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历史舞台上的光芒，至今还有余光闪耀。虽然其中我们更为熟知的是诗词歌赋，但也离不开音乐助燃。乐人这个身份象征，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是指歌舞演奏的艺人，最早出处在《仪礼.燕礼》，乐人在各个朝代都留有身影，但在唐朝时，这个群体发展到了顶峰，其社会地位也是开始有了变化。
在初唐时期，乐人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类，前朝所遗留，民间乐人，和被处罚成为乐人，尽管乐人的种类也是不同，有宫伎、官妓、民伎等，但都属于乐籍，唐代的户籍分有三种，一是官户，二是良人，三是杂户，而乐人所属的乐籍就是归于杂户。
宫伎是供职于皇室的乐人，专属于宫廷，技艺精湛是必要的，同时因为是皇室的附庸，相比其他阶层的乐人，在物质生活这一块是相对更加丰富。一般的生活所需都是唐朝政府提供，其次也是可以被邀请演奏以获取报酬，表演精湛赢得皇帝的欢心，赐下赏赐也是很有机会的。
尽管物质生活上更为优越，但是乐人的属性难以改变，这就决定着他们所能行使的权利少的可怜。封建社会里，改变身份难如登天，哪怕是在相对开明的唐朝也不例外，乐人的身份还是世袭罔替，一人为乐人，往后世代也是乐人。
这些乐人，不能与良人通婚，虽然是唐盛时有所改观，但在初期，律法规定婚配要讲究门当户对，其中针对杂户的条文有“诸杂户不得与良人通婚，违者杖一百”
而宫伎的人身自由也是比之奴仆之流高不了太多，也是被禁锢在偌大的宫城之中，终生为皇室而歌，其中部分得了欢心的乐人，能得到一些赏赐，更为幸运的还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见到自己的家人。基本上乐人是无法支配自己的人身自由的。
在政治上，乐人也是严禁为官，甚至形成了制度，有些宫伎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一度能够使得皇室喜爱，但即使是皇室想要授予乐人官职，大臣也是持有反对意见，认为给与金钱赏赐即可，不必赐予官职。
《唐会要》中记载：“纵使术逾侪辈，材能可取，止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 岂得列在士流，超授官爵”
这是当时的大臣对乐人从官的反对之言。在初唐社会，乐人出身低微，身份也是不如平民，无论是人身自由还是政治权利，甚至是婚配的选择都是没有可以支配的，虽是乐人但实际地位也是和奴仆一样的。
唐朝的历史发展是由盛转衰的，同样的是，乐人的地位起伏与之唐朝的命运紧紧的捆绑在一块。
在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那个时候万国来朝，为展示强大国力，以及文化上的优越，唐玄宗对乐舞相对重视，有皇帝的支持，乐人的实际地位开始提高，虽然还是未摆脱杂户的户籍，但是在一部分的权利上开始有了改善。
首先是在唐玄宗的推崇下，乐人在当时的社会看法得以改善，不仅仅是充作一个娱乐属性的皇室附庸，更容易得到皇室的青睐，比如之善于歌唱的念奴，善打羯鼓的李龟年等，都是颇受玄宗喜爱，以此在政治舞台上乐人也是有机会去登场的。在当时的氛围之下，大批的乐人更是投身于音乐创作，也是得益于当时玄宗为首营造的社会环境。
而且在婚姻嫁娶上，也是得到了宽容，允许他们“婚同百姓”，这是一个乐人地位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体现，世袭罔替的乐人身份也是终于可以有了摆脱的办法了，当然了这一条更是偏向于女性乐人。
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些专职管理宫廷乐人的机构，唐初时就设有太常寺，总揽天下音乐事务，在玄宗期间，设立教坊、梨园两个宫廷乐舞机构。
教坊是宫廷俗乐机构，教坊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唐玄宗对音乐的享受追求，因为日益增多的乐人，俗乐表演形式愈发多样化，太常寺已经难以负荷日渐壮大的俗乐音乐，教坊便是脱离太常寺，专职成为宫廷俗乐机构，不仅是将太常寺的职能解放出来，也是让俗乐的发展更为自由。
其次教坊还有安置部分有功之士的功劳，在玄宗还是平王的时候，有一部分藩邸散乐艺人替玄宗出谋划策，在平定韦后之乱时，发挥了作用，结合当时的背景，对这些乐人的嘉奖是一个比较难平衡的，所以安置在教坊中是最妥善的。
而梨园的则是为玄宗喜好量身定做的法曲机构，玄宗精通音律也极好法曲，对音乐的追求也是高于常人的。玄宗在太常寺选拔出三百名技艺精湛的乐工，专门排练法曲，以满足唐玄宗对法曲音律的追求，在玄宗政事闲暇之时，亲赴梨园参与教习，每当有乐人失误时，玄宗会亲自指出改正。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梨园子弟被荣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而玄宗也是被称为“梨园”之祖，后来的戏院，也是被称为梨园。
舞乐发展在这个期间呈现专业化和系统化，虽然说设立这样的宫廷乐舞机构也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享乐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机构确实是对古代音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出自“梨园”，在当时乐人机构选拔也是极为的严格，对乐人的要求亦是越发苛刻，其中也是设立专门的乐官，对这些宫廷乐人进行考核。
就是在这样的考核严格之下，就诞生出许多质量上乘的乐曲，这些乐曲对后来元曲的启发是有珠玉在前的作用的。甚至唐玄宗会亲临梨园和教坊，指点教导乐人，这在以往的朝代是不可能看到的，也是因为唐朝多数的皇帝对乐理精通，容貌姣好，舞乐技艺精湛的人更容易得到青睐。
得到青睐的这些人政治地位陡然而升，也是跻身于上流社会，与皇亲贵族一起出席活动，甚至有些是被赏赐了官职的。
而且因为教坊等音乐机构的设立，是需要一些懂得乐理的人来任职，虽然并不是很高的官职，但对当时的民间乐人无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玄宗爱妃，杨玉环也是对乐理颇为喜爱，时常与玄宗一起欣赏音乐，一些乐人能够讨的杨玉环的欢心，也是身份擢升的另一个途径。
宫廷乐人通过获得皇帝恩宠来提高政治地位的现象只是少数，大部分的乐人还是地位低下的。而且，随着唐朝的衰落，依附于宫廷的乐人，地位也是再度开始下降。
开元之治后期，唐玄宗纵情享乐，励精图治的玄宗一去不复返，国政被懈怠，安禄山心有异志，朝堂腐败之下更是有机可趁。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出走，马嵬坡处死杨玉环，虽然杨玉环深受玄宗喜爱，但是同样是被无情处死，可见在那个时侯，皇权依附品在实际意义上是没有地位可言的。
贵妃都是如此，这些乐人更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安史之乱后，宫廷乐人要么就是随着玄宗出逃，要么就是逃出宫廷，隐居去了，还有部分就是被安禄山抓获，为他演奏歌舞，备受残害。
这些忠心随着玄宗出逃的乐人，也是并没有得到什么，依旧是如同早时的宫廷乐人一样，等到年老色衰时，再无法奏响乐器和开口歌唱，他们的价值也就走到了尽头，最终还是死于红墙高瓦之间。
内有宦官弄政，外有潘镇割据，集中于长安城的乐人大部分都逃离，向地方流散，这些宫廷乐人将宫廷音乐带到了全国各地，也是促进了民间俗乐的进一步发展。
但逃出宫廷的乐人处境也是凄惨，因为其一生钻研乐理，以为服务皇室为目标，除此之外大部分乐人并无一技之长，如何生存下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年轻乐人到还处境尚可，但一些年老的乐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无法从事任何劳动，就算是身上有赏赐的钱财，但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安史之乱结束后，宫廷乐人虽然存在，但是地位是大不如前了。因为时政乱世，皇室对于音乐的需求不再强盛，一部分返回宫廷的乐人也不再受到重视，宫廷对乐人的管控也不再严格，遇到重要祭祀、宴会等需要乐人演奏的活动时，就召集乐人演奏，等到事情完毕就再行遣散。
在闲散期间，朝廷允许乐人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以求生存，以此看出，皇室不再对乐人进行集中管理和供养，这个时期，乐人脱离了皇室的附庸范围，也仅仅是名头上是宫廷乐人，实际社会地位更低了。
尽管到唐后期，又重新设立了梨园，将流散的乐人重新召集在一起，但是当时国力衰弱，已经是负担不起大量的乐人群体，一些基本的保障都不完善，依附皇室都无法做到生存。
乐人的处境日益艰难，虽然朝廷对乐人的户籍进行调整，不再归于杂户，在律法的角度上是和平民一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少有人再从事与乐理，再加上当时社会背景，官户逃跑，民不聊生，宫廷乐人的来源也是短缺，甚至一度在唐武宗时期，出现宫廷乐人不足的情况。等到了唐末战乱不断，宫廷乐人更是流散殆尽了。
就如同在玄宗时期受尽恩宠的李龟年，玄宗时，俨然是因乐理技艺精湛而进入上流社会，甚至还出任官职，但到晚年时，无依无靠，沦落到江南卖唱为生。被迫离开宫廷之后，处境不可不说是艰难凄惨，这也不是个例，大部分的乐人没有了皇室的庇护之后，生存都是难题，也是可以看出，不论乐人的地位变化如何，其本身属性的限制，就决定着乐人远不是受重视的人群。
唐朝三百年间，宫廷乐人的法律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但是在唐朝时代变迁中，宫廷乐人的实际地位也是有着微妙变化，不同的时期也是差异较大的，也是反映着唐朝的命运。
首先是统治者对宫廷乐人的态度变化，这个是影响最大的，统治者的喜好往往决定着某个群体的兴衰起落。
唐初期相对排斥民间散乐，对乐人也是持以不喜态度，这个期间，乐人地位低下还是不可改变的，但到了唐中期，政通人和，中外交流频繁，当权者开始注重与享受，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乐人受到重视，地位被拔高不少。再到后期的朝堂崩坏，乐人四散，都在体现乐人的地位的提升是朝代兴盛的结果，也是由当局者喜好决定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新唐书》中记载：“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
乐人的出身低下，且无法参与科举考试，这就得不到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认同，虽然士大夫阶层也是喜爱乐舞，但对乐人阶层的态度还是不齿的，在那个以士为先的年代，乐人阶层所代表的就是奇技淫巧，不被士大夫与百姓们所承认和接纳。
出身地位低，且乐人这个职业的社会认同感并不强，导致法律地位低下，社会地位也是低下，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固化所导致的。
虽然宫廷乐人是封建王朝的附庸，但在鼎盛时期遗留下的乐曲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宫廷乐人所处的时代是不偏向于他们的，但在文化历史上的贡献依旧是卓越的。
参考文献
《唐会要》
《唐六典 》
《旧唐书》
《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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