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妓”是过去对于歌唱家的一种传统的称呼，在古代歌妓是集“歌、舞、乐”几种技能于一身的人物，她们从事词的演唱技艺，主要是将歌舞乐艺术表演出来，供大家欣赏。
“歌妓”一词是很晚才出现的，但如果单论这种“谋生手段或职业”的群体，可追溯到先秦的女乐。
《管子·轻重甲》中记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操晨乐，闻于三衢”。
《管子·轻重甲》是此前发现有关“女乐”最早的记载，夏桀时期女乐有三万之众，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在路上都能听到。据此，大家常认为女乐的起源应该是在夏末。
但前期的人们对“女乐”不满足于其单纯的表演功能，还把它当作一种必不可少的世俗娱乐方式。因此“女乐”除声色事人外，有的时候还被用作政治砝码，来离间他国君臣关系等，使得执政者迷恋女色而荒废朝政。
到了汉代“歌妓”发风评更不好了，她们与先秦时期不再只服务于皇帝与诸侯之间，而是扩大到贵族、官宦之家等，而且当时的歌妓与汉武帝设立营妓地位不差上下。除“营妓”外，汉代后宫掖庭，也拥有诸多女乐艺人。
据《汉书》载：“案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义。”
汉代女乐具有了一定的模式体系，其服务的对象等也比先秦女乐更为广泛，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歌舞乐事活动的“歌妓”在古代的地位普遍比较低下，不过汉代女乐的地位相较先秦女乐相对来说还被重视一些。汉代女乐艺人还有因服务对象的宠溺而改变身份的，譬如卫子夫，汉武帝的第二个皇后。卫子夫原本便是歌妓出身，在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府中伺候，后来被汉武帝看重而备受宠幸，这才有机会登上后位。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歌妓发展承上启下的时期，它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两汉的女乐传统，也为宋朝歌妓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先秦两汉对比，魏晋两朝时期的歌妓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相同即是服务的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型歌妓户和家妓。
同时，贵胄豪门蓄养家妓成盛行之风，他们会以在家养这些家妓的数量来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因此当时的家妓数量也远超其他时期。歌妓算是当时中国古代妇女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因此，那些讨论过歌妓史的人会喜欢把这个时期称为“家妓的时代”。
而到了唐代歌妓制度发展逐渐稳定完善，开始进行有效的管理制度化，教坊就是管理歌妓与乐工的正规音乐机构。教坊中的歌妓称为教坊妓，“教坊妓”又有“内人”、“宫人”、“弹家”的分别。唐承隋制，初唐时期宫中便设置了教坊。
宋代的歌妓制度便是延续唐朝的制度，从妓籍来看，歌妓的类别同样是官妓、家妓、私妓。
北宋官妓与唐代一样，仍然属于教坊管理，直到南宋废除教坊后，在临安城中，歌妓的主要活动场所便只能是“瓦舍”“勾栏”。
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便有相关记载，其中讲到城内外的勾栏瓦舍很多，或属修内司，或隶殿前司。从隶属关系来看，勾栏并不是专门供歌妓从事歌舞乐事使用，间接表示南宋歌妓或没有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了，只能使用勾栏、歌馆酒楼等场所进行表演。除教坊制度不同外，个别称谓也不相同，唐代妓之头角者为“都知”，管理歌妓。宋代官妓的魁首称之为“行首”。
在管理上也是有区别的，唐代对于游妓的管理是没有禁令的，所以官员和歌妓交往的时候，是允许歌妓有侍寝服务的。宋代则不然，对其管理较为严格。但很多为了生计即便官府有禁令但还是难以彻底禁止。
宋词在当时如此繁华的关键之处便是当时与歌相结合。而这些词作也显现出了文人与歌妓交往的密切与广泛，如果缺少了这些交往，文人便失去了创作的依托。尤其是随着二者之间的交往与文风的普及，最后歌妓也加入了词的创作之中。
文人为歌妓做词的前提也是需要歌妓向文人乞词，一般这种创作应歌的主要场地是舞席中的“酒会”。在宴席中，歌妓们会通过表演吟唱来劝酒助兴，而那些文人士大夫便会在推杯换盏间听曲，作词应歌尽显宴饮之欢。像聂冠卿的《多丽》和晏殊的《更漏子》等词中都描绘了自然风景与歌妓的表演吟唱活动，除此之外还讲了欢腾的场面与依依不舍的惜别情。
再比如张先的《行香子》和柳永的《抛球乐》等。大多数的应歌词不仅注重其中某部分的内容进行撰写，也比较注重描绘歌妓体态身姿与表演吟唱技艺。
而歌妓所作之词更多的是表达对爱情的向往。
如南宋的名妓乐婉词作《卜算子·答施》：“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乐婉当时与施酒监二人情深义重，但因在京任职期满的施酒监，要被调到其他地方但没有办法为乐婉赎身。当时变作了首词给乐婉，乐婉看了之后心如刀割，写下《卜算子·答施》这首答词，表达与施酒监至死不渝的感情，向恋人告别，通过词来抒发自身情感。这种是表达歌妓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的情感。
还有的词是展现了歌妓对命运的悲叹，
如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在官吏面前表达了她的感受。严蕊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时，不由自主地考虑特定的情况或对象，采取了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来引起同情。但她并没有委曲求全，而是有礼有节，婉转而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暗示出了文人虽然尚处于备受冷落的阶段，但她仍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可以说这是一位地位低微但十分尊重自己人格的风尘女子的一番委婉而又“铮铮铁骨”的自许。
宋词传播的方式很简单，无非是口头传唱与书面传播。虽然宋代当时已经出现造纸术，但纸张的使用并没有普及，价格方面便比较贵，书本也非常珍贵，而且当时百姓接受教育的很少，因此，书面传播无法大面积实行还价格昂贵。一般都会是以歌妓为主的口头传唱为主要传播方式。歌妓通过自己空灵的嗓音，再配上独创的曼妙舞姿，既能取悦人耳也可以悦目，所以歌妓对宋词的传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宋代是词的兴盛时期，这与那个时期文娱的活动的兴盛密切相关。
《东京梦华录》载：“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这是宋代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文人更是对茶馆、酒楼流连忘返。这也就促成了歌妓和文人的交往以及对宋词的传播。
宋代商业贸易繁荣，经济发达，城市化快速发展，随着人口的集中，各阶层文化消费需求增加。文人根据音乐的节奏填入字句，在酒宴歌席上交给歌妓表演和歌唱，从而达到了消遣娱乐客人的目的。
词可以说是宋代的流行音乐，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娱乐工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宋词的大众化传播趋势是宋词文化效用超越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宋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特点，同时还受到政治、宗教、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从词体本身来看，其风格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与个性化倾向。
宋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要充分阐释宋词的特点，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流行燕乐、社会风尚、歌妓制度文人雅士文人素质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时代特色文化因素，也会影响词社交方式产生、消费、流播、积累和传承。这些因素与词体形成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词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它特有的文化属性。
而宋代很多文人很多是朝廷官员，他们接触相识歌妓的机会甚多，如官府举办的宴会上，而且这在当时官妓劝酒助兴迎来送往已然成为一种风气。
歌妓因为特殊的职业，所以他们能结交到社会各基层人士，她们不仅活跃在市井，同样在文人喜欢出入的场合也有她们的存在，以便能有与文人墨客更过的密切接触。宋代有固定的歌妓活动场所，文人和歌妓交往的基本方式，那就是部分文人出入歌妓的固定活动场所，而且部分文人都是到相应的场所去与歌妓交往。
最为民众喜爱追捧的词当属柳永词作，在当时广泛流传。柳永当时主要生活在东京和江南，这两地为后续柳永和歌妓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柳永自觉不得志，经常在这种场合出没，“由是不得志，日与猥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当然除柳永外，也有许多文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和歌妓交往的。
而歌妓为了提高身价处于功利目的也会去创作一些词，但这种相对与其他作品来讲便缺少真感情了，因此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歌妓会与词人联系，获得新词，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自己心中的地位。所以当时歌妓乞词与文人赠妓词现象广泛存在。
结语：
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是光彩夺目，入律便可成歌。直到如今我们仍然会感受到它们“强烈”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和深深的情感。而身为宋词传播中不可缺少的角色“歌妓”她们通过自身的“声、色、才、艺”以及“娱人”的特点，上至王松贵族，下到士庶商人这些都是歌妓常常交往的客人，都为宋词的传播做了很多的贡献。
总的来讲，歌妓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在文人与送众之间起到了很好的关联作用。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管子[M].
唐圭璋.全宋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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