之罪黝免官吏之外，还有沂谓“以理去官”，即因正当理由而解除官职、其中包括侍亲和丁忧。按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年在八十以上，病重，子孙当辞官侍亲、否则要按违令问罪。
虽然，史书里一也确实有不少以侍亲辞官的记载，如姚元之为凤阁侍郎同三品，一民安三年以母老请解政归养。封建统治阶级面对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也自知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唐代对夺情制度的实行是严格控制的。
顺宗朝，“永贞革新”的首脑人物王叔文以母丧去位。当时正处在官制斗争的关健时刻，王叔文集团成员日夜谋起复。王住日诣宦官及首相杜佑处请起叔文为相，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结果严重削弱了王叔文集团的官制力量。
由此可以推知批准夺情的权力是直按由皇帝和秉政的宰相掌握的。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代宗还曾明令：“三年之丧，识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闻。”可见唐朝统治者还是十分重视维护家庭伦理观念的。
家族主义对封建官制的影响和渗透，还表现在官僚家族的官制连带关系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都享有门荫、赠官等官制特权，另一方面是官员的进退取决于整个家族官制上的沉浮。
反映到唐朝官僚制度上，一方面是官僚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享有门荫、赠官等官制特权，另一方面是官员的进退取决于整个家族官制上的沉浮。
有唐一代，科举取仕虽然逐渐成为普遍的选官途径，但门荫入仕仍始终是朝廷高官的重要来源之一。所谓门荫，就是指官僚子弟依据父祖的官职品位享有免试做官的官制特权。
据《唐会要》卷八十一记载，在唐代无论职、散、勋，赠官均得荫子，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五品以上可荫及孙。子孙的官位高低取决于父祖的官品。当然实际上门荫的范围恐怕还远不止此。
据文献记载，唐代高官的门资不仅有荫及兄弟，侄子的，而且还有荫及宗人疏属的。如《册府元龟》卷。唐朝官僚家族能依仗个别成员在官制上的荣迁而获得许多特权。
同样，家族官制势力的衰落也会阻塞官吏们的仕途。如武宗朝，吴妆纳进士及第后，因叔父犯贪污罪，很久不得授官。肃宗朝，李拱默官后数日，其兄李皆降为司门员外郎，为左庶子分司，数年又出为寿州刺史。
某些官僚权臣的官制垮台不仅连累当时的亲属，甚至还会影响子孙后代的仕途。轻则禁止他们担任要职。家族主义对官僚制度的渗透，这是和家族在封建官制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分不开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私有制社会，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财产的私有不是个人的私有而是家族的私有。家族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私有单位，内部实行着共有制，彼此之间却高筑起一道私有制的围墙。这就造成了各家族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倾轧。家族成为一个荣辱与共、贵贱相依的亲属集团。
当政者最信任的自然莫过于自己的亲属。于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斗争就表现为不同官僚家族集团的官制角逐。或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是“一人犯法，殃及全家”。因而，官僚地主特别重视家族关系。
他们把子弟亲属安插到各个重要职位，拼命扩展家族势力。如李敬玄在高宗时久居选部，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措之家。那些家族势力单薄的公卿大臣则用叙宗合谱，结婚联姻的办法以自固。甚至不择手段地让他姓冒充本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绚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皆率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则请改姓令狐。唐代统治者虽然也深知此类弊端，比如宣宗就曾经作过大功已上亲及女婿外甥不许连任的规定。
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清除朝廷内外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因为家族主义和官僚制度的互相影响，依然能够请托关节，干扰有司，控制科举，使他们的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优先录取地位。因此，当时及第进士“率多膏梁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祟侈。”
公卿大臣子弟不仅在应举时可以优先录取，进士及第后，更比一般人容易得到迅速升迁。唐朝还有所谓赠官制度，这也是给予官僚家族成员的一种官制特权。玄宗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勃”五品已上父母亡者依级赠官及邑号”。
德宗登位后，赠官范围又扩大到诸州刺史在世的未官父亲和五品致仕官的亡父。赠官虽是一种虚衔，但同样可以荫子，活人赠官还能用以赎罪。赠官制度和门荫制度一样反映了家族主义对唐代官制的影响。
唐朝官僚家族能依仗个别成员在官制上的荣迁而获得许多特权。同样，家族官制势力的衰落也会阻塞官吏们的仕途。如武宗朝，吴妆纳进士及第后，因叔父犯贪污罪，很久不得授官。肃宗朝，李拱默官后数日，其兄李皆降为司门员外郎，为左庶子分司，数年又出为寿州刺史。
某些官僚权臣的官制垮台不仅连累当时的亲属，甚至还会影响子孙后代的仕途。轻则禁止他们担任要职。如武则天曾诏令：宇文化及等家族，“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得包藏凶恩、周思忠义，爱在江都，遂行拭逆。
罪百阎、赵，衅深果境。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异，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家族主义对官僚制度的渗透，这是和家族在封建官制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分不开的。
封建社会是一个私有制社会，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的私有不是个人的私有而是家族的私有。家族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私有单位，内部实行着共有制，彼此之间却高筑起一道私有制的围墙。这就造成了各家族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倾轧。
家族成为一个荣辱与共、贵贱相依的亲属集团。当政者最信任的自然莫过于自己的亲属。于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斗争就表现为不同官僚家族集团的官制角逐。或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公卿大臣子弟依靠门荫入仕，窃居高官，于是就在朝廷内构成了相当大的官制势力。在社会上门荫制度也有很大影响，从上到十一大家都认为只有门荫才是出身的正途。比如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欲用牛仙客为相。
张九龄以“仙客本河徨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为理由反对。因张九龄本身是科举出身，于是玄宗反责他。因而，官僚地主特别重视家族关系。他们把子弟亲属安插到各个重要职位，拼命扩展家族势力。如李敬玄在高宗时久居选部，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措之家。
那些家族势力单薄的公卿大臣则用叙宗合谱，结婚联姻的办法以自固。甚至不择手段地让他姓冒充本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绚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皆率引进。
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清除朝廷内外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家族主义和官僚制度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本身就是唐代封建官制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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