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法国贵族在17世纪上半叶发出的声音中，除抱怨与抗议之外，也有更多强调自身价值观念的成分，而这些成分，我们可以从“族谱热'的现象中一探究竟。
根据已有的研究，在10世纪以前法国的族谱还比较少，但是到了11和12世纪时，一些宗谱学家们就开始构建谱系。
因此在11-12世纪时许多法国贵族家族开始编制自己的族谱。一直到16世纪，法国出现的族谱或者家族史相对较少,但在17世纪，这些族谱和家族史的数量急剧上升。
杰伊·史密斯将17世纪的前30年与16世纪最后30年相比较发现，谱牒数量增加了三倍，这一阶段的讲牒数量增长显;得突飞猛进。
如果扩展比较的年份，并加上那些不知道确切写作日期的作品，就会发现在16世纪出现了99部正式的谱牒，而17世纪产生了633部，可以说是爆炸式地增多。
而且，法国人对编撰谱牒的兴趣并没有在17世纪以后消失，它一直延续到18世纪。
据统计，如果加上那些未准确注明日期的著作，在1700年和1789年之间总共出现了473部族谱。
谱牒编撰的热潮，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出现，一直延续到18世纪，直到现在法国仍然存在族谱查询的服务。
显然，在17世纪，更多的法国贵族家庭正在书写他们的历史，或者请人编撰。
个人族谱和家族史，记载了某一个贵族家庭祖先世系，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更重要的是他们家族的光荣记录。
在一份关于安托万●德●查班尼斯的生平史中，作者杜普莱斯写道:“查班尼斯一直是非常正直和勇敢的人，这一点，他们可以一直夸耀到现在。
善良的天主教徒，忠诚的国王仆...都充满了美德，国王们给予他们所拥有的最好、最高的职位。”
在最后一页,作者杜普莱斯快速回顾了查班尼斯的家族史，并以仍在世的后代结束。即便是一些个人传记，也往往附有其所在家族的谱系表。
克劳德●马林格在164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兰卓夫元帅的详细传记，尽管他把精力集中在记述兰卓夫的个人生活上,但他在书中附上了兰卓夫家族的谱系表，借此指出他的血统中对“勇敢”的承装。
除此之外，一些部门如巴黎高等法院甚至编纂了以法院院长等官员群体为核心的谱牒。
大量个人族谱、家族史和部门谱牒的编撰和公开出版，共同构成了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谱牒热潮。
不少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这一阶段的谱牒出版热。公开家族史是当时贵族的共同愿望，甚至如一位历史学家所称，从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贵族们转向“讲系意识”。
一些历史学家关注到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法国出现的谱牒热潮，井尝试给出一些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在财政检查中，贵族家庭需要出示一定的证据证实自己的贵族身份以确认免税资格，因此17世纪贵族对谱系的兴趣，部分的可以由财政调查角度来解释。
有的学者则认为，在宗教战争的动荡过程中,旧贵族早已失去了作为王国唯一捍卫者的地位，并面临着即将衰落的命运，他们诉诸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来支撑他们日渐衰弱的社会和政治财富。
例如，沙尔克认为，宗教战争的混乱严重损害了佩剑贵族的声誉和社会地位，贵族为了“血统”所保障的安全，慢慢地接受了一种“不那么危险”的贵族观念一即抛弃作为贵族象征的美德，留下干脆倚靠出身的贵族地位”。
致力于贵族心态研究的德纳耶认为，16世纪贵族日益关注系谱与家族地位，他将1560年后的贵族行为视为一种自我保护。
科琳●伯克塞指出，“对于感到委屈的贵族，写作成为抗议的武器。
他们从世俗的生活、宫廷和皇室的恩怨中退隐，写作是绘制一幅更加光荣的画像的机会，以便抹去所遭受的诽谤，并给后代留下一幅清晰的画面”。
尽管诸多学者从16-17世纪的政治环境、经济政策等领域对谱牒编撰、出版热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出身、血统与优良的品质相互捆绑在一起，优良的美德则是贵族为君主服务的必备素质，这种贵族观念乃是促使他们在17世纪初大力编撰谱牒的一个普遍性的和基本的动因。
据研究，至少在12世纪时，当时人就已经在强调出身、血统与自身高贵之间的关系，“祖先的高贵实际上存在于他们的后代身上，这是对后代的一种道德要求，要求他们表现得像祖先一样，并且不辜负祖先的道德要求。”
在12世纪之后的法国贵族眼中，出身血统依然意味着优良品质的遗传。
在此观念之下，专门记述家庭祖先世系、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的谱牒，显然是用来强调自身出身、血统的最好载体，毕竟强调光荣悠久的家族历史就是在强调个体的美德。
马蒂尼翁伯爵曾担任波尔多市长、法国元帅，也是思想家蒙田的好友。
马蒂尼翁的传记作者在其作品中展示了马蒂尼翁祖先的美德:
“祖先们许多虔诚和勇敢的例子，证明他们对君主毋庸置疑的忠诚，如此勤劳地为国王服务，如此多的死亡，如此勇敢抛洒的热....家族中的这些，强烈地推动他追随祖先辉煌的荣耀。”
叙述祖先的虔诚、勤劳与勇敢，是为了证明马蒂尼翁的祖先从来都具备优良的品质，间接证明马蒂尼翁本人也继承了祖先的美德，也就是传记作者所说的“他追溯祖先辉煌的荣耀”。
后来，马蒂尼翁成功了，国王亨利三世授予他法国元帅的荣誉头衔，这证明“他的忠诚和勇敢受到了各种考验，他的血统被认为是法国最纯洁、最英勇的之一”。
除了讲述祖先故事也证明自身外，谱牒本身也是一种用来激励后辈、让他们渴望具备祖先美德的工具。
在1645年的一份家族史中，作者朱尔斯希夫莱特回顾了贵族对家谱的使用。
他指出，以前人们的习惯是记录家族历史上一两个人的光辉历史，这段历史可以作为后人的榜样;
但现在(按，17世纪)，家族史编撰变得越来越细致，并且投入出版，他说:“人们写出的作品不仅与一个贵族有关，而是通常所有细节都被写下来，以给后世以激励。”
在贵族看米，有着家族史所记录的祖先故事的示范之下，无论智力多么普通的贵族子弟都得可以从祖先那里获得美德，家族史在这一过程中就发挥着一种教育的功用。
在一些人眼中，祖先的光辉言行乃是一种示范力量，“在这里，所有优秀的血脉都将传及子孙。”
在父母和牧师的认真指导下，将家庭传统灌输给年轻的贵族，从而造就美德，用弗朗索瓦●拉卢埃特的话说就是:
“有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从父亲流向儿子，并成为血统之中的习惯,从而使其子孙比他人更加耀眼。”
因此，从记述内容上看，谱牒主要展示着各个家族在家世上的延续，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彰显在家世延续的同时也不断被继承的美德。
要言之，谱牒乃是证明血统延续性和美德延续性的载体，家族承认井利用它的教育价值，也用祖先的历史来向社会读者展示他们在血统和美德上的优越性。
随着新鲜血液不断地进入贵族阶层，旧贵族自身也开始日益关注血统的重要性，强调贵族是基于出身、基于自古以来的基因遗传，将高贵的家世作为显赫地位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乔纳森●德瓦尔德所说的，随着近代早期历史的演进，贵族在重要问题上的种姓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了。
“法国学者也认为，即中世纪以后贵族开始注重出身的高贵，并通过服饰、生活坏境和农民和市民区别开来;
贵族注重保持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不仅用先人的丰功伟绩和碧血丹心来强调地位的合理性。
17世纪初的谱牒出版热潮，正反映出此时贵族群体仍然看重自身美德在为君主服务中的重要性,这是他们对自身价值观念进行强调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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