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建是中国著名茶产区，早在清代福建茶商已经把茶叶销到了俄国及欧美各国。建立起陆路和海上贸易网络，大力推动了闽茶生产，甚至带动了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的茶叶生产。本文通过对潘振承及潘氏家族、伍秉鉴、李春生、郭春秧几位闽籍茶商的介绍，使我们看到了当年闽茶出口热潮。这对今天的茶商经营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闽茶出口 闽籍茶商 潘振承 伍秉鉴 李春生 郭春秧
作 者：周丽群，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是中国著名茶产区，它在中国外销茶史和茶文化传播历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鸦片战争前，福建茶叶就大量输往国外，主要通过广州经海路出口到欧美各国，或者从陆路运往恰克图卖给俄国。鸦片战争后，厦门与福州的开埠使福建茶叶出口发生重大变化，福建茶叶从此直接从本土输往世界各地，从而掀起了出口茶叶的高潮。在福建茶叶贸易带动下，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也兴起茶叶种植与贸易的热潮，并被纳入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茶叶贸易圈[1]。清代福建茶叶出口主要与国际市场需求蓬兴有关，但与闽籍茶商的大力推动也分不开。闽籍商人, 特别是漳泉商人长期形成的内陆与海上贸易网络, 是推动闽茶海外贸易从而促进闽茶生产的主要动力之一[2]。现有文献对闽籍茶商的系统梳理仍付之阙如，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作些探讨，希望对今日茶商经营提供镜鉴。
一、潘振承及潘氏家族
在清代出口贸易的链条中，茶叶从产地运往消费地的顺序必须先由生产者经过代理商，或者驻产地的出口商转给消费地的进口商，再由消费地的进口商将茶叶输出。此链条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产地的出口商和消费地的进口商，分别由广州的十三行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充当。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立，至咸丰六年（1856）被毁，其行使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近两个世纪之久。十三行商人，特别是十三行中的闽南籍茶商在推进和发展福建茶叶外销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文（孚）行是广州十三行中成功进行福建茶叶外销的外贸世家之一，由闽南籍茶商潘振承创立，历经潘振承、潘有度及潘正炜三代（潘振承在1742年左右开设同文行，潘振承去世后由潘有度管理同文行至1807年关闭，1815年潘有度重新出任洋商后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
潘振承
潘振承为福建同安人，小时候由于清廷实行“海禁”致家境穷困。1727年清廷取消禁止商人出海到南阳贸易的禁令后，14岁的潘振承随即下海做船工，并在后来离闽入粤从商。他初到广东之时先是在陈姓洋商的商行中经理事务，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金后创办了同文行。潘振承及潘氏家族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务实进取的经商之道和创新开放的经营思想使得同文（孚）行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经营对外贸易，对清代福建茶叶出口的贡献颇多。
1.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
同文（孚）行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潘氏家族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与客户诚挚相待，尤其在保证商品品质方面备受外商赞誉，深得客户欢迎和敬重。潘振承以向外商退赔质量不合格茶叶的实际行动彰显了自己的诚信。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将同文行在1781年出口英国的1402箱质量差的武夷茶从伦敦退回。潘振承为了维护同文行的经营信用，对退回来的质量低下或不合格和运输过程中致损的茶叶都给予退赔，开启了洋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3]。诚信经营给潘振承带来了信誉，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认为他是“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4]。由于潘振承的诚实可靠，外商乐意给向同文行购买的茶、丝预付货款。这使原本资金充裕的同文行资金周转更为顺畅，当同一时期的黎光华、倪宏文、颜时瑛、张天球、蔡昭复等五家洋商由于资金不足而破产时，同文行的商业贸易却运行得越来越好[5]。潘有度和潘正炜先后继任同文行及后来的同孚行洋商时都秉承了潘振承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潘有度他通常只向特定的合作伙伴购买特定的牌子，不会为了扩大茶叶贸易量而降低其品质。在1795—1796年及1796-1797年两季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交易中，同文行品质不符的茶叶量远低于其他洋行[6]。由于潘有度坚持高品质茶叶并具有很好的品质控制，其在茶叶经营商建立了很高的商誉，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极大信任，不仅享有很大的交易配额，而且能得到比其他洋行商人更高的售价，从而为同文行创造了可观的收益。潘正炜接手同孚行后也像其先祖潘振承及潘有度一样，以诚信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敬重。其供应的茶叶一贯保持稳定质量，为防止销往欧洲的茶叶损耗变质，潘正炜特地采用规格标准、密封性好、适于长途运输的茶叶箱，茶叶箱上印上“同孚名茶”四个大字，以保证客商对商品的信心[7]2.务实进取的经商之道潘氏家族经营的同文（孚）行创造近百年商业辉煌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三代经营者务实进取的经商之道。
潘振承壮年时期由闽入粤从事商贸，为了创建自己的事业，他以闽籍商人务实进取的精神三次渡海到小吕宋进行贸易，并熟习了西班牙语，为其后来拓展海外贸易网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他又在广州陈姓洋行经理事务，熟悉国内外市场情况，为自己积累丰富的经商经验和创业资金。经营同文行期间，他准确把握时局，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以长远的眼光选择了执掌国际贸易霸权之牛耳的英国，和支付能力较强的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大，其对华茶叶贸易数量在1785年分别居对华茶叶贸易国中的一、二位[8]。潘振承务实睿智地与这两个国家维持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使得同文行的茶叶对外贸易额一直处于同行之首。除了努力营造自己的国内外商业网络，潘振承也用心经营人际网络。从1760年清政府成立“公行”至1788年潘振承病逝前的二十八年间，他一直担任广州洋商的首领，平衡内、外商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外矛盾事件，他主要抱着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原则去处理，以保证自己的贸易正常进行[9]。潘有度的务实进取体现在他审慎的行事作风和对同文（孚）行业务的拓展上。他谨慎地选择交易的对象和商品，在18世纪末，对于支付能力强的瑞典他仍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而对于新兴的港脚商人和美国商人他只进行选择性的交易，避免卷入于己不利的商业风险中，防止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此外，他曾用拒绝担任洋商首领和退休等行为来避免卷入各种被官吏敲诈勒索的场合，成功发展自己的事业并防止财富的流失[10]。在业务的拓展上，一方面他清楚认识茶叶是其最可靠的获利来源，努力维持茶叶品质以创造利润；另一方面，他从事茶叶贸易外的其他商业活动，除拥有一家绒布行，还拥有用以出租给英、美商人的多家夷馆，享有收租权利，进一步为其积累了财富。潘正炜继任同孚行洋商后在其堂兄潘正威的协助下平稳经营，在19世纪20-40年代的洋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同孚行结业，成为士绅的潘正炜勤于著述，积极投身反侵略战争。
3.创新开放的经营思想
同文（孚）行能存续近百年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其管理者创新开放的经营思想。潘氏家族特别是潘振承对中外文化的包容、吸纳及灵活运用，成就了同文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潘振承在长期与外商的频繁接触中，拓宽信息渠道，视野开阔，思想也较开放。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开始在广州使用汇票，潘振承敏锐发现这种新出现的外商金融汇划结算方法的优点，并在1772年将之引入到同文行的经营运作上，率先用这种手段进行国际贸易，免去诸多现金交易的不便，使得同文行在商业管理上独具优势[11]。这种结算方法在当时的十三行行商中尚无使用前例，潘振承却以开放的思想第一接受了这种创新的结算方式，使自己的商业运营从中受益。
4.亦商亦儒的儒商风范
潘氏家族贾而好儒，潘振承、潘有度和潘正炜不仅孜孜不倦追求新知识以提高自身素质，还将儒家思想带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优良的商业道德。潘振承拥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从商后不仅充实自己商贸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还熟习了英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三种外国语言。同时，他十分重视后辈的教育问题，其家族中多为饱读诗书之人，而潘有度、潘正炜也都继承了这种文化氛围浓烈的家风。此外，潘振承既承袭了“仁者爱人”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观点，承认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其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潘振承“乐善好施”，不仅捐助大笔款项用于捍卫国家完整和维持社会治安，还积极投资开发龙溪乡进行地方建设，对“修桥、筑路、修学校”等恩泽乡里的善举更是不遗余力。潘有度、潘有为更是捐献巨资用作捍卫国家的完整统一和维持社会治安的经费。鸦片战争后，同孚行结业，成为士绅的潘有为更是笔耕不辍，勤于著述，并积极投身于反侵略斗争中。
二、伍秉鉴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统计出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伍秉鉴位居其中，并且是惟一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伍秉鉴，祖籍福建安海。其父伍国莹为躲避战乱、逃离贫穷，于康熙初年举家迁往广东，并在潘振承家担任账房，后来创办怡和行。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其父亲创办的怡和行后，凭借着超前的经营理念在茶叶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成为十三行中著名的行商之一。伍秉鉴的经营哲学主要体现在诚信真挚的商业交流、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巧妙的协调能力三个方面。
伍秉鉴
1.诚信真挚的商业交流
伍秉鉴经营怡和行期间将自己的事业拓展建立在诚信真挚的商业交流上。十三行时期，行商们要在激烈竞争环境下要取得一席生存之地，必须要有过人的经营之道。伍秉鉴很注重把商业拓展与情感沟通相互关联，获得外国商人的信赖并建立起很好的商誉，从而为自己的出口贸易及拓殖域外投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伍秉鉴诚信真挚的商业交流，有许多流传广泛的例子，其中以下面两例最为典型。据资料记载，有一位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因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 万两银元无力偿还，一直难以回国。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当着这位商人的面把借条撕掉，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随时可以回到故乡。另外一例是伍秉鉴在与一位美商合作时，由于该美商没有执行伍的商贸指示而赔了钱，当时他也主动要求自己负责亏损部分，但伍只是要求其以后经营要多加小心，便自己承担了这些滞销品，可见其商业建交的诚信真挚。[16]
2.开阔的国际视野
闽籍商人在冒险拼搏的传统海商性格影响下，不但善于经营商业贸易，更有着非凡的胆色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这一方面，伍秉鉴可以说是闽籍茶商中佼佼者。在思想相对禁锢的晚清，伍秉鉴较早进行世界范围的商贸往来。他同国际商人联系密切，借助他们的关系涉足域外投资建设等领域。1834年以前，怡和行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12]。他并未满足于国内拥有的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是利用手中的大量资金储备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不断延伸自己的产业链，将怡和行打造成一个国际性的大财团。
3.巧妙的协调能力
伍秉鉴能成功拓展怡和行的商业并在十余年间居于行商首位，除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成功的经营方法外，其巧妙的协调能力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伍秉鉴成功地处理着与其他行商、官府及外商的关系。在与其他行商的关系上，伍秉鉴主要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协助东印度公司向其他行商放款，并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许多资金薄弱的行商的控制[13]。同时，伍秉鉴还借助其与外商的特殊关系，兼顾其他行商的某些利益，换取对自己的支持。1811年，伍秉鉴与卢观恒答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担任羽纱销售代理人，但要求所得利润要按比例分配给公所中的全体行商，以换取全体行商的支持。在处理官府的关系上，伍秉鉴一方面通过捐输等手段与政府建立起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鼓励其子弟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或通过捐纳等方式获得官衔或官职，同封建统治集团紧密结合，以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
在同外商的关系方面，伍秉鉴与欧美商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力帮助外商协调各方关系。当东印度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时常向伍秉鉴借贷，他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他同美国旗昌洋行密切合作，一直为其作保，并在后期将怡和行向英国、美国和印度输出商品的贸易完全交由旗昌洋行代理。他在东印度公司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西方商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肖像甚至悬挂在一些与他有生意往来的美国商人的府邸上。外商们都将其视为最可靠的贸易伙伴。但是，也正是由于他与外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他最终无法与外商的鸦片走私脱开干系，在后世的评价中褒贬不一。
三、李春生
李春生是出生于厦门、崛起于台湾的企业家，对台湾茶叶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被称为“台湾茶叶之父”。李春生在台湾茶叶外销中的成功的经营源于其敏锐的商机洞察力、充分的商业知识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李春生
1.敏锐的商机洞察力
李春生于1866年进入台湾艋（今万华），受聘为宝顺洋行买办，负责管理茶叶种植与生产。当时台湾处于开港之初，台茶品质不高，没有自主品牌，大部分是经过初制后被售往大陆与福建茶叶拼配后外销。在厦门从事茶叶贸易多年的李春生看出台湾茶叶技术改革的需要和创立台湾茶叶品牌的商机。因此，他积极协助宝顺洋行的John Dodd从福建的安溪引进茶种，劝导淡水农户种植，在台北成立了精制茶厂并聘请福建制茶师赴台传授乌龙茶制茶技术。1869年，李春生与John Dodd引进的乌龙茶在台湾试制成功，首次将127.8吨乌龙茶由淡水直销纽约，并在美国首次提出“台湾茶”的商品品牌，台湾茶业由此勃兴[14]。后来李春生自己经营茶行，贷款给当地茶农推广乌龙茶的种植和销售，逐步打造出自己的茶叶王国。台湾茶叶在其筹划推动下，逐渐成为台湾出口商品中的大宗。茶叶制销得法的李春生还看出洋商需要茶叶买卖集散地的需求，与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共同建造千秋、建昌（今贵德街）专门从事茶叶买卖的两条街出租给洋商，带动了大稻埕的繁荣。
2.丰富的商业历练
李春生在商业获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他对商业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与积累。小时候，李春生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贴补家用，他带着糖果沿街叫卖，立下长大后从商的志向。入台经商之前，十五岁的李春生被父亲送到厦门钱庄当伙计。借着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李春生不仅学会了英语，还逐渐掌握了商业经营之道。在李春生二十岁时，年纪轻轻的他就已被厦门英商怡记洋行聘任为掌柜，从事洋货及茶叶买卖，进一步汲取商业知识。后来，李春生自己在厦门经营了一家四达商行，兼营茶叶，直至三年后太平军攻入闽南地区，其经营的事业才暂时停顿，进而转入台湾成为宝顺洋行的买办。这几段从商经历使李春生掌握了英语这一从事外贸的语言工具，并有机会游历许多地方，积累了充分的商业知识。由于精通英语、熟悉洋务，李春生很受洋人及政府官员信赖，每当官府与洋人有事交涉时，都会邀请他提供意见或担任翻译，也因此得到“番势李仔春”的称号。这为他后来在台湾创造辉煌事业奠定了基础。
3.灵活务实的应变能力
李春生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还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其在台经商期间，台湾经历了从清廷治下割让给日本的时局动荡，李春生善观时变，获得当局的支持，在不同的形势下顺利发展自己的商业贸易。李春生在刘铭传驻台期间，积极协助清政府推展各项工业建设，不仅担任募集委员，还不惜投下巨资，积极推动各项公共工程，如台北城的建造、铁路的兴建、八堵煤矿的修复、大稻埕港岸堤防的兴建、大稻埕新市街的营造工程等，备受清政府器重。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李春生带着家人随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到日本游览，并送六名子弟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李春生剪掉前清所遗留的长辫子，换上西式服装，行动变得更加自由敏捷、有自信，积极接受现代化的观念。同时，为获得日本当局的保护和支持，他还捐献巨款，大力资助日本政府筹建学校和教育机构，迎得日本政府当局的嘉许。
四、郭春秧
郭春秧为福建同安人，十六岁远渡重洋到印尼谋生，在印尼从事制糖业并取得巨大成功，建立其自己整个商业的基础。后来，他又以台湾为据点，在台湾设立锦茂茶行，实现从茶叶种植、收购、制作和出口贸易的一体化经营。他对台湾茶叶贸易，尤其是台湾包种茶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拓展功绩丰硕。郭春秧的经营特色主要体现在突出的个人能力、独到的投资眼光和保守的家族经营管理理念三个方面。
1.善于接受新技术
无论是在印尼发展制糖业还是在台湾发展茶叶贸易，郭春秧都表现出突出的接受新事务能力。他能够迅速掌握行业最新技术，并付诸实施。郭春秧初到印尼谋生时，在其伯父郭河东开设的制糖厂当学徒。聪颖勤奋的郭春秧掌握了最新的机器制糖工艺，成功改造传统的榨糖设备和煮糖炉灶，其经验在华侨办的制糖厂中推广，使得受排挤的华侨制糖行业走出困境。郭春秧因此得到伯父的赏识，被提拔为经理。郭河东过世后，郭春秧接掌了他的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分厂遍及荷印所属各埠，成为继黄仲涵之后的“糖业大王”。在台湾从事茶叶生产与贸易时，由于郭春秧具有突出的个人能力，善于协调各方关系，被推举为改组前的台北茶商公会第一、二任会长。1918年爪哇官方禁止从国外进口茶叶时，郭春秧到巴达维亚与荷兰政府进行交涉。他在谈判中沉着应对，见解深刻，成功说服了荷兰政府允许爪哇输入一定量的台湾包种茶。
藏身于日光岩南麓的郭春秧别墅
2.善于发现新商机
台泥集团辜振甫的发迹地之一“大欲茶行”曾是郭春秧的合作者，也位于大稻埕凉州街上。
郭春秧在其商业经营过程中善于发现新商业机会并进行投资，体现出独到的投资眼光。早在1887年，当时还在郭河东手下工作的郭春秧到台湾勘探糖业时，见识了当时台湾北部茶业出口贸易的盛况，并告知郭河东有关台湾茶业的潜力，在台湾开始从事茶业贸易[15]。郭春秧在台湾西北部投资开辟茶园，创办制茶厂，在淡水镇开设“锦茂茶行”，形成从种植、加工制作到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他利用原来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使其茶行生产的包种茶、红茶和乌龙茶，尤其是包种茶畅销东南亚各地，并在大陆大受欢迎，他借此在厦门设立了锦茂茶行分行。1929年以前郭春秧的锦茂茶行输出包种茶占全台输出比例约在20%上下[16]。此外，郭春秧审时度势，将实业方面成功经营所积累的财富大手笔地投资在房地产业，他先是在厦门鼓浪屿投资了锦祥路房产，又以独到的投资眼光，涉足香港的房地产业，在香港北角建了三百多间店铺，开辟出一条新街，被香港当局命名为“春秧街”。正是郭春秧独到的投资眼光使得他有效地分散了市场风险，没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淘汰出局。
随着台湾包种茶的热销，郭春秧开始在大稻埕设立茶厂，并创办台北茶商公会，担任第一任会长。
3.坚持家族经营
一时之间，大稻埕大大小小的精制茶厂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外销事业也拓展到南洋、中国及欧美等地。
郭春秧的事业虽然发展得很大，但他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较为保守执掌其各处业务的人才以血缘为主，尤其是其三个儿子郭双蛟、郭双麒、过双龙都曾执掌过锦茂茶行。其在厦门的锦茂茶行由他的兄长郭春字打理。郭春字之子郭汉泉也是他生意上的得力助手。而郭汉泉的岳父王江海则为他执掌新加坡的锦祥茶行。此外，郭春秧的侄子郭博容初到台湾时也曾任台湾锦茂茶行的经理。由此可见，郭春秧的企业经营是以血缘为核心，兼之以地缘关系等。虽然他努力让郭双龙先后留学日本、香港，努力将后代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性商人，但由于他保守的家族经营管理理念，致使其在年迈之时，管理人才不济，缺少替其执掌世界商业版图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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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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