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已初步论述了《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明代峄县的文学家贾三近。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工作还需继续进行下去。最近，我又查到贾三近所撰奏章二十二篇，诗、文、记、序等近三十篇；以及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写的诗、词、曲等。
这些资料为我们证明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又提供了许多新的有力证据。
《金瓶梅》一书，假托宋事，而实际上所反映的是明季的社会现实。正因为如此，书中便必然要牵涉到许多突出的明代的事与物。
诸如：太仆寺马价银，佛道两教的轩轾，小令的盛兴，太监的煊赫，皇庄和皇木对人民的危害，以及盐税的使用，漕运的治理，香蜡的供应等等，皆属此类。
对于《金瓶梅》所显露出的这些史实，在吴晗先生1934年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和蔡国梁先生1982 年发表的〈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吗？〉两文中，都已提出过。
然而，吴先生列举这些史实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金瓶梅》的写作年代。
蔡先生则是为了论述「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巨大的历史背景」。而我却想重提这些史实来进一步证明《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贾三近。
《新刻金瓶梅词话》
太仆，在汉代为九卿之一，掌舆马及马政。北齐以后设太仆寺，历代相沿。马价银是折色银的一种。
旧中国历代政府赋税中，原定征收的实物称为本色，改征其他实物或货币称为折色。
明初，本色专指米麦，折色范围较广。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日多，这种折征就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载：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奏请卖种马，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国家有兴作赏赍，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
《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仓库〉又载：
太仆则马价银归之。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由此两条可知，太仆寺贮马价银，始于成化四年（1468）。但，政府开始向太仆寺支借马价银，却是一百多年后隆庆二年的事情。
《金瓶梅》第七回中有这样一段话：
常言道，世上银钱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
我们把这段话和上述《明史》记载相对照，即可得出结论：
《金瓶梅》一书定写于隆庆二年之后。既然我们认为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那么，他与太仆寺马价银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1. 贾三近隆庆二年中进士入京做官，这正是朝廷开始向太仆寺支借马价
2.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奏请卖种马，穆宗可金奏，下
部议。」说明马价银也是「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职权范围内的事。
而三近─甲戌（1574），以久次擢太常少卿。其年，车驾初祀南郊，公以礼官侍祠，赐白金绯币。三年考绩，……改督四夷馆，稍迁大理左右少卿。（〈贾三近墓志铭〉）
这就是说，在「武金奏请卖种马」五年之后，贾三近也接任了太常少卿之职，不久又改督「四夷馆」。因此，贾三近和武金一样，也是有权处理太仆寺马价银的当事人之一。廷缺银，并不单是向太仆寺一家支借，同时也还括取「光禄」「太仓」。
而贾三近1580 年迁为南京光禄寺卿，未之任。1584 年又起为光禄寺卿，却是真干了一段时间。这又意味着，贾三近甚至曾亲手把光禄寺的银子借给朝廷过。
〈贾三近墓志铭〉中又有：「女二，……一适太仆少卿刘不息男生员润。」原来，贾三近的亲家公刘不息（济宁人）就是一位太仆少卿。
朝廷向太补寺支借马价银，贾三近自然会知道得清清楚楚。在贾三近所撰〈严杜妄请以重边储疏〉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伏睹皇上御极之初，首颁明诏，中间一款：各处钞关本折输征，折色解部济边，本色解送天财等库……当今足财之路渐减于初，而九边财用之繁大增于旧。
如：大同年例原止七万两，今则加至五十四万有奇。宣府年例原止八万两，今则加至三十三万有奇。延绥年例，原止三万两，今则加至三十二万有奇。蓟州、密云、昌平原无年例，今蓟州加至四十余万，密云加至三十六万，昌平加至十二万。
他若辽东岁加至二十万，山西岁加至二十三万。固原、宁夏、甘肃等镇，或八万，或六万，或五万，亦皆岁有增益。
大约通计，各边年例自正德辛巳以前犹止四十三万尔，至嘉靖庚戌之后以至于今，则渐加至二百七十余万矣。
边费日增则财用日广，财用日广则需财日急。征输办解，朘小民之膏血，不足以供之。所赖增益其所以不及者，不能不取足于关津山泽之利也。
这段话写于万历二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贾三近不但对自正德至万历年间的国库财用情了如指掌，而且对朝廷为什么要支借太仆寺马价银的原因，也认识得极为透彻。
上述五点，足可让我们知道，《金瓶梅》中所写的「太仆寺马价银」这件事，与贾三近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只有像贾三近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了解这种宫廷内情，并把它写入小说之中。
或者说，懂得什么叫「太仆寺马价银」，并且知道朝廷曾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是《金瓶梅》作者应具的条件之一。
贾三近是符合这一条件的。有人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可能是一个不得志的落魄知识分子。
但，有了「支借马价银」这一条，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了。因为身居草野的人，是难于了解这种国家最高层的经济内幕的。
明代开国之初，佛道两教并行。天顺、成化间，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
嘉靖时，陶仲文和邵元节之流得势，世宗每日在西苑作醮，道士又倍受渥宠。但到了隆万之际，道教遭到冷落，佛教则声势煊赫起来。
《金瓶梅》中，六十二回，六十四回，六十七回等，虽也写及道教，然综观全书却是偏重于佛教的因果轮回、天堂地狱思想。
如：八回、六十二回延僧追荐，三十九回、五十一回、七十四回读经宣卷，五十七回、八十八回布施修寺，四十九回胡僧游方，以至最后一回，西门庆转世为孝哥被和尚幻化而去，全书以一首宣扬佛家教义的七律诗作结束：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熟悉佛教经籍并崇尚佛教思想的人。
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言，他的主观创作意图是劝人向善，「苦口婆心，恨不得人人立地成佛」，只是「由于过分重视细节描写」，「不知不觉地违背了本意」产生了「诲淫的客观效果」。[1]
贾三近是不是一个熟悉佛学、崇信佛教、劝人向善的人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这有贾三近所写的〈古城泰山行宫记〉〈天柱山重修佛母塔文笔峰记〉和〈重修净土禅寺记〉等三篇文章作证。
从这三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贾三近不但熟谙「三乘」「四谛」（即《维摩诘所说经》）《梵书》（即《净行书》）、、等佛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读过《维摩经》《大庸内典录》等重要佛教典籍。
在〈天柱山重修佛母塔文笔峰记〉中，贾三近说：
善慧大士所称七佛，俱有母氏，俱在佛乘。毗婆尸佛母为盘头，婆提尸弃佛母为光曜，毗舍佛母为称戒，拘留孙佛母为善枝，拘那含牟尼佛母为善胜，迦叶佛母为财主，皆躬育慧哲，光衍禅宗。
至释迦牟尼佛母大清净妙夫人媲德净饭法王，素性贞良，有天玉女护身。口意前五世为菩萨母。及诞世尊，九龙吐水，诸天雨花，事尤灵异。
凡诸佛母，各居清净光相城，旦坐陀利婆罗树，身未出鹿苑鹫峰，足不越双林八水。
佛法虽行震旦，而佛母未履东方。
对于佛学，我们尽管一窍不通，但从这段话里，也可以窥测出，贾三近是一个精通佛学经籍，熟悉佛教典故的人。而且，字里行间还充溢着他对佛母们的崇信和景仰之情。
贾三近简介
贾三近在〈重修净土禅寺记〉中，还描绘了佛教所谓「极乐世界」的景象：
出天竺西十亿万佛土，乃有此国。宝地金池，无一切秽杂。法喜禅说，无一切烦恼。气序常春，无复寒暑。寿命无量，无有分段。离八苦四恶道，除三毒五浊业，夫是之谓净土。
然而，这「极乐世界」「远在西陲，引领慈云，杳然难即」。既然如此，是不是世人就无法进入极乐净土之界了呢？不是。贾三近认为：
「九幽三境本在人心，善业福田惟其自种。」（〈古城泰山行宫记〉）所以，世人只要─「清心寡欲，淡然无求。一出火宅便是清凉山，一离苦海便是极乐国。」（〈重修净土禅寺记〉）[2]
我以为，贾三近的这些阐发佛教精义并以此来劝人向善的话，与《金瓶梅》中苦口婆心盼人立地成佛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争论，延续两千多年，终无结果。
翻开《金瓶梅》，我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其作者是一个「人性恶」的论者。然而，他对于人类的前途并没有绝望，所以便想以文学为武器，来劝人改恶从善。
至此，贾三近是个劝人从善的人，已经说清。那么，他对自己所处社会中的人，又是怎样认识的呢？
在〈重修净土禅寺记〉中，贾三近写道：
今之人，世网粘缚，业根挂碍，扰扰火宅，恋恋情田，流转六尘，拘挛四相，爱河飘浪之深，欲海沉溺之苦，行骸未变而行甚虎狼，阴崖未堕而心同鬼魅。
如果我们要把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春梅等人的所作所为，概括起来加以叙述，还有什么话能比贾三近的这段文字更为准确呢？
反过来说，假如贾三近没有写过《金瓶梅》，他又怎么可能把当时的社会人心概括的与《金瓶梅》如此吻合呢？
总之，熟悉佛学是《金瓶梅》作者的又一个必备条件，而贾三近也是符合这一条件的。
同时，贾三近在自己关于佛教的几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和《金瓶梅》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完全相同的。
《金瓶梅》连环画
《金瓶梅》中所载小令计有六十种左右。曲牌以〈山坡羊〉运用最多，在二十次以上。
其次，为〈寄生草〉〈驻云飞〉〈耍孩儿〉〈醉太平〉〈傍妆台〉〈闹五更〉〈罗江怨〉等。
此外，还有〈绵搭絮〉〈落梅风〉〈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画眉序〉〈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摇金〉〈一江风〉〈三台令〉〈货郎儿〉〈水仙子〉〈荼縻香〉〈集贤宾〉〈一见娇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等。
分布在全书各回中。在《金瓶梅》中，诗、词、曲一体总计，约有近三百首，而以小令为最伙。
人们不禁要问，《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样多的小令纳入书中呢？沈德符在《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中，为我们作出了具体的回答：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
李崆峒先生初从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昵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
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直可骇怪！
这使我们明白了，《金瓶梅》的作者之所以要把众多小令纳入书中，是由时尚所决定的。
在明代嘉隆之后，小令成了风行社会的艺术形式，不问男女、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
作为反映此时社会生活的《金瓶梅》，自然不能不受这一特殊的时代风尚的影响。
有人认为，就现在已经找到的贾三近的著作而言，未见有小令之类的作品。因此，说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不可信的。
可是，读了沈德符的话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贾三近生活于嘉隆万时代，对于小令，他也应该属于「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之列。
所以，我们说贾三近肯定读过或听人演唱过许多小令，因而对小令十分熟悉，那是无疑的。
而且，还应该指出，《金瓶梅》中的南套北曲大部分是从《雍熙乐府》《词林摘艳》里抄来的，也就是说，即便贾三近本人不会写小令，也妨碍不了他将别的书中的小令之类抄入《金瓶梅》中。
《野获编》书影
而且，我们说贾三近肯定熟悉小令，现在又有了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所写的《永恰堂昨梦存稿》。
在这部著作中，所载小令计有；〈驻云飞〉三十五首、〈黄莺儿〉八首、〈玉包肚〉六首、〈折桂令〉五首、〈朝元歌〉四首、〈岷江绿〉四首、〈山坡羊〉九首、〈月云高〉八首、〈皂罗袍〉五首、〈醋葫芦〉十首、〈五更转〉四首、〈步步娇〉四首、〈拜新郎〉三首、〈银纽丝〉四首、〈江儿水〉一首、〈侥侥令〉一首、〈沽美酒〉一首，等等。
这些曲牌，在《金瓶梅》中大部分都再现过。
其中，〈驻云飞〉〈折桂令〉〈朝元歌〉〈山坡羊〉〈醋葫芦〉等，在《永恰堂昨梦存稿》中运用较多，在《金瓶梅》中也同样是如此。
据此，我们可以说，在小令写作方面，贾三近是有他的家学渊源的，因而，他一定是个精通小令的人。
这样，贾三近就又符合了《金瓶梅》作者的又一个应具的条件─精通小令。
下面，我把《永恰堂昨梦存稿》中的小令抄录几首，以作证明：
山坡羊
世间有不调羹的山中宰相，世间有不登坛的帷幄大将，世间有不朝参的玉堂青琐，相伴着绿绮琴、松醪酝、梅花账。
人正忙，你不忙。云在壁，月护窗。映阶瑶草，堪写在围屏上。
这里是人世蓬壶来也，何须做吕纯阳、魏伯阳。茫茫，那里去问长生海上方？苍苍，那里去觅霞霄天上堂？
驻云飞
绿酒清吟，去、去东郊探早春，花坞苔钱润，柳岸风条嫩。嗏，坐上拥佳人，巧笑工颦。一曲高歌，彩燕无蝉鬓。陌上王孙草又新。
银纽丝
到春来，牡丹斗大花也么开，花香酒美画楼台，玳宴排，纷飞红雨缀苔阶。东园起艳歌，南园携翠钗，锦模糊，光景真堪爱。
劝君莫负举金杯，明岁看花，蓦又一也么回。我的天，知他谁再来，来谁再？
这些小令，不但可以证明贾家擅长此道，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窥测到贾三近家庭生活中的具体情况。这对于贾三近写《金瓶梅》，关系也至为重大。
《雍熙乐府》序
在明代，皇庄、牧马草场、王公大臣乞赐庄田、军民商屯田等，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
其中，「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至弘治时，仅畿内就有皇庄土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万三千余顷。
其后，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遍及全国各郡县。
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叙述西门庆「在皇庄薛公公那里摆酒」。而管皇庄的薛太监在地方上气指颐使，声势煊赫，即使是宴会座次也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这正与《明史》的记载相合。
我们说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那么，他对这种明代恶政是否了解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万历元年，肃王向皇帝奏本，「恳乞天恩，怜悯亲藩岁用浩繁」，「赐祖业庄田，以资世世养赡」。
对此，贾三近当即上疏皇帝，言道：
肃王初特一辅国将军耳，以叔继侄，以旁支继大宗，于令甲皆不合。……辅国俸岁八百耳，其他该府折禄庄田如：
甘凉、镇番、固原等处，共地四千四百八十七顷，征收子粒粮银一万二千，则皆怀王以前之所应得，而非辅国所宜有也。
……如以该府岁用浩繁为词，则自正禄外，尚有旬子川等庄田，兰州东川等处园圃、水磨、房屋、绒机、磁窑等项，亦自足用。
况该府前次营干袭封之时，驰驱入京，金宝绒紬等项，堆放广宁门外民家者，不下数十万，禄俭土瘠何能有此？
……当今之时，土田财赋只有此数，王公大姓田连阡陌，而闾阎小民贫无立锥。使今日任某王侯奏讨庄田，明日任某贵戚奏讨房地，饕餮有地，请乞成风，致使四海黎赤，日不聊生，九塞戍卒，嗷嗷待哺，甚非所以恤疲民、裕边饷也。
（万历元年，贾三近〈冒袭亲王请求无厌乞严加杜绝以正宗藩疏〉）
贾三近在这里所叙述的，不但与《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完全相同，而且对皇亲庄田
所持的否定态度，在奏章和小说中也是一致的。
在《金瓶梅》中，还有四处提到了皇木。三十四回，西门庆说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曾偷皇木盖房。
四十九回，蔡御史说：「安凤山他已升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
五十一回，安主事见西门庆也有「钦差督运皇木」的话。六十六回，又记安主事：「催皇木回京」。
明时，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此木即谓皇木。据《明史》卷八十二记载：
「（嘉靖）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九十万余两。」
「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根据以上诸条，吴晗先生以为《金瓶梅》中写的皇木是指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和二十四年干清、坤宁二宫灾之后，重修时所用之皇木。
我却以为，干清，坤宁灾之后所用皇木却不可能写入《金瓶梅》。因为，万历二十年之前，《金瓶梅》已经写成。
此外，吴晗先生还忽略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万历帝朱翊钧在万历十二年（1584）开始修建定陵，直到十八年（1590）方竣工。我们如今在北京昌平十三陵所看到的定陵博物馆，即此。
修建定陵的当时，地下建筑需要石料，地上建筑需要大木。我揣测，《金瓶梅》中所写皇木，也与这项浩大工程有关。
贾三近于万历十二年（1584）起为光禄寺卿，不久转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六府，定陵前期工程所需石料大木，凡出自这六府者，皆由贾三近负责采办督运。
《四库全书》书影
这有贾三近于万历十四年三月和五月写的两篇奏章为证。
其一题为〈畿辅灾异频仍乞破格蠲恤以固根本疏〉。疏中写道：
（修定陵─芬注）「臣抚属保河真顺广大六府地方」「协济昌平，供应大石窝等项」。
「所属各营兵马」，「赤手枵腹，半为乞丐，终日劳劳，运木转石」。且，「时至隆冬，裂指破肤，工犹不辍。饥饿之人，重以风雨霜露，能无疾病？转相传染，多至丧生……夫此六郡良家子，本为弯弓插羽，百战匈奴，今使英风锐气，日消沉于砖石土木之问，良可悲叹！」
其二题为〈请停远府车辆以恤灾民疏〉。疏中写道：
「圣上预建寿宫（指定陵），咨派臣属保定府双轮车一百辆，四轮车六十辆，赴工载运石料」
「臣酌量各府所属州县多寡，将前原派四轮车六十辆仍坐保定一府。其双轮车改四轮车六十辆，分派真定府二十二辆，河间府十六辆，顺德府十辆，广平府十二辆，河间府现因开取花斑石料，未经分派」。
「保河二府密迩神京，乃称近地」，「而真定顺广三府，或去工千里，或七八百里，道路更远」。
「年复一年不得休息，日苦赔累，必至田产变尽，家业凋零。下户小民同归狼狈，东齐西秦何往不可？致使郡邑摧残，村落一空。」
首先应该指出，这两件奏章是关于修建定陵的最可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将另行撰文详细作以论述。
在这里，我只想以此为论据，来证明贾三近其人与《金瓶梅》中所写的「督运皇木」一事，有着切身的关系，从而反证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明实录 · 明世宗实录》
明世宗崇信道教，隆万时又转而为佛教受宠，但不论佛教还是道教，都需要烧香点蜡。
因此，宫廷中在这方面的耗费极为巨大。世宗时，宫中年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
《金瓶梅》产生于隆万时代，所以也把香蜡供应的事写进了书中。
十六回叙述李瓶儿有沉香和白蜡，三十八回有「三万香蜡等料钱」的语句，五十一回又说「东平府又派下二万香来了」。
我们也来看看贾三近是否了解这种事实。万历元年，御马监太监殷平奏请皇帝给该监增加黄蜡五万斤。
万历帝批下圣旨曰：「这黄蜡该库既称缺乏，准量增二万五千斤，钦此。」
针对这件事，贾三近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省加派以苏疲民疏〉，上递万历皇帝。疏中写道：
今四海蒸黎困惫已极。畿辅江北诸处，自秋徂春，并未得雨，二麦干枯，耕种失时。江淮以南屡报灾沴。川广之间，频年用兵。小民狼狈，嗷嗷日甚。
纵前额供尚多逋负，更有增派，其何能堪？……计今所加者，虽止二万有余，而额外科索、潜增阴派者，又不知其几倍于此矣！
语云：涓涓不塞，遂成江河。此端一开，其所增加病民者，独黄蜡已哉……伏愿圣慈轸念小民困苦，将供用黄蜡免其加派。
这段话，一可以证明贾三近对当时宫廷中黄蜡供应的情况十分了解，二可以证明对黄蜡供用为害人民之重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贾三近的这篇奏章中与在《金瓶梅》中是完全吻合的。
因此，这也可以作为证明贾三近是《金瓶梅》作者的一项证据。
还有，《金瓶梅》四十八回，写蔡京奏行七事，其三为更盐钞法。
四十九回，西门庆又请蔡御史，让来保早日取来「淮盐三万引」。
这种国家上层政策改变，和下级官僚乘机行私舞弊的事，在贾三近的奏章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根据。
万历二年二月，内官监太监温泰向皇帝奏本，谓因「急缺钱钞，不足供应」，「要收九江，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河西务钞关，及山东、河南、南北直隶、浙江等处户口、食盐、商税，俱各解库供应」。
圣旨曰：「户部知道，钦此。」
对此，贾三近在〈严杜妄请以重边储疏〉中说：
「臣见之惧然若惊，不识所以。」
「其在今日更异昔时，各边屯政半就荒芜，而河东鹾池岁亏正课，谋国之士方切隐忧，又于此时括天下商税户口食盐之利尽归内帑……岂圣世所宜有也？
伏乞皇上轸念边计至重，储饷为急，敕下户部，将各处钞关课税及各省户口食盐等项，仍旧解部，接济边储，一应别项供用，不得妄行奏讨。庶使国课不虚，而边事重有赖矣。」
对照《金瓶梅》来看，所谓蔡京奏请「更盐钞法」，只不过是温泰奏请「商税户口食盐之利尽归内帑」的改头换面而已。
这自然更是证明贾三近是《金瓶梅》作者的重要证据。
《金瓶梅》六十八回，安主事说：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盗贼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这说明《金瓶梅》的作者对隆万时的漕政异常熟悉。
这种居高临下、全局在胸的唇吻，也不是屈居下层的落魄知识分子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金瓶梅全图》 曹涵美 绘
而贾三近则不然。现在我们找到了他干预漕政的奏章，共有五篇。
其一是〈申饬漕臣慎守成法以图经久疏〉（隆庆六年），指出当时，「漕运梗咽，转运多虞」，「漕艘废缺，运役狼狈」。
其二是〈无忌勋臣妄肆求请恳乞究处以重漕储事〉（万历元年），揭发湖广总兵平江伯陈王谟，于隆庆五年提督漕运，「转运无功，经略失策，漂损粮运，多至百万」，第二年不思畏罪补过，反而妄肆求请增加禄粮。
贾三近斥其「贪饕之性，狙狯之才」，「凌虐侵渔，贪黩纵横」，要求皇帝「特施干断，将陈王谟仍旧闲住，所有（万历元年），湖广总兵员缺，另选才望之人充补」。
其三是〈专责成守画一以饬漕政疏〉提出要「将违误粮运官员，湖广把总张书绅，蕲州卫指挥李廷臣，黄州卫指挥郭训，武昌左卫千户王承恩，襄阳卫千户刘执中，行漕运衙门，依有司有粮、军卫无船事例，从重提问究治」。
其四是〈海运漂溺异常早赐议处以一饷道疏〉（万历元年），叙述了万历元年「五月初四日，海运各船，前到山东即墨县徐福岛等处，忽遭异常风雨，冲坏粮船七只，哨船三只，漂淌正耗粮米几五千石，淹死随船运军水手朱瓒等十五名」。
因此，要求万历帝，从万历二年开始，将「原议额粮十二万」改海运为河运。
其五是〈亟拯淮徐赤子以固中原疏〉（万历二年），疏中写道：
（万历二年）六七月以来，淮徐扬州诸处，霪雨连旦，大风非常，黄河弥漫，淮海齐发，簸扬震荡，天地晦冥，城郭颓损，田庐荡平，陷溺人民，哭号震野……神京其堂奥也，山东其衢途也，淮扬其门户也，运道其咽喉也。
由此言之，其事更重而其情更急也。目今淮徐之民凋残极矣，沃壤之区汇为洪波，禾黍之场废为茂草，岁若昏垫，民不得耕者垂三十年。
流离展转，盖强半焉。犹有二三遗黎，未就沟壑，日呻吟于凄风苦雨之下，敝衣不掩膝，藜藿不充口，尚以逋拖征输械击棰楚相追迫焉。如此凋残，如此愁苦，可听其重罹此灾变，而不一为之所哉？
统观这五篇奏章，皆属纵观全局之言，与《金瓶梅》中安主事的立足点和观察角度，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上面的这段引文，又正是安主事所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的具体描述。
这些奏章还透露出，贾三近在居官之时，对国家前途，在心怀隐忧的同时，还存在着希望，甚至想使「淮徐苏息，而百千运艘可得无虞」。而当他目睹朝政腐败辞官归家之后，那态度就彻底改变了。
有一年，治河官员张某驻在峄县，暇日邀闲居的贾三近优游山水，贾三近写了一首题为〈同年张侍御以勘泇河驻峄暇日共游仙人洞〉的五言诗，言道：
「扫石怜僧老，穿林羡鸟闲。共谈尘外事，清兴满禅关。」「登临从我好，意气似君稀。」「浮名付杯酒，莫与赏心违。」
这心情，就正如安主事所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相同了。
这一切又证明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漕政方面的内容，贾三近不但有关乎此的丰富的素材，而且那样的语句也只有像贾三近这样的人才能写得出。
以上六个部分，共八个方面，我们具体论证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重要史实，件件皆与贾三近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件件都是贾三近为官过程中亲身经历过的。
《金瓶梅新证》 张远芬 著
注释：
1徐朔方〈论金瓶梅〉，《浙江学刊》1981 年1 期。
2.「于十二时中，孳孳为善，无退转心。即数千里外，神且佑之，福泽无穷。」（〈重修净土禅寺记〉）
3. 贾三近在〈重修净土禅寺记〉又说：
起回向心，发精进力，勇于除恶，勤于趋善，内销诸魔，外却众染，解粘释缚，妄幻扫除，永离盖缠，脱诸毒苦。则六根四大超然无累，三境九幽皆为乐土。山林朝市到处随缘，粝饭恶衣均同温饱。此吾儒谓之：无入不自得。佛氏谓之：随顺觉性。其为净土极乐孰过于是。又何必越双林八水，鹿苑鹫峰，更十亿万佛土，而后有此境界也。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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