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手工业与和雇制度 随着唐王朝的富强繁荣,唐时的官府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唐王朝曾沿袭前代的制度,设立了许多官署来管理官府的作坊,专门制造朝廷和王室所需用的器物。掌管这种官府手工业制造场所的,在都城中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
少府监,置少府卿一人,职务是“掌百工技巧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二)。其下设立五个署,署有令,为其长官。中尚署令,“掌宫内营造杂作”,署下分设金银作坊院等。左尚署令,“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宫中的蜡炬作坊,亦归左尚署管领。右尚署令,“掌皮毛、胶墨、杂作、席荐等作”(《通典·职官典》)。
织染署令,掌织造、染色,“凡织纴之作有十(注曰: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绝,四曰纱,五日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繝,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注日:一曰组,二曰绶,三曰条,四曰绳,五曰缨),轴线之作有四(注曰:一日轴,二日线,三日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注曰:一曰青,二日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皆率其属而修其职焉”(《唐六典》卷二十三)。掌冶署令,“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通典·职官典》)。
将作监,大匠卿一人,少匠二人,“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立四个署。左校署令,“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通典·职官典》)。右校署令,“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中校署令,“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唐六典》卷二十三)。甄官署令,“掌营砖石、瓷瓦”(《通典·职官典》)。
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两个 署,甲坊署令和弩坊署令。
这些官府所属的手工业品制造场所,有绫锦坊、毡坊、毯坊、染坊、酒坊、饧坊等。它们都拥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如绫锦坊就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在宫廷里,又有所谓“内八作”、掖庭局等,在他们的统属下,也有不少工匠,如“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新唐书·百官志》少府监)之类。在州县,官府也设立了许多手工业品的制造场所,如织锦坊、铸钱坊等,此外在产铜产铁的场所,还设置诸铸钱监、诸冶监来管理铸造钱币、农具和刀刃诸器的事务。
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在初期,大体以短番匠为主。唐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新唐书·百官志》)。所谓短番匠就是唐政府从各地工匠中征调“材力强壮,技能工巧”(《唐六典》卷七)的手艺工人,到官府作坊来服役,每年以二十天为限,称为一番。受征调时,“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唐六典》卷七)。在官府作坊中,经常一批工匠下番,另一批工匠又来接替上番。
每年之中,唐政府征调诸州的短番匠,在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在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见《唐六典》卷七)。大概关内的工匠,到京师上番;离京师较远的工匠,就在州县官府作坊里上番。这种短番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手艺高低不齐,不一定都能制造出适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精致器物,因此官府除了征调短番匠以外,还雇佣了许多专业的工匠,长期在官府作坊干活,称之为“明资匠”和“巧儿”。
这种明资匠和巧儿一般都是世袭职业,所谓“工巧业作之子弟,一人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唐六典》卷七)。他们的学习技术时间,据《新唐书·百官志》称:“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一年);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他们制作的物件,都镌刻上自己的名字,所谓“皆物勒工名”。
有些短番匠如不愿意服役,和农民一样,可以以纳资代役。代役金的数额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按照惯例,“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二十日共纳六丈),布加五分之一(共纳七丈二尺)(《唐六典》卷三),工匠的“庸”绢和农民的“庸”绢大致相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愈加奢侈,而轮番制度下的工匠,手艺高低不齐,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政府就在官府作坊短番匠中挑选一部分手艺高强的工匠,留住不放,所谓应下番而不下番;还把短番匠所缴纳来的代役金作为他们的工资,这样的工匠,就称为“长上匠”了。
同时因轮番制度劳扰不便,被征调来的工匠,又大都是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强制他们到官府轮流上番,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因此短番匠都宁愿纳资而不愿上番;政府也因庸绢代役,有利可图;加上短番匠的手艺不及长上匠,因此也宁愿采用工匠的“长上”制度,而放弃工匠的轮番制度。这种由轮番制度变为长上制度,由劳役劳动变成雇佣劳动,是一种进步。由于这一变革,使当时各地的工匠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劳动中去,这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长上匠是一种专业的工匠,是官府作坊中的正式工匠即“正工”。此外,唐政府在放弃工匠的轮番制而采用长上制的同时,对于兴建土木工程所需要使用的临时工,也放弃了轮番制而采用了和雇制,即以庸调绢来和雇工匠。因为这类工匠和夫役是自愿受雇,因此称之为“和雇匠”。如《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冬十二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版筑三十日而罢。”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墙,并起楼,四十九日毕。”这类建筑工程特别是修城筑墙之类,不需要很多手艺熟练的工匠,因此和雇的绝大部分是京畿附近的农民。和雇表面上是两厢情愿的,但和雇的工资,往往不依时价给直,甚至不给直。如果和雇而不依时价给直,或甚至不给直,那就成为变相的“差科”和“徭役”,加重了当时人民的负担。
但无论如何,轮番制的逐渐减少,纳资代役制与和雇制的出现,在官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方面,比之以前多少有了缓和。而这种控制的缓和对于此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有利的变化,大概在唐玄宗开元时代开始,到唐德宗贞元时代已接近完成。不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番匠制度并不是立刻就能消灭的,一直到唐亡,在唐政府统治比较巩固,战争破坏不大的地方,这一制度还是严重地残存着的。
在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中,还有一种工匠,便是属于官府的贱民阶级和官奴婢。贱民中的官户,也称番户,他们到了十六岁以上,一年中就要上番三月,所谓“一年三番”;贱民中的杂户,身份比番户略高,他们二年之中要上番五月,所谓“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如不愿上番,也可以纳绢代役。官奴婢一被派往官府作坊,就终年“长役无番”(《唐六典》卷六)。此外政府还把判处徒刑的罪犯,分配到各官府作坊里去服苦役。
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与手工艺水平的提高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的民间手工业,也相应有了发展。不过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农村里的家庭纺织业,是与农业牢固结合着的。这时除了和农业牢固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外,私家的各类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家庭纺织业,主要是指绢和麻布两项生产而言的。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天宝(公元742-755年)中,政府每年向产丝郡县征收到“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匹四丈),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每屯六两)”;向产麻郡县征收到“千三十五万余端(每端五丈)”;此外又把江南人民应缴的租米,改为租布,称为“折纳布”,唐政府向江南人民每年征收到这种租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之多(并见《通典·食货典》)。
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五千二百多万左右,而政府每年就能征收到绢七百四十余万匹,麻布一千六百余万端,数目可算是相当巨大的。这也说明当时与农业牢固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比之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劳动人民尽管男耕女织,不断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能够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大都被统治阶级掠夺剥削去了。
在唐代,丝织手工业不仅在产量方面达到很高的数字,就是在质量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唐六典》卷三、《通典·食货典·赋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四书中,都述及当时州郡的贡物,当然贡物是少量的,当地的生产,决不止这一些,还有很大一部分当是投入消费市场里去了。
在丝织品中,除了绢、绝以外,以绫的品类为最多,有河南府的文绫,滑州的方纹绫,蔡州的四窠绫、云花绫、龟甲绫、双距绫、鸂糖绫,青州的仙文绫,兖州的镜花绫、双距绫,徐州的双丝绫,定州的细绫、瑞绫、两窠细绫、大独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荆州的白方纹绫、交梭绫、縠子绫、方毅文绫、澧州的龟子绫,扬州的独窠细绫,润州的方棋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苏州的绯绫,湖州的鸟眼绫,杭州的白编绫、绯绫,越州的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明州的吴绫、交梭绫,绵州的轻容绫、双纠绫,阆州的重莲绫、襄州的白毅,荆州的交梭毅,越州的轻容生縠等。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产品,所以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
在以上许多丝织品中,以绫的花纹最为精致,可以织出“立天鹅、马、盘条、掬豹,文彩怪丽”(《新唐书·李德裕传》)的许多花样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里,有《缭绫》诗,中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织工的精致和色彩的绚丽了。
元稹在《织妇词》里也说:“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缭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稹并自注云:“予掾荆时(元和末),目击页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从元、白的诗歌里,一方面可以体会到缭绫织作的精致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见到专业缭绫的贡绫户的生活是如何艰难。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朝野佥载》云“唐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佥载》)一书为中宗、玄宗时人张鹜所作,因此何明远最晚是8世纪前叶的人。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
按宋代开封的官绫锦院,绫机亦不过四百张;四川的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元费著《蜀锦谱》序)。依此类推,则何明远绫机五百张的作坊,工匠人数至少不下于千人。当时作坊中的工匠究竟是什么身份,还应该进一步来研究。
中唐诗人王建的《当窗织》诗有“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之句,可能何明远也雇用了不少贫家女,在其作坊中织绫。
织锦,是当时驰名世界的珍贵丝织品,扬州的锦袍、锦半臂、锦被和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的锦织品,已是畅销中外;至于西蜀地区,锦织品的发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是驰名国内外。中
唐诗人王建在《织锦曲》中说道:“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从这诗句里,可以见到织锦的精致程度。锦织品中,以西蜀的蜀锦花纹尤多。
唐太宗世,窦世纶“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他曾叫锦坊的长头设计了“瑞锦宫绫”多种,当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大都“创自师纶”,“章彩奇丽”,为人喜爱。因为窦师纶封陵阳公,故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到了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诏文中提到瑞锦的纹样,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卍字、双胜”及诸织造羌样文字等(《旧唐书·代宗纪》)花纹,真是异彩奇纹,千名万品。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唐锦。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墓地中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大鹿纹锦、狮凤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开连十字忍冬纹锦、小团花纹锦、猪头纹锦、骑士纹锦等;
随同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墓志出土的,有裁作衣物边缘装饰的四件锦条,有的是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在木红色地上织成宝相花的,有的还加饰了白色联珠带和黄色晕涧。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从敦煌石室拿走的翔凤纹锦,日本正仓院藏有紫地双凤纹锦,都是唐代锦织品中的精美杰作。
日本隆法寺中,还藏有唐代日本入唐学问僧携去的四天王锦。这件锦织品正中织成一大树,树下织出一对狮子,四个梵天王在四角,两个向外作射状,两个向内作射状,外围织联珠纹,再外织成宝相花、忍冬叶。这些精美的锦织品,花纹、人物的鲜艳美丽,技艺的圆巧纯熟,在当时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
《旧唐书·五行志》称:“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
《朝野佥载》称:“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异,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关于蜀川所献单丝碧罗裙,缕金为花鸟,肯定是金银丝的织物。至于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鸟毛和丝合成裙。一种是先用“织成锦”制成裙,再选择美丽的百鸟毛羽,黏在织成锦裙的某些部分之上。日本正仓院藏有鸟毛立女屏风,系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制成品,画上美人衣服和点景树石,原来都黏有鸟毛,可能就是摹仿唐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而制成的。
布的品类很多,有纻麻布、葛布和棉布。河南府的葛布,列为贡品,可见质量很高;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的金丝布,也列为贡品,可惜已经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布了。
棉布,亦称为绁布或白氎布。《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云:唐玄宗时,贾昌为鸡坊五百小儿长,“岁时伏猎,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可见天宝时期,长安市上已有氎布出售。氎布尤为高昌的特产,当唐肃宗、代宗统治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每年每户要和市氎布四端给政府,可见高昌的氎布,产额是很高的。
棉布,广西一带也生产,当时称之为“桂管布”或“桂布”。《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引《芝田录》:“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公元836-840年)中,文宗·····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敌寒。'他日,上······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白居易诗:“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新制布裘》),王建也有“白氎家家织”(《送郑权尚书南海》)的诗句,可见广东当时也生产棉布。
锦是丝织品中价格最高昂的,马缟在《中华古今注》里说:“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价格之昂贵可知。以上二十种中,以绫价为最贵,细绵绸次之,细绁又仅次于细绵绸,次等绁布的价格,也要比生绝、生绢高。可见绁布这一新品种,由于人民喜欢服用,而它的生产量又受到限制,因此价格也就高了。
用羊毛、驼毛制成的毡毯,种类也很多,名称各异,有称氍毹,有称毾氈。唐贞观时人释道宣在《量处轻重仪》中称:“氍毵(即题毹之异译),此土本无,其物皆从西北塞外而来。若丛毛编织而出毛头,兼有文像人兽等状,名曰氍毵。
字书总云罽属。若以经纬斑毛如此锦者,名曰毹氈”(即毾氈之异译)。一般用作地敷(即地铺,今称地毯)壁衣,低级的可以用来覆鞍或铺在坐卧的床上。因此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如关内道的西北部,河东道的北部,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地区,制毡业都很发达。
在毡的制造方面,凉州(治武威,今甘肃武威)和太原府的毛毡,是驰名全国的。唐代的毡制品,除了人所珍贵的白毡和绯毡以外,还有花毡。所谓花毡,就近乎今天的彩色毡毯,都是先把羊毛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加工织成。这种精致的花毡,当时不仅行销国内,同时也畅销国外。
如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天宝二载(公元743年)鉴真和尚准备东渡日本时,他置办携带的物件中,有“华(花)毡二十四领”,即是明证。这类从唐输出的花毡,现在尚宝藏在日本正仓院内的,有三十床之多。《正仓院考古记》中载其中有一床花毡,为碧地二窠长方毡,图案作两个大的团花纹,这两个大的团花纹是由八朵花组成的,配以珍草,浅蓝底,花纹紫、褐、绿三色,构图配色,都非常雅丽。
正仓院又藏有唐代花卉人物长花毡,图案系小花纹两种,分行配列,中间一人左手执杖,杖端如偃月,作接波罗球之势。花毡制作的精巧到达这样程度,可见当时制毡业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到了唐宪宗、唐穆宗时期,在江南道的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还用丝染成红色,织成地毯。诗人白居易《新乐府》里有《红线毯》一诗,歌咏其事,诗句有云:“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种松软华丽的丝织地毯,正如诗人所慨叹的,“一丈毯,千两丝”,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精工编织出来。
随着丝织业的发达,染练的技术也显然有了提高。《唐语林》称:“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玄宗)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夹结”,亦作“夹襭”,又作“夹缬”,都是指丝绸印花加工(即染缬)而言的。
关于丝绸印花在考古方面的发现,最早要推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纹锦;其次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北朝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夹缬。吐鲁番出土的夹缬有两种花纹,一种是大红地遍布白点,一种是天蓝地遍布白色小团花(由中间一颗小点,周围七颗小点组成),小团花的空隙处,填以较大的白色珠点。
在文献资料方面,马缟《中华古今注》说:“隋大业(公元605-618年)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功臣及百僚母妻。”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记录。唐玄宗时代盛行的夹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夹缬染法是在两块木板上,雕镂了同样的图案花纹,用这样的两块木板夹住双折的丝绸,在空花中涂上蜡或一种浆混合物,等待干后,解去夹板,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晒干,剥去蜡或浆粉,图案花纹就显现出来了。
也有一种染法,不必把丝绸投入染缸,只用两块同样图案花纹的镂空木板夹住丝绸,直接在空花处用颜色刷染,然后再夹上另外两块雕镂别种图案花纹的木板,用另一种颜色来刷染,这样染刷多次,就染出色彩艳丽多色印花丝绸来了。
因为丝绸是对折的,两块木板的图案花纹又是一模一样的,染刷完毕解板,其花纹皆成对称,因此称之为“夹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山水夹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其构图及题材,近于中国风格,可能是唐代中国的遗物。
夹缬以外,还有蜡缬染法,它和夹缬不同的,是不须雕镂两块空花的木板,但用蜜蜡厚厚地涂在丝绸上,描成花卉山水鸟兽人物各种花样,然后浸在染缸中染练,再利用热力使蜡融化脱落,花样就显现出来了。蜡染除了单色以外,也可以套色到四五种以上,颜色鲜艳夺目,为当时仕女所喜爱。
现在传世的宋人临摹的唐张萱《捣练图》,图中有两三个妇女的衣裙,是属于夹缬或蜡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几个骑马妇人的衣服,也是蜡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蜡缬屏风”四曲,装饰有麟象熊鹿鹰雉等栖止于树石之间的形象,其中“橡地象羊木蜡缬屏风”二曲中之右一扇,以羊为构图中心,褐色绝地,羊及树叶小草,俱为白色或绿色,树干上并点缀二小白猿,画面生动,趣味盎然,从艺术水平来讲,也是唐代的杰出作品。
还有一种叫绞缬染法,是把一定尺寸的丝绸或衣裙成品,按照需要将织物折成连皱,用线缝牢,染后晒干,拆去缝线,就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
最近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墓中出土的裙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染成绛紫、茄紫两色的散点菱形网络花纹的。由于这种染法不便施用于宽幅的料子,所以这件裙子是由每条八厘米宽的染缬缝合而成的。花纹接对得很紧密,绛紫、茄紫两色相间,鲜艳异常。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