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赐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它除过商品交换外，更多地反映了思想和心理上的从属关系，因此，它是一种思想和心理掩盖下的商业贸易形式。中原王朝也热衷于这种贸易，历代朝廷都采取了给予少数民族相当优惠的政策，隋朝廷“啖之以利，劝令入朝”。唐朝以后，榷场贸易逐渐取代了贡赐贸易，但这种贸易形式依然存在。宋朝在熙宁开边之前，贡赐贸易是北宋与六谷族和嘣厮哆族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仍发挥着传统的作用。
梁州和哺厮哕与宋的贡赐贸易表附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熙宁开边之前，与宋开展贡赐贸易的主要是六谷族和哺厮哕族，因这两个部族较完整，人数众多，建立了军事思想和心理同盟，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贸易。宋对这两支牵制西夏的劲旅也很重视，愿意结好。而沿边近汉地的吐蕃部“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它们中一部分已接受北宋的招抚，成为宋的熟户，其余则处于粒子状态。
只在要求归附或者叛后再服时才来纳贡，宋朝的文献记载中关于秦州吐蓍朝贡的有两次，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吐蕃诸戎以马来献；太平兴国九年，秦州言著部以马来献。而梁州和喃厮哆朝贡的次数很频繁，有时一年进贡两次，如宋太宗淳化五年，宋真宗咸平六年，大中祥符四年、七年，宋仁宗庆历四年、七年，宋哲宗元祜三年、元符元年。喃厮哆政权在喃厮哕和董毡时期，一直坚持联宋制夏，进贡次数较多，阿里骨柄政时叛宋归夏，自然不来朝贡，只在战败时才来。1104年，喃厮哕政权瓦解，贡赐贸易中断。
贡品数量大，梁州吐蕃向宋进贡的主要是马，有三次多达千匹以上，如宋太宗淳化五年千匹，宋真宗咸平元年两于匹，咸平五年五千匹(以上。哺厮哕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所献物品，宋估其值得钱七百六十万(，大中祥符九年献马五百八十二匹，宋仁宗时，朝廷不让响厮哆的使者运送贡品，而改由秦州派兵输送，曾给永宁寨诏书，“以官屋五十问给喃厮哕收贮财物”，可见贡品数量之巨大。
从贡品的种类来看，吐蕃输入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马，宋回赐的主要是绢、钱、银、茶等，且回赐的物品价值远远大于贡品的价值。如宋太宗至道元年加赐潘罗支，至道二年，宋真宗咸平四年、五年、六年厚赏其马值以上。对哺厮哕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宋哲宗元祜元年、元符元年都有加赐以上。另外，赏赐、俸赐也较丰厚，宋真宗景德二年还赐予潘罗支“不入外夷”弓矢，景德三年，赐其药品。
互市贸易兴起于汉，后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经济交往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并且越到后来，越体现出它的优越性，逐渐取代了贡赐贸易原有的垄断地位。西北吐蓍因其地位和力量相对于宋来说的弱小，决定了宋在贸易中的主动和双方贸易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宋代在沿边吐蕃部设置榷场，熙宁开边之前，榷场主要设在沿边的秦风路一带。潘罗支、嘴厮哆也到此来贸易，未见有北宋朝廷专门设立榷场与潘罗支、确厮哕贸易的记录。开边之后，贸易的中心移往河湟，秦风路一带的贸易依然兴盛。
由于不少商人来往于堡寨之间，宋仁宗天圣时，蕃官尝请求于来远寨甘肃武山县西南三十里)置佛寺以馆往市马人，足见堡寨在交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开边之后，榷场中心移向吐蕃腹地的熙河、青唐。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以官方贸易为主，首先从对贸易的称呼上看，宋以前，边境贸易均称“互市”，到了北宋称“榷场贸易”，“榷”即有专卖之意。且蕃部卖马之后。
也要购买除茶之外的东西，因此买马场、卖茶场也允许蕃汉户和商人携带其它物品入场交易，买马场和卖茶场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综合交易市场。专卖是由国家对某些商品进行垄断性的买卖。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开始了专卖。汉代的专卖商品主要是盐、铁和酒：唐代的专卖商品有盐、酒、茶；宋代，继续实行盐、酒、茶的官榷制度，在边疆贸易中也是如此。专卖分直接专卖(官搬官运)和间接专卖(或称通商)，各随时宣。
北宋实行间接专卖还有一特点，即把专卖和入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只有商人向京师榷货务交纳钱或向西北沿边州军运输粮草等，朝廷发给盐引、茶引等票据才取得了销售权。解盐终北宋一朝，主要在吐蕃人居住的沿边八州军倾销，宋朝廷设制置解盐司专理盐政。宋代继续实行官盐划界销售制度，严禁越区行销。解盐产于陕西解州的解县和安邑两地，青白盐产于西夏境内的乌白两池。与解盐相比，沿边居民尤其是吐蕃部民更喜食青白盐，因其“价贱而味甘”国。解盐在沿边军的销售颇为曲折。
宋太祖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允许商人在沿边贩卖解盐。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宋真宗咸平三年，禁榷。其中宋太宗雍熙三年和淳化四年，曾经有过断时间的通商。宋仁宗天圣九年之后，恢复食盐官卖。宋仁宗庆历二年、八年及后来都一再重申八州军盐禁。宋哲宗元祜元年，依范祥旧法，延、庆、渭、原、环、镇戎军、保安军、德顺军等八州军禁榷客盐，官自鬻盐，岁以万五千五百席。宋哲宗元祜二年，依范祥旧法。宋哲宗绍圣三年，制置解盐司言：“延、庆、渭、原、环州、镇戎、德顺、保安军八处，官自卖盐，以抑外来蕃盐”。
终北宋一朝，解盐实行间接专卖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四十多年，又和入中密不可分。如宋太宗雍熙三年，以塞下入中刍粟方式，开放解盐的局部通商，但不久作罢。宋真宗咸平三年至六年，放解盐于廊、延等二十一州军，许商人入中粮草。宋真宗景德元年至宋仁宗天圣九年，许商人于沿边州军随意入中粮草或入纳现钱，由各州军直接发给提盐的交引，免去原先须入京“翻换”交引的手续。
这一改变使京师榷货务失去收入，故翌年又规定西盐可于陕西沿边入中粮草、现钱外，贩卖南盐的商人仍在京师榷货务入中金银、钱帛，领取交引。每一次开禁，都是处于入中的需要。为了保证解盐的通行，北宋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禁止私贩青盐。禁止私贩，还有困西夏的目的，“盐之不入中土，困贼之良策也”。宋初，李继迁纳款，宋允许西夏青盐八塞：李继迁叛宋后，北宋朝廷禁止青盐入汉地，也不许沿边蕃汉民户商人私贩青盐。
宋太宗淳化四年，宋廷接受转运副使郑文宝的建议，下令陕西诸州军禁戎人贩青自盐，通行解赫，这样，官可以获利，又达到了困西夏的目的。结果诏下行后数月，“盖蕃情民意，惟利是图，或稍失堤防，必共为奸蔽，冒法图利，……却入蕃界，私贩青盐”。私贩猖獗，且引起了西夏为打通青盐销路寇略边郡，内属万千帐叛归西夏，商人获利少，不肯西去，羌戎民间乏盐。宋朝廷命制知诰钱若水驰传视之。后下诏尽复，许青盐入塞，内属戎人渐复归，边境始定焉。
宋真宗咸平三年至六年，因禁青盐通解盐，且解盐价格和青白盐差别不大，“至今，蕃部难卖青盐”。说明这三年盐禁取得了成功。此后，解盐官卖，价格上涨，私贩又开始猖獗，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不仅沿边一带，就是在关中的风翔府及永兴军，盐禁也是具文而已。“法存而实不行，城门之外，公食青盐”。宋真宗景德三年八月十九日，西夏赵德明纳款，请开青盐之禁，引起了宋廷内部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宋真宗下诏，如赵德明纳质，则放行青盐，设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后终未放行青盐。
宋仁宗庆历四年二月庚子，西夏请以每年十万斛青盐入塞，宋廷经过深思，认为入中青盐之议不可许。庆历八年，宋朝廷峻清白盐之禁。皇祜元年十月，重清白盐之禁。至和二年七月丙子，重青白盐之禁。后官盐价高，青白盐价贱，土人及蕃部贩青白盐者益重，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虽屡次降价，不能平其直，朝廷知此蔽，因此下诏蕃部，犯青自盐坐法当死者，自今并配沙门岛，若群党为民害，奏听裁。
对此，龙图阁知学士何中利言，陕西编敕，应蕃界青白盐并犯禁榷罪至死，奏裁边民犯者甚众，圣恩宽恤，减死刺配远军。这是一次清盐对解盐斗争的胜利，一次价值规律对官府垄断的胜利。开边后，青白盐私贩仍很盛行，宋神宗熙宁六年枢密院的报告指出，“陕西沿边不能禁止人私与西界贸易”。到宋神宗年间，陕西公食青盐。八州军以外的其它地区，在拓边过程中，朝廷通过没收、购买的方式取得了蕃部的盐井。
销售官盐，收复的西安州(今宁夏海原)，有处方圆三十里的盐池，盛产颗盐，宋朝廷投入3000余人进行盐业生产，“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熙宁七年六月，王韶指出，“熙河自有盐井，用解盐绝少”。卖酒：酒也是吐蕃人喜好的商品之一，它和盐不同，在于吐蕃人很早就懂得酿酒，一九八五年在湟中县出土的一批宋代的文物中，就有酿酒器。因此，宋朝廷一方面在沿边州军设务造酒，抑制蕃酒，一方面严格限制吐蕃人买扑造酒。
宋初，允许沿边居民造，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六月，泾原路都钤辖曹玮认为，沿边诸塞，以前许令人户买扑造酒，直于塞外边上开沽，恐隐藏奸恶，因此乞行停废。朝廷接受这一建议，停止沿边居民造酒，民户食用酒，须去官府的酒场购买。宋仁宗庆历元年五月十一日，范仲淹请除过秦州之外，在渭、延、庆三州及诸路支米造酒，以供士兵食用及犒赏军队之用。宋英宗治平七年，下令诸郡旧不酿酒者，许以公使钱酿之，率百缗为一石，溢额者论以违治律。
开边之前，六谷族、喃厮哕部未见有和北宋进行酒贸易的记载。开边之后，北宋朝廷在吐蕃地区设置的酒场数目增多，宋神宗熙宁五年王韶上书指出有酒坊三十余处。熙宁六年，从朝廷颁布的诏令中得知，熙州新堡寨合置酒场，欲且听蕃部自募人酿造。熙宁七年，蕃官赵思忠乞管句熙河蕃部，其妻包氏乞在安乡城开酒场，经略司以为不可。熙宁八年，朝廷赐熙河两州地五十顷给赵思忠，内赐其妻包氏及俞龙七各五顷。
宋神宗元丰六年又规定，蓍官诸将合用酒，许于驻州军奇造。让沿边的驻军造酒，士兵食用和犒赏士兵、官员及庆贺等用酒自产自销，以此达到了减少军费开支的目的，又不至于财富外流，且抵制了蕃部酒的进入。不允许蕃民、蕃官、蕃将设场造酒，从根本上杜绝了吐蕃酒在蕃汉地销售。卖茶：茶又和盐、酒不同，在于它对吐蕃部民来说只能从北宋获取。宋太祖乾德五年至宋仁宗嘉祜四年，在西北吐蕃地区行销的主要是东南茶，东南茶尽榷，嘉祜四年，弛禁。
出售方式有两种，一为直接官卖即官鬻，朝廷设专门机构食茶务，直接出卖给人民。另一种为间接专卖，即茶商在京师榷货务或者东南各地向官府交纳现钱、金帛，朝廷发给商人交引，商人持引至茶场取茶，运至西北地区销售。后来边境用兵，军费不足，改让商人入中粮草，给券，以茶偿之。因这一时期虚估的缘故，茶叶价格低廉，茶商获利少，西北地区行销的茶叶数量很少。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风翔、河中府出钱市之，诏可”。天禳三年，三司言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尽管天禧三年，陕西入中刍粮，商人愿请茶者许，但因这一时期茶利薄，茶长途运至西北沿边费用高，因此商人不愿运茶至西北，市场上茶的数量很少。
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但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土人既不知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已，茶商及交引部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尽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朝廷用茶代替钱帛又入中刍粮，原本想以此抑制虚估，但因虚估根深蒂固，非但没有达到抑制的目的，反而引起茶法大坏，边备日蹙。宋仁宗时，入中商人愿得茶者，朝廷给券，于东南受茶。
川茶入陕在神宗时期，宋神宗时讲修马政，河南监牧使吕希道建议：“川茶色帛，蕃部资以为急用，邛蜀茶岁出不胜计，积久贱则弃之，内帑缣帛新压，故不时泄且坏，请以西川上贡银易茶帛，渍损者交绯，缘转致塞下以易马。诏即行之。”从此，买马与售茶联系起来。熙宁七年茶马法颁布，官营茶马贸易蓬勃兴起，迅速取代了绢马、银马贸易，成为北宋后期蕃汉贸易的主体和亮点。专买品主要有马、粮草、土地。马和粮草是军需品，须由朝廷来购买：土地是封建国家赋税的来源地，封建国家朝廷总是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获取土地。
买马：宋初由转运司、后由解盐司同主买马，市马的方式主要有券马、省马、马社、括买，其中券马和省马是北宋向吐蕃部民直接购买，社马为间接购买，即官出一部分资金，借弓箭手之手买马，严禁私人购买。国初市马地点较广泛，沿边诸州军皆设市马点，后大部分废弃。宋太宗雍熙至端拱年间，与北宋市马的吐蕃族有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等；
赵德明据有河南后，只有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苛岚、火山、保安、德顺军；其后，只有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到宋仁宗嘉祜五年，只留秦州一地，“祖宗朝，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九处置场市马。……其后岁月寝久，军皆废，唯秦，处券马尚行”宋初，官府买马主要为券马，即北宋朝廷在沿边设买马场，少数民族驱马至场，总数十、百统为一券，一匹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
蕃民卖马得钱后，从京师或沿边，沿途榷场购买蕃部所需品返回蕃部再出售，形成边民卖马一送京师得钱一返回时购物一于蕃部出售汉地商品这样一种贸易形式。没有西凉六谷和喃厮哕与北宋进行券马贸易的记录。宋仁宗嘉祜五年，群臣力主扩大买马场，以秦州收市戎马，给直并路费，一马计钱数万，因请于原、渭、德顺军置场收市，用解盐交引博马，券马仍保留，以怀来远人。
嘉祜六年，薛向再次提出扩大市马点，认为原、渭、德顺军、水洛城及秦州外寨，系蕃部马的来源地，望于此地置场买马。嘉祜七年，朝廷采纳薛奎的建议，在秦州古渭寨，永宁寨，并原、渭、德顺军置场买马。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直。银以两万两千并绸绢并充边库钱，余缺万缗，以解盐盐钞并杂支钱给之。宋英宗治平元年，薛向以秦山外蕃部至原、渭、德顺军充豪商钱，至秦州所偿止得六百，亏蕃部马价，请于三州军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
蜀商以所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从此，着民和蜀商以盐引为中介展开了广泛的贸易。治平之后，蜀货源源不断地流入蕃部境内，国马纷纷入汉，治平四年，因成都府路岁输绸绢三万匹给陕西监牧司，自是蕃部马至者众，官军仰给焉。宋神宗熙宁七年二月己卯，朝廷下诏，熙河路经略司相度买马停止折熙钞，其马价止以茶、银、物帛计折赏之，由此，官营茶马贸易渐成定制。
社马为官府间接买马，即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之外，社众复裒金益之。宋仁宗庆历六年，朝廷助陕西就粮士兵购买社马。宋英宗治平元年，诏河东、陕西、广锐、蕃落缺马，复置社买，一马官给钱三十千，后又增至三等三十五，四等二十八千。宋仁宗嘉祜五年，宋祁任群牧使，上书，“及罢陕西、河东马禁，许民间与蕃落自相货买，及许天下民养马”。宋神宗熙宁时又禁止。
边将市马也是在国马危机时才崭时开禁，宋真宗咸平四年，“仍许着汉兵获得马畜赀财，悉令自取，明行晓论”。宋仁宗至和二年，边州巡检兵校，听自市马，官赏其直，开边将市马之禁。宋仁宗时，镇戎军、原、渭州蔫落指挥，近升为禁军，其依广锐、劲勇军例，官给钱市马。宋仁宗康定二年七月，允许厢军自市马。宋神宗熙宁二年又禁止，元丰时委诸将自市。
买土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也作为商品出现在蕃汉贸易中。北宋的西北边区，也包括西南的川蜀地区，蕃民与汉民交错分布，蕃汉关系中的矛盾，往往突出地表现为人们对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为避免相互纷争，宋朝经常派遣官员，严格勘查，划定蕃汉民族的地域界限，严禁土地买卖成为一贯奉行的政策。开边之前，着汉间私下买卖土地的现象很普遍，尚没有出现官府购买土地。
宋真宗时期，曹玮知秦州，在处理民间因土地买卖而导致的纠纷时说：“州民多讼田者，及追取契要，皆云亡失，若召集邻保，颇为繁扰，盖买地之初，未尝税契改户，以是牒诉繁，委臣即移告属县，无契者，限两月诣官首露输税印券，凡得新户一千六百二，税钱四千二百三十贯，诉讼顿息，诸路亦多此类，望偏行条约。从之。”这是一条朝廷禁止土地买卖中不换契纳税的诏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沿边土地买卖数量巨大，参与人数之多，买卖之普遍。
宋仁宗时，在“必缘典卖相混争，致开边隙，故立法禁止”的思想指导下规定：“汉户百姓及弓箭手，不得衷私典买、租赁、合种著部土地，任令蔷部取便养种，如有违法，元典买、租赁、合种百姓、弓箭手并科违制之罪，仍刺配向南远恶州军牢城。”同时，也限制汉户“不得以田产与蕃部交易”。宋仁宗时，范仲淹上书“…少田处，许蔫部进纳荒田，以迁资酬奖，或量给与价值。”这是官府买田的滥觞。
官府正式买蕃人土地始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在王安石“蕃部贱土贵货，汉人得与蕃部交易，即汉得土，蕃部得货，两各得其所欲，而嗣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自然易以调驭”。的思想号召下，土地买卖的禁令被废除，宋神宗下诏在西北、西南地区土地许买卖“陕西沿边蓍部地，许典卖、租赁。”。诏三司出触绢二十万付王韶，买熙河路蕃部余田。边区土地买卖禁令废除后，朝廷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即蕃人卖掉土地后的不稳定性和宋无地可买。王安石主张用高价买，便可解决这两个问题。
熙宁八年，权发遣环庆路经略使范纯仁上书认为，通过体访，环庆诸州城寨熟户，昨因灾伤，多以田土典卖蕃部，虑渐典卖与汉人，恐熟户卖尽田土后无顾恋之心，以至逃背做过，缓急难于点集，乞自今陕西沿边熟户蕃部地，只许典与蕃部，立契勿得过三年。诏地连夏国界者，用陕西一路敕，余用编敕。自此，蕃汉间的土地买卖又被禁止，只许蕃部之间互相典卖。
后原州知州种古又奏，熟户蕃部典卖地与汉户会生边患，应以旧条禁止，朝廷下诏，陕西一路，旧敕详定，不许汉户典买、租赁、合种蕃部土地，违者徒二年，内人材少壮者配本州蕃落，余配近里军上本城。熙宁八年后官府购买蓍部田土已停止，但民间虽严刑峻法也不止。宋哲宗元祜五年，泾原路经略司言请自元裙三年五月以后根括违法典买蕃部土地人与免罪，许纳两顷五十亩出刺弓箭手一人，买马一匹，止及两顷者备弓箭手一人，五十亩以上者令合刺，应役以下者纳租税，其根括者听诣经略司自陈乞等施行，违法许以告。
宋徽宗时，北宋与西北吐蕃的土地贸易复又开禁。大观元年正月十九日，熙河兰湟路都转运使洪中孚奏，蕃地许官以茶采博买，募人种佃，且买地之茶己准备好，建议没有被朝廷批准，宋廷认为以茶易土，会毁坏了茶法，且影响了马政，因此依旧用采、银等购买蕃田。但据《宋史》兵志载：“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美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田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战，以固边圉。”
由此看来，尽管朝廷不允许以茶易土，但到收复了湟鄯之后，茶最终还是参与了与土地的交换。土地买卖呈单向性，即只允许汉人典买着人的土地，不允许蕃人购买汉人土地，也不允许熟户将田土卖给生户，“蕃官质买汉户地，常约束之”；宋神宗熙宁七年下诏：“应熟夷税户无卖田宅与生夷，并依沿边户典卖田土与蕃部法。”籴买粮草：官府出钱，向民众购买粮食，称之为“和籴”，购买草称“和买”，北宋和籴与和买已没有严格的区别，称“籴买”。
和买、和籴早已出现，唐代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更有了新的发展，籴买和入中联系起来。商人插手和籴，始于中唐后，商人贱价向农民收购粟麦，然后高价卖给官府，从中获利，这种买卖，对商人叫入中，对官府叫籴买，籴买和入中联系起来，从此，商人干预籴买合法化。北宋在西北沿边的籴买中，商人更普遍地参与，其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现钱给之．博籴以它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回，在西北沿边的贸易中，这三种籴买之法皆有之。入中的主要是土人，即当地的吐蕃部民，“但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
宋初至宋神宗熙宁八年，粮草由转运司籴买：熙宁八年至宋哲宗元祜元年，由经制司籴买；元祜元年后又由转运司籴买。宋初用物货直接购买粮草，“国初辇运香药、茶、帛、犀、象、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率不下二百四十万贯”。后来让商人入中，用盐、茶、盐引、茶引、盐钞、券等票据支付入中商人粮价。
宋太宗雍熙三年，让商人入中粮草，给其盐引，开放解盐的局部通商。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放解盐于廊、延等二十一州军，许商人入中粮草。景德元年，许商人于沿边州军随意入中粮草或入纳现钱，由各州军直接发给提盐的交引。宋仁宗天圣以来，通商州军并边秦、延、环、庆、渭、原州、保安、镇戎、德顺军又募人入中刍粟，以盐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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