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手工业与和雇制度 随着唐王朝的富强繁荣，唐时的官府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唐王朝曾沿袭前代的制度，设立了许多官署来管理官府的作坊，专门制造朝廷和王室所需用的器物。掌管这种官府手工业制造场所的，在都城中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
少府监，置少府卿一人，职务是“掌百工技巧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二）。其下设立五个署，署有令，为其长官。中尚署令，“掌宫内营造杂作”，署下分设金银作坊院等。左尚署令，“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宫中的蜡炬作坊，亦归左尚署管领。右尚署令，“掌皮毛、胶墨、杂作、席荐等作”（《通典·职官典》）。
织染署令，掌织造、染色，“凡织纴之作有十（注曰：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绝，四曰纱，五日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繝，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注日：一曰组，二曰绶，三曰条，四曰绳，五曰缨），轴线之作有四（注曰：一日轴，二日线，三日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注曰：一曰青，二日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皆率其属而修其职焉”（《唐六典》卷二十三）。掌冶署令，“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通典·职官典》）。
将作监，大匠卿一人，少匠二人，“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立四个署。左校署令，“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通典·职官典》）。右校署令，“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中校署令，“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唐六典》卷二十三）。甄官署令，“掌营砖石、瓷瓦”（《通典·职官典》）。
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唐六典》卷二十三），其下设两个 署，甲坊署令和弩坊署令。
这些官府所属的手工业品制造场所，有绫锦坊、毡坊、毯坊、染坊、酒坊、饧坊等。它们都拥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如绫锦坊就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在宫廷里，又有所谓“内八作”、掖庭局等，在他们的统属下，也有不少工匠，如“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新唐书·百官志》少府监）之类。在州县，官府也设立了许多手工业品的制造场所，如织锦坊、铸钱坊等，此外在产铜产铁的场所，还设置诸铸钱监、诸冶监来管理铸造钱币、农具和刀刃诸器的事务。
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在初期，大体以短番匠为主。唐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新唐书·百官志》）。所谓短番匠就是唐政府从各地工匠中征调“材力强壮，技能工巧”（《唐六典》卷七）的手艺工人，到官府作坊来服役，每年以二十天为限，称为一番。受征调时，“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唐六典》卷七）。在官府作坊中，经常一批工匠下番，另一批工匠又来接替上番。
每年之中，唐政府征调诸州的短番匠，在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在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见《唐六典》卷七）。大概关内的工匠，到京师上番；离京师较远的工匠，就在州县官府作坊里上番。这种短番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手艺高低不齐，不一定都能制造出适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精致器物，因此官府除了征调短番匠以外，还雇佣了许多专业的工匠，长期在官府作坊干活，称之为“明资匠”和“巧儿”。
这种明资匠和巧儿一般都是世袭职业，所谓“工巧业作之子弟，一人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唐六典》卷七）。他们的学习技术时间，据《新唐书·百官志》称：“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一年）；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他们制作的物件，都镌刻上自己的名字，所谓“皆物勒工名”。
有些短番匠如不愿意服役，和农民一样，可以以纳资代役。代役金的数额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按照惯例，“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二十日共纳六丈），布加五分之一（共纳七丈二尺）（《唐六典》卷三），工匠的“庸”绢和农民的“庸”绢大致相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愈加奢侈，而轮番制度下的工匠，手艺高低不齐，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政府就在官府作坊短番匠中挑选一部分手艺高强的工匠，留住不放，所谓应下番而不下番；还把短番匠所缴纳来的代役金作为他们的工资，这样的工匠，就称为“长上匠”了。
同时因轮番制度劳扰不便，被征调来的工匠，又大都是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强制他们到官府轮流上番，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因此短番匠都宁愿纳资而不愿上番；政府也因庸绢代役，有利可图；加上短番匠的手艺不及长上匠，因此也宁愿采用工匠的“长上”制度，而放弃工匠的轮番制度。这种由轮番制度变为长上制度，由劳役劳动变成雇佣劳动，是一种进步。由于这一变革，使当时各地的工匠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劳动中去，这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长上匠是一种专业的工匠，是官府作坊中的正式工匠即“正工”。此外，唐政府在放弃工匠的轮番制而采用长上制的同时，对于兴建土木工程所需要使用的临时工，也放弃了轮番制而采用了和雇制，即以庸调绢来和雇工匠。因为这类工匠和夫役是自愿受雇，因此称之为“和雇匠”。如《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冬十二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版筑三十日而罢。”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墙，并起楼，四十九日毕。”这类建筑工程特别是修城筑墙之类，不需要很多手艺熟练的工匠，因此和雇的绝大部分是京畿附近的农民。和雇表面上是两厢情愿的，但和雇的工资，往往不依时价给直，甚至不给直。如果和雇而不依时价给直，或甚至不给直，那就成为变相的“差科”和“徭役”，加重了当时人民的负担。
但无论如何，轮番制的逐渐减少，纳资代役制与和雇制的出现，在官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方面，比之以前多少有了缓和。而这种控制的缓和对于此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有利的变化，大概在唐玄宗开元时代开始，到唐德宗贞元时代已接近完成。不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番匠制度并不是立刻就能消灭的，一直到唐亡，在唐政府统治比较巩固，战争破坏不大的地方，这一制度还是严重地残存着的。
在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中，还有一种工匠，便是属于官府的贱民阶级和官奴婢。贱民中的官户，也称番户，他们到了十六岁以上，一年中就要上番三月，所谓“一年三番”；贱民中的杂户，身份比番户略高，他们二年之中要上番五月，所谓“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如不愿上番，也可以纳绢代役。官奴婢一被派往官府作坊，就终年“长役无番”（《唐六典》卷六）。此外政府还把判处徒刑的罪犯，分配到各官府作坊里去服苦役。
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与手工艺水平的提高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的民间手工业，也相应有了发展。不过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农村里的家庭纺织业，是与农业牢固结合着的。这时除了和农业牢固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外，私家的各类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家庭纺织业，主要是指绢和麻布两项生产而言的。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天宝（公元742-755年）中，政府每年向产丝郡县征收到“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匹四丈），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每屯六两）”；向产麻郡县征收到“千三十五万余端（每端五丈）”；此外又把江南人民应缴的租米，改为租布，称为“折纳布”，唐政府向江南人民每年征收到这种租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之多（并见《通典·食货典》）。
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五千二百多万左右，而政府每年就能征收到绢七百四十余万匹，麻布一千六百余万端，数目可算是相当巨大的。这也说明当时与农业牢固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比之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劳动人民尽管男耕女织，不断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能够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大都被统治阶级掠夺剥削去了。
在唐代，丝织手工业不仅在产量方面达到很高的数字，就是在质量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唐六典》卷三、《通典·食货典·赋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四书中，都述及当时州郡的贡物，当然贡物是少量的，当地的生产，决不止这一些，还有很大一部分当是投入消费市场里去了。
在丝织品中，除了绢、绝以外，以绫的品类为最多，有河南府的文绫，滑州的方纹绫，蔡州的四窠绫、云花绫、龟甲绫、双距绫、鸂糖绫，青州的仙文绫，兖州的镜花绫、双距绫，徐州的双丝绫，定州的细绫、瑞绫、两窠细绫、大独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荆州的白方纹绫、交梭绫、縠子绫、方毅文绫、澧州的龟子绫，扬州的独窠细绫，润州的方棋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苏州的绯绫，湖州的鸟眼绫，杭州的白编绫、绯绫，越州的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明州的吴绫、交梭绫，绵州的轻容绫、双纠绫，阆州的重莲绫、襄州的白毅，荆州的交梭毅，越州的轻容生縠等。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产品，所以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
在以上许多丝织品中，以绫的花纹最为精致，可以织出“立天鹅、马、盘条、掬豹，文彩怪丽”（《新唐书·李德裕传》）的许多花样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里，有《缭绫》诗，中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织工的精致和色彩的绚丽了。
元稹在《织妇词》里也说：“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缭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稹并自注云：“予掾荆时（元和末），目击页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从元、白的诗歌里，一方面可以体会到缭绫织作的精致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见到专业缭绫的贡绫户的生活是如何艰难。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引《朝野佥载》云“唐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佥载》）一书为中宗、玄宗时人张鹜所作，因此何明远最晚是8世纪前叶的人。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
按宋代开封的官绫锦院，绫机亦不过四百张；四川的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元费著《蜀锦谱》序）。依此类推，则何明远绫机五百张的作坊，工匠人数至少不下于千人。当时作坊中的工匠究竟是什么身份，还应该进一步来研究。
中唐诗人王建的《当窗织》诗有“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之句，可能何明远也雇用了不少贫家女，在其作坊中织绫。
织锦，是当时驰名世界的珍贵丝织品，扬州的锦袍、锦半臂、锦被和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的锦织品，已是畅销中外；至于西蜀地区，锦织品的发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是驰名国内外。中
唐诗人王建在《织锦曲》中说道：“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从这诗句里，可以见到织锦的精致程度。锦织品中，以西蜀的蜀锦花纹尤多。
唐太宗世，窦世纶“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他曾叫锦坊的长头设计了“瑞锦宫绫”多种，当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大都“创自师纶”，“章彩奇丽”，为人喜爱。因为窦师纶封陵阳公，故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到了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诏文中提到瑞锦的纹样，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卍字、双胜”及诸织造羌样文字等（《旧唐书·代宗纪》）花纹，真是异彩奇纹，千名万品。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唐锦。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墓地中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大鹿纹锦、狮凤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开连十字忍冬纹锦、小团花纹锦、猪头纹锦、骑士纹锦等；
随同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墓志出土的，有裁作衣物边缘装饰的四件锦条，有的是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在木红色地上织成宝相花的，有的还加饰了白色联珠带和黄色晕涧。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从敦煌石室拿走的翔凤纹锦，日本正仓院藏有紫地双凤纹锦，都是唐代锦织品中的精美杰作。
日本隆法寺中，还藏有唐代日本入唐学问僧携去的四天王锦。这件锦织品正中织成一大树，树下织出一对狮子，四个梵天王在四角，两个向外作射状，两个向内作射状，外围织联珠纹，再外织成宝相花、忍冬叶。这些精美的锦织品，花纹、人物的鲜艳美丽，技艺的圆巧纯熟，在当时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
《旧唐书·五行志》称：“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
《朝野佥载》称：“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异，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关于蜀川所献单丝碧罗裙，缕金为花鸟，肯定是金银丝的织物。至于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鸟毛和丝合成裙。一种是先用“织成锦”制成裙，再选择美丽的百鸟毛羽，黏在织成锦裙的某些部分之上。日本正仓院藏有鸟毛立女屏风，系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制成品，画上美人衣服和点景树石，原来都黏有鸟毛，可能就是摹仿唐百鸟毛裙的制作方法而制成的。
布的品类很多，有纻麻布、葛布和棉布。河南府的葛布，列为贡品，可见质量很高；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的金丝布，也列为贡品，可惜已经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布了。
棉布，亦称为绁布或白氎布。《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云：唐玄宗时，贾昌为鸡坊五百小儿长，“岁时伏猎，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可见天宝时期，长安市上已有氎布出售。氎布尤为高昌的特产，当唐肃宗、代宗统治时期，这一地区的农民每年每户要和市氎布四端给政府，可见高昌的氎布，产额是很高的。
棉布，广西一带也生产，当时称之为“桂管布”或“桂布”。《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五引《芝田录》：“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公元836-840年）中，文宗·····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敌寒。＇他日，上······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白居易诗：“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新制布裘》），王建也有“白氎家家织”（《送郑权尚书南海》）的诗句，可见广东当时也生产棉布。
锦是丝织品中价格最高昂的，马缟在《中华古今注》里说：“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价格之昂贵可知。以上二十种中，以绫价为最贵，细绵绸次之，细绁又仅次于细绵绸，次等绁布的价格，也要比生绝、生绢高。可见绁布这一新品种，由于人民喜欢服用，而它的生产量又受到限制，因此价格也就高了。
用羊毛、驼毛制成的毡毯，种类也很多，名称各异，有称氍毹，有称毾氈。唐贞观时人释道宣在《量处轻重仪》中称：“氍毵（即题毹之异译），此土本无，其物皆从西北塞外而来。若丛毛编织而出毛头，兼有文像人兽等状，名曰氍毵。
字书总云罽属。若以经纬斑毛如此锦者，名曰毹氈”（即毾氈之异译）。一般用作地敷（即地铺，今称地毯）壁衣，低级的可以用来覆鞍或铺在坐卧的床上。因此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如关内道的西北部，河东道的北部，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地区，制毡业都很发达。
在毡的制造方面，凉州（治武威，今甘肃武威）和太原府的毛毡，是驰名全国的。唐代的毡制品，除了人所珍贵的白毡和绯毡以外，还有花毡。所谓花毡，就近乎今天的彩色毡毯，都是先把羊毛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加工织成。这种精致的花毡，当时不仅行销国内，同时也畅销国外。
如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天宝二载（公元743年）鉴真和尚准备东渡日本时，他置办携带的物件中，有“华（花）毡二十四领”，即是明证。这类从唐输出的花毡，现在尚宝藏在日本正仓院内的，有三十床之多。《正仓院考古记》中载其中有一床花毡，为碧地二窠长方毡，图案作两个大的团花纹，这两个大的团花纹是由八朵花组成的，配以珍草，浅蓝底，花纹紫、褐、绿三色，构图配色，都非常雅丽。
正仓院又藏有唐代花卉人物长花毡，图案系小花纹两种，分行配列，中间一人左手执杖，杖端如偃月，作接波罗球之势。花毡制作的精巧到达这样程度，可见当时制毡业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到了唐宪宗、唐穆宗时期，在江南道的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还用丝染成红色，织成地毯。诗人白居易《新乐府》里有《红线毯》一诗，歌咏其事，诗句有云：“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种松软华丽的丝织地毯，正如诗人所慨叹的，“一丈毯，千两丝”，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精工编织出来。
随着丝织业的发达，染练的技术也显然有了提高。《唐语林》称：“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玄宗）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夹结”，亦作“夹襭”，又作“夹缬”，都是指丝绸印花加工（即染缬）而言的。
关于丝绸印花在考古方面的发现，最早要推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纹锦；其次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北朝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夹缬。吐鲁番出土的夹缬有两种花纹，一种是大红地遍布白点，一种是天蓝地遍布白色小团花（由中间一颗小点，周围七颗小点组成），小团花的空隙处，填以较大的白色珠点。
在文献资料方面，马缟《中华古今注》说：“隋大业（公元605-618年）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功臣及百僚母妻。”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记录。唐玄宗时代盛行的夹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夹缬染法是在两块木板上，雕镂了同样的图案花纹，用这样的两块木板夹住双折的丝绸，在空花中涂上蜡或一种浆混合物，等待干后，解去夹板，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晒干，剥去蜡或浆粉，图案花纹就显现出来了。
也有一种染法，不必把丝绸投入染缸，只用两块同样图案花纹的镂空木板夹住丝绸，直接在空花处用颜色刷染，然后再夹上另外两块雕镂别种图案花纹的木板，用另一种颜色来刷染，这样染刷多次，就染出色彩艳丽多色印花丝绸来了。
因为丝绸是对折的，两块木板的图案花纹又是一模一样的，染刷完毕解板，其花纹皆成对称，因此称之为“夹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山水夹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其构图及题材，近于中国风格，可能是唐代中国的遗物。
夹缬以外，还有蜡缬染法，它和夹缬不同的，是不须雕镂两块空花的木板，但用蜜蜡厚厚地涂在丝绸上，描成花卉山水鸟兽人物各种花样，然后浸在染缸中染练，再利用热力使蜡融化脱落，花样就显现出来了。蜡染除了单色以外，也可以套色到四五种以上，颜色鲜艳夺目，为当时仕女所喜爱。
现在传世的宋人临摹的唐张萱《捣练图》，图中有两三个妇女的衣裙，是属于夹缬或蜡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几个骑马妇人的衣服，也是蜡缬。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蜡缬屏风”四曲，装饰有麟象熊鹿鹰雉等栖止于树石之间的形象，其中“橡地象羊木蜡缬屏风”二曲中之右一扇，以羊为构图中心，褐色绝地，羊及树叶小草，俱为白色或绿色，树干上并点缀二小白猿，画面生动，趣味盎然，从艺术水平来讲，也是唐代的杰出作品。
还有一种叫绞缬染法，是把一定尺寸的丝绸或衣裙成品，按照需要将织物折成连皱，用线缝牢，染后晒干，拆去缝线，就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
最近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墓中出土的裙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染成绛紫、茄紫两色的散点菱形网络花纹的。由于这种染法不便施用于宽幅的料子，所以这件裙子是由每条八厘米宽的染缬缝合而成的。花纹接对得很紧密，绛紫、茄紫两色相间，鲜艳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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