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下,土地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因为土地是粮食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决定了一支军队能否获得足够的粮草。“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也是影响到了各个朝代的稳定发展。如果在某个朝代的统治下,社会层面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那么这个社会就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到农业生产中,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就会越迅速。因此,中国的各个朝代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方针,采取了多种把劳力投入土地耕种的手段,限制了土地的兼并。但到了宋朝,统治者们对土地的管理就截然不同了。
宋朝同其他朝代反其道而行之,没有任何关于土地兼并的限制。最让人惊异的是,宋朝这样“放养”土地,它的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达到了鼎盛时期,还在历史上延续三百多年,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宋朝放弃对土地兼并的控制,其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在宋朝以前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很多变化,但由于唐朝中期的社会动荡,均田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关田地的法律无人遵从,就算是统治者颁布新的法令,也很难去控制,土地制度难以恢复如初。
到了唐代后期,官府的政令基本无效,土地交易盛行,许多原本属于国有的田产、无主田产,都被地主们收购,变成了私有土地。宋朝在这个时候接管了整个国家,却无法将地主们私有的土地变为国有的土地。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好顺其自然,实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制兼并的方针,允许土地自由交易。当然,宋朝的这种做法并非对封建地主的妥协,它只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种灵活的政策。
宋朝统治者敢开放土地买卖,是因为宋朝的农产品制造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比土地耕种低。大规模的耕地需要用到很多农具,而且,这种简易的工具完全可以在家里用手工做出来。这无形中为下层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不再局限于种地,使土地私有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无形中减弱,同时,也促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农村的发展。
历朝历代都采取了遏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只不过是为了保持国家高水平的农业税收;而宋国并不关心他的赋税降低,而是想要寻找新的赋税渠道,所以,宋朝决定大力发展商业,并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国家带来了新的收入。中国古代有一种“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古人认为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工作中处于最底层。历代的帝王们都在打压商人,例如,汉朝禁止做生意的人身着丝绸,唐朝禁止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无论这些措施是否得到落实,都表明了封建王朝对商人的一种歧视和压制。
而宋朝则率先解除了对商人阶层的压制,甚至在朝廷任职的官吏也能经商。那时若为官者,家中若无店铺,就会连一个家庭都支撑不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腐败,这也让社会上对商人的偏见越来越小。不仅如此,宋朝的统治者也在积极地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商人们把大批茶叶和瓷器销往国外,将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推向顶峰,与欧洲后来开通新航线比较,这个时期的宋朝在海上称王称霸,中国的商业船只遍布东太平洋和印度洋,这要比欧洲早了三个多世纪。
此外,宋朝坊市的划分与时间的界限也逐步地被打破,集市向住宅区延伸,商业经济向坊区渗透,这不但使百姓生活更加便利,而且也促进了宋朝的商业和经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集市的营业时间也越来越长,从早上到下午,到晚上,宋朝都城开封成了“不夜城”。到了北宋中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四川地区出现了。纸币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宋朝的商品流通,推动了宋朝的商贸活动,日本学者对此作出了极高的评论:“宋朝是中国近代的前夕。”
总之,宋朝尽管不采取措施去遏制土地兼并,这对朝廷的农业税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使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通过商业经营与发展来提高了朝廷的税收,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重视商业发展的封建王朝。
宋朝虽然放开了卖地,但并未放弃改善农民不能耕种的窘境。由于长期的战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在宋朝开国之初,土地荒芜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在都城的周围,也有许多农田被废弃。为开拓荒地,提高粮食生产,宋太祖还专门颁布了一道旨意,鼓励全国的农民去耕作:“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利民政策减免赋税、佃租,如果是由官员牵头,开垦荒地,甚至可以提升官职。
开荒指令一经发出,全国上下的农民士气高涨,荒田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同时,统治者还对农业实行“回乡”、“返农”的政策,对回乡垦荒的人给予一定的激励和支持。此外,宋朝还实行“官田招佃”的征租制度,使一部分农民能靠交租金来种地。宋朝在土地的售卖和购买方面也并非没有限制,土地所有者和买主必须符合朝廷规定的条款,才有资格自由进行土地的买卖。如果想要进行土地交易,卖家就得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和私有权。只有如此方可使用该土地的使用权、占用权、处分权以及出售权。
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就没有买卖的权利,甚至是亲戚也不行。而宋朝的土地交易则有三类:绝卖、活卖和典卖。所谓绝卖,就是指土地的所有权被出售之后,再也无法收回。而活卖,则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赎回。当然,这两种方式的售价也不一样,绝卖属于高价出售,活卖价格就会比绝卖便宜一点。
不过,活卖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如果卖地的人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内把土地赎回来,那么这片土地将永远属于买主,活卖就成了绝卖,这等于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所谓典当,就是卖方将自己的房产以抵押的方式出售,交换金钱,如果想要赎回土地的话,只需要支付本金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利息。而典买的人可以通过使用土地的占有权获取收益。
以上提到的所有土地买卖方式均不得进行私人买卖,如果想要对土地进行买卖或者典当,买卖双方就得去官府走上一条完整的法律程序,要递交请愿书才能得到官方的批准文书。若未获官府许可,这笔土地买卖就是不合法的。除了得到官府许可,土地买卖也有优先次序,首先是亲戚,然后再是邻居,最后才是一些陌生人。
如若是典当,亲戚和邻居还享有优先赎回权。如果想要将土地卖给别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亲戚和邻居在契约上注明,放弃优先购买的权利。并且,这份土地的买卖合同也有着“模板”的严格限制,这份合同必须包括所有合法的条款,包括所有参与方的签名,如果有一方不符合要求,那么这份合同就不能生效。而且,契约的纸张也有严格的要求,需要使用官府统一印制的纸张,其他的纸张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从制定政策、鼓励农业,到严格把控土地的买卖,宋朝对土地的经营与管理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和维护。虽然宋朝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和收购,但却没有造成不良的结果,相反,它让宋朝走上了合法的土地交易之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宋朝能够延续三百多年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宋朝对土地兼并的纵容,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宋朝将农户分成主户和客户,主户主要是指有土地的农民,要交税给朝廷;客户是指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租种他人的土地来获得经济来源,不用向朝廷交税,却要支付很高的土地租金。根据以往资料的数据统计,宋朝土地高度集中,占总户数中人数不到10%的地主,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而30%至40%的农民则没有土地。
允许土地兼并导致土地的频繁换手,辛弃疾还在《最高楼》中写到:“千年田换八百主。”农民失去土地后生活极其贫苦,苏洵把它叫做“日剥月割”而“流亡无告”。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苏洵甚至还提出了一些偏激的意见:“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除了拉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土地兼并还带来了大地主的逃税问题。地主经常以隐瞒田产、伪造户籍资料等方式逃避税收。
贫富悬殊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宋各派起义的口号几乎都是以消除贫富差距为口号。宋初,成都的王小波、李顺等人因“疾贫富不均”而起义;宋江是山东的一个小官,他在北宋末期,提出了“劫富济贫”的“替天行道”的主张。江浙地区的雇工方腊,主张平等、无分高下。在南宋初期,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幺等人,曾说:“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并以此为起义口号。毫无疑问,上述起义口号都是针对贫富差距巨大的事实而提出的。北宋和南宋,若不是被少数民族政权消灭得太早,否则也会被这股大起义的浪潮淹没。
宋朝与西夏、金等少数民族长期对峙,辽有三百万人口,西夏最多时有二百四十万,金朝有四百万,宋朝则有五千万,最多的时候有八千万,无论经济实力还是财政收入,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但宋朝却是屡战屡败,只能用“钱换太平”,签订一个个屈辱的条约。
宋军的战斗力被怀疑,这支人数在八十万到一千二百多万之间的正规军,无论规模还是装备都是历史上较为先进的,却屡吃败仗。这问题主要出在宋朝的军队制度中。在宋朝之前的各朝各代实行的都是役兵制,当兵是百姓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男性服役时除了日常需要和战功奖励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奖励。到了宋朝,统治者实行所谓的募兵制,国家自己出钱招兵买马,这就造成了一笔巨大的开支。按照宋神宗时期陈襄的上书来看,光是禁卫军就有七十万人。每年“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都说宋朝有钱,但实际上他们的钱,大多都用在了军事上。
统治者实行所谓的募兵制,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的根基已经改变。唐代府兵制度并非孤立地存在,它是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相结合的,朝廷通过干涉土地资源来达到对人的控制,从而为兵役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朝对土地兼并的纵容,在客观上也是对人控制的纵容。归根结底,农民是兵役制度最基本的基础,任由土地的兼并导致宋朝农民阶级的持续衰退,对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让他们去服役既不现实,也不符合道德。
募兵制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享乐怯懦、畏惧战争等。甚至有人费尽心机的利用法律的漏洞为自己谋取利益。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大地投入的募兵制,最后却只能被冠以“冗费”“冗兵”之名,而宋朝军队制度的失败,则是对放任土地兼并的一种失败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经济发展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各个王朝的统治者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遏制土地兼并。然而,宋朝对此却置若罔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使得宋朝有了“弱宋”的称号。但是,宋朝却抓住了工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助推宋朝走向繁荣。
参考文献:
《宋会要辑稿》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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