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海疆的开拓及其经营特色探论
刘俊珂
双轨制是辽政权在不同民族和地区所进行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实践，基于海上“备宋”和东部海疆安全的战略需要，这一实践同样在其海疆经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建设沿海军事设施、组建海军、移民沿海地区和加强沿海军政一体化进程等举措,使辽朝的南部海疆防线得以巩固，而在北部海疆，辽则以军城、戍兵、皇帝巡狩等方式加以统辖和管理。整体上看，辽代对海疆的经略基本实现了南抑北宋、东拒高丽和北慑女真的目的。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对辽沿海区域的民族融合、文化互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刘俊珂，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2929号，邮编650504。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北方民族政权,极盛时期的疆域不仅拥有广袤的山川、草原和沃野，同样也拥有从鄂霍次克海到今天津一线的辽阔海疆，海疆是其疆域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契丹人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以弓马骑射的优势战胜了诸多对手，成为同时期疆域最为广大的政权，所以其陆地疆域的经营谋划之策自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海疆方面的经略成就却被忽视了。从历史上看，“威信万里”的辽朝政权对于海疆的开拓和经营不仅倾注了相当程度的力量，而且也取得了诸多的成就。目前仅见的学术成果多围绕辽朝社会体制的演变及其二元化特征、政治中心格局的变化和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对于以其海疆为着力点的研究尚不多见。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如何构建起拥有辽阔海疆的两栖式国家、在绵长的海疆地区如何进行经营和管理、在与北宋政权长期对峙状态下海疆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即为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辽朝海疆的形成是在契丹人的东扩和南下拓疆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辽之祖先本为以契丹人为主的“东胡”族系的一支，散居于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6世纪中后期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其所控辖的疆域开始不断扩大，在拓疆过程中辽朝的海疆得以逐渐形成。辽朝海疆的形成具有非常明显的渐进性和阶段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东部开疆为辽海疆形成的第一阶段。耶律阿保机称帝前拓疆的目标主要是契丹周边的众多部族政权，以实现其父祖制定的“广土众民之志”。契丹早期的疆域“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此时契丹的疆域大致在以辽河流域上游一带为中心的草原地区。唐末以降中原地区的纷攘和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为契丹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耶律阿保机不但在契丹政局中取得了更大的政治优势，而且开始率军征讨周边部族。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因功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次年以兵40万伐河东代北，连下9郡。在攻伐女直和河东等军后被拜为于越、总知军国事。唐天祐三年（906），阿保机开始了向东北开拓之旅，“遣偏师讨奚、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十二月，痕德可汗殂，阿保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将遥辇氏家族世选特权转移到耶律家族手中，群臣拥立阿保机为可汗，次年上尊号“天皇帝”。随着权力的不断巩固和“诸弟之乱”的平定，后梁贞明二年（916），阿保机称帝建元。耶律阿保机稳定了内部统治以后并没有立即向东方扩大版图，而是选择了南下进取中原，这与阿保机长期构建的具有汉化色彩的政治架构以及入主中原的夙愿有极大关系。但神册和天赞年间两度南下的失利，特别是定州之役败北的现实使阿保机开始调整战略决策，决定采取先北后南之策。所谓的“先北”即为天赞三年（924）六月乙酉诏书中所说的平定漠北各部与渤海政权“两事”。在完成了对吐浑、项、阻卜等部的征服后，阿保机于次年十二月再次下诏：“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遂将兵锋指向东部的渤海国。所谓“世仇”是指渤海王大諲譔在天赞三年（924）五月出兵杀辽州刺史张茂实并掠夺人口一事。当然更重要的是阿保机为确保南下战略的推进，“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此外，渤海曾以“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而契丹人也对东邻渤海常有吞并之志。故阿保机的东征既是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契丹为实施南下战略而进行的重要准备步骤，但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开启了契丹人开拓东部海疆的新纪元。渤海国晚期，王室及其贵族上层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王公大臣如将军、工部卿、礼部卿等相继叛渤海王而去。阿保机正是借“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显元年（926）春正月，契丹军拨扶余城，诛其守将。皇太子、大元帅尧骨、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围忽汗城。渤海国王大諲譔缟索牵羊，率僚属300余人出降。至此享国200余年，“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的渤海被契丹灭亡。契丹人首次将疆域东拓至沿海地区，即日本海北部西海岸和鄂霍次克海之滨，辽朝成为一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拥有陆海疆域的政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东征渤海为契丹成为陆海型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继任者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契丹的海疆拓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天显二年（927）十一月，耶律德光在太后述律平的支持下登上皇位，即辽太宗。耶律德光在辽太祖天赞（922—926）初年已被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统契丹六军，在随其父破于厥里诸部、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的重大战役中屡立战功，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史称“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辽太宗即位后继承了辽太祖时期的扩张政策，但这一时期的拓疆行动主要是南进，直指辽太祖时期梦昧以求的中原地区。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后唐，在后唐军兵围太原的紧急情况下，石敬瑭向契丹求救并承诺“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在契丹的援助下，石敬瑭灭后唐之后在汴梁建立了后晋政权，而契丹则获得了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的土地，又称“山前代北十六州”。会同元年（938），后晋遣赵莹奉贺表及十六州图籍献契丹，标志着燕云十六州正式纳入辽朝疆域之内。辽太宗的南征和燕云地区的割占不仅是疆域的南下拓展，而且其沿海疆域也相应地推进到今海河入海口一线。这一时期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据相关研究，辽朝极盛时的疆域东部到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渤海，北部达今外兴安岭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及其支流安加拉河流域和勒拿河上游地区，西抵阿尔泰山以西的沙漠地区，南部接近河北和山西两省的中部一带，其所辖面积是同时期北宋版图面积的两倍。所以，此时辽朝的海疆已经包括了古乌第河海口北之地沿海南下直抵渤海一线的广大地区，经过辽太祖与辽太宗两朝南下开拓之后基本上奠定了契丹政权的海疆格局。北宋建立后与辽展开了长期的军事斗争，直到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签订，双方关系方进入一个长期相对和平的状态，河北白沟河成为两国的边疆分界线。从地理方位来看，从渤海北部海域和黄海海域北上一直到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部，大致可将辽朝的海疆分为南部、东部和北部等三个部分。此后辽朝的海疆也基本稳定下来，其间沿海地区的疆界虽有所变动但变化幅度均较小。海疆的巩固和管理离不开相应体制的构建。北宋与辽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以后，辽朝疆域的发展也相应地进入到日益巩固时期。同样，作为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朝对海疆的经营和谋划逐渐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辽朝广袤的版图内生活着社会发展水平各异的众多民族，即使在沿海地区仍然表现出这样的地域特色。因此，辽朝在海疆的镇戍和管辖方面也有其独特的经营风格。从地理特征来看，辽朝的海疆大致分为南部、东部和北部海疆三大部分。辽朝在绵延万里的沿海地带，并没有采取整齐划一式的经营举措，而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行有区域化特色的施治策略。从鸭绿江沿海岸南下到黄河北流入海口一线是辽南部海疆，也是辽整个海疆重点经营的地区，后晋、北宋政权、朝鲜王氏高丽均是辽南部海疆防卫的重要对象。南部海疆的开拓与形成是随着辽太宗时期南部疆域的南扩而逐渐形成的，特别是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使辽的海疆扩大到今天津一带。从战略地位和社会发展程度来看，幽燕之地的获得对于辽政权的整体战略部署至关重要。“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二百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巨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蓟内控中原，外跨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云：形势甲天下，依山带海，有金汤之固。”这也是辽占据此地后在与北宋的对峙中始终处于战略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由于濒临海洋的幽州是辽南部疆域的门户，故辽南部海疆在辽政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辽太宗接受后晋所献疆域图籍后立即升幽州为南京，“用唐制，复设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在地方上仍沿袭中原政权的州县之制。正是由于辽在南部海疆的经营和谋划，不仅使辽南部边疆得到巩固，而且出现了“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的盛况。辽朝的东部海疆主要指女真部以南至今朝鲜兴南市的沿海地区，从地理范围上看主要是原渤海的沿海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后，辽版图东扩到日本海南部的西岸一带。由于渤海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文物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契丹，所以辽太祖对早已“习识古今制度”的渤海旧地，并未将契丹之制直接移植过来，而是采取了一种过渡性的举措，“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初建时期的东丹国国王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突欲镇东丹国时乃渤海国亦有宫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画龙像，建元甘露，称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内相已下百官，皆其国自除授，岁贡契丹国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马一千匹”。所以东丹国并不是契丹政权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建制，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和独立性较强的“藩国”。在南部疆域相对稳定和皇权得到不断巩固的背景下，辽太宗时期开始着手解决东部疆域问题。天显三年（928）十二月，辽太宗乘东丹国王耶律倍赴京奔丧之际，“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升东平郡为南京”。迁东丹国之民远徙辽阳的根本目的在于辽朝深恐渤海“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天显五年（930），东丹王突欲“自以失职，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天显六年（931）夏四月，辽“置中台省于南京”，兼设左右两相，东丹国的高级人事任免权开始由辽朝掌控，而事实上东丹国已逐步演化为辽政权统辖下的一级正式建制。这标志着辽朝廷对渤海旧地改造的彻底完成。与南部海疆的经营相较，由于渤海国的地缘特点、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契丹政权高层的纷争等因素的影响，辽政权据有渤海旧地后实行了较为独特的统辖方式，即设立了东丹国。可以说东丹国的建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是契丹政权经营东部海疆的初步实践。随着辽朝对地方控制力的不断增强，“独立”化的东丹国不可能长期存在，东丹王的南逃只是辽朝将东丹国撤消并重新设立行政建制的一个及时借口，但这一事件恰恰为辽将东丹之地纳入国家控制之下提供了契机。渤海遗民的迁徙和行政建制的重新规划很快将这一地区纳入辽朝正式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可以说，辽朝对东部海疆的经营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特点，是在一步步强化中完成了对东部海疆的经营和谋划，当然这一变化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北部海疆主要指与原渤海政权相接的女真各部生活的地域。从辽行政区划来看，大致指东京道东部向北至今俄罗斯境内的乌古第河入海口以南的沿海地区。由于女真各部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所以终辽一代对其地的统辖也别具特色。辽太祖征服渤海国后，东北沿海地区的女真诸部相继归附契丹。“阿保机恐女真为患，诱豪左数千家，迁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隶。”这部分“著籍”的女真被称之为“熟女真”，或“系辽籍女真”，分布在辽河以东、辽东半岛南端北至开原以东地区，有曷苏馆女真、鸭绿江女真、南女真和北女真等部。契丹在此分别设立了南女直国大王府、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鸭渌江女直大王府、北女直国大王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大王府长官由女真各部首领任职。与此同时，辽朝另设由契丹或渤海人担任长官进行管理女真事务的详稳司等行政机构，军事机构有北女直兵马司、南女直汤河司、东北路女直兵马司等。辽对“熟女真”的属国属部管理体制相当严密，这些机构大多隶属辽朝州县管理，有进贡和缴纳赋税等严格的制度设计。“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至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契丹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合苏隶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咸州在今辽宁开原市一带，自此至西流松花江所居住的女真介于“熟女真”和“生女真”之间，著辽籍，有黄龙府女真、顺化女真、铁骊女真、达卢古部女真、回跋女真等部。与对“熟女真”的管理相比，辽朝对此部分女真人的管理相对较为宽松。在这些地区仍设置了大王府这样的管理机构，对归服辽朝的部族首领分别赐于王、太师、太保、详稳、惕隐等各种官号以示政治上的恩宠。“辽制，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如辽景宗保宁九年（977）五月己丑，“女直二十一人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以次授之”。圣宗统和八年（990）五月，封女直宰相阿海为顺化王。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七月,“以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加太师”，而女真各部有向辽朝廷朝纳贡的义务，双方主要以朝贡的方式表示政治上的臣服的关系。圣宗以后的辽朝女真属国、属部一年至少于正旦贡纳一次。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岸的沿海地区分布着众多女真部族：“自东江之北，宁江之东，地方千余里，户十余万，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则谓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这部分女真未著辽籍，故被称为“生女真”。辽圣宗时期完颜部逐渐发展起来，“辽以惕隐官之”。生女真之东北是五国部,辽道宗咸雍时期（1065—1074），自完颜乌古乃被辽朝廷任命为部族节度使始，生女真诸部开始逐渐纳入辽朝的统治之下。此后，乌林答等部皆相继来附，辽朝在生女真地区的辖区进一步扩大。当然，辽朝对生女真诸部的统治比其他南部女真各部更为松散，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羁縻的政治统辖方式。“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但这种羁縻性统治仍有一定的原则性，生女真诸部节度使的袭任仍需由辽朝的任命才具有合法性，只不过节度使在管辖区内有着较多的自主权和统治的灵活性。生女真诸部要定期向辽朝皇帝进贡马匹和土产等方物。咸雍五年（1069），“萧陶隗为马群太保，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宜括实数以为定籍。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据学者统计，《辽史》记载女真仅向辽朝朝贡就有11次，《金史》记载完颜部朝贡13次，其他生女真部朝贡5次，总计31次。与此同时，辽朝仍设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兵马详稳司、东北路都统军司等军政机构对生女真诸部进行管理。高丽人徐熙曾说：“自契丹东京至我安北府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光宗取之，筑嘉州松城等城。”由此说明生女真诸部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辽朝的行政机构之外，而是隶属于辽朝的地方军政机构之下，上述军政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对女真及室韦诸部形成军事上的威慑和监督作用。综上，辽朝对女真诸部的统辖带有明显的“分治”特点，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歧异也为辽朝廷在女真诸部的“立部分治”举措提供了可能。从辽朝对女真诸部的统治实践来看，南部女真诸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所以辽代初年即被纳入州县管理体制之中，其他女真诸部大多被施以羁縻性质的统辖方式。但辽朝对东北沿海女真诸部的羁縻统治有其特殊性，表现为并不仅仅满足于政治上笼络和虚誉，而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统治方略。当某一部条件成熟后就会被纳入辽朝的正式行政体制当中。对于实施羁縻统治的诸部，并不完全依赖于部族首领，而是另置军政机构对其监督和军事震慑，以达到控驭这些地区的目的。当然由于辽朝对女真诸部特别是生女真采取了较为野蛮的掠夺和压迫政策，也导致了女真人对辽朝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自辽太祖始历经数世的经营，辽朝已经成为当时亚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其极盛时“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负陆面海的地缘环境使辽朝不仅要加强陆地边疆的安全，同时也要打造维护海疆安全的防控体系。从地理特征来看，渤海和黄海北部为辽朝的南方海疆防线，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岸则是其北部海洋防线。与陆地防线的重要性相较，虽然海疆在辽朝整体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弱，但是由于北宋、高丽以及东北沿海地区女真诸部不稳定因素的存在，辽朝不得不加强对海疆的镇戍，以确保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边疆的安全。
（一）构筑军政相维的沿海防御体系
“因俗而治”是辽朝统辖边疆的基本国策，并由此而形成的“南北面官制”确立了辽朝整体的国家政治架构和施治导向“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同样，“分治”的管辖理念也体现在辽朝的海疆防御体系之中。整体来看，辽朝海疆防御体系架构中军政合一的特点较为明显，具体说来主要有高级军政机构和沿海州、县、属国、头下军州、城、堡等组成。自南而北辽朝的海疆分别隶属于南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三个高级军政机构管辖，这些机构的官员均由辽朝直接任命，特别是东京道，“辽东重地，非勋戚不能镇抚”。如辽皇族耶律元宁“因授奉国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辰州诸军事、行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国。盖朝廷以居辰之民于海之滨，非得任于良牧，讵分忧于圣君。公乃奉诏而行，致理在下，未一年而俗变，越再考而改成。虽时喧襦袴之诗，□县民瘼，而国重军旅之事，须命将才，遂移权东京统军兵马都监”。
“太平十年（1030），（萧琳）可（任）临海军节度使，锦、严、来等州观察处置使，使持节锦州诸军事、行锦州刺史。出为将也，挥戈必静于边氓。”另外，“自上京至南京总要之地，各置提辖司。”辽朝在沿海地区分设南女直汤和司及东京统军司、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东北路女直兵马司等军事机构，其下由节度使、节镇、都指挥使、副指挥使、防御使、刺史和县令等不同层次的管理体系。
与此同时，根据各沿海地区军事战略价值的差异，辽朝的军事部署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肇国辽东”的辽朝而言，东京道在其国家战略中尤为重要。从地理位置来看，东京道地当要冲，所以辽朝于此设立了以东京统军司为主的诸多军事机构。东京统军司主要负责对高丽和女真的防务，从驻军情况即可一览两地的轻重分量：黄龙府正兵5000，咸州正兵1000。东京沿女直界至鸭渌江正兵1400。神虎军城正兵10 000。辽东境戍兵用来防范女真的兵力只有黄龙府和咸州两处6000人，而在高丽一线的兵力达14 000人，说明辽朝始终把高丽作为其最主要的防范对手，而对于女真诸部则更多是起军事上的监视和威慑作用。另外，辽朝还组建了一定规模的海军。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命天德军节度使耶律都心轸造战舰，成楼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马，规制坚壮”。辽咸雍三年（1067），“东界兵马使奏判官任希悦、录事郑申、将军巨兴等乘战舰巡行椒岛，遇贼船十艘，与战，败之，获七艘，俘斩甚众”。综上可见，在辽朝的海疆防御体系中军事和行政系统兼顾的建设旨向较为明显。
（二）加强海防工事建设
军事力量的存在是构建边防体系的基础和保障，而军事设施的完善和加强同样也是边疆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辽朝不仅在沿海地区部署了数额不等的军队，还在被视为沿海重地的地区构筑了较为完善的海防工事。
第一，修筑镇东海口长城。与中原政权的长期军事对峙和双方“共海”的地理现实，使辽除了在陆地疆域加强防守外也开始关注海疆的防御。后梁开平二年（908），辽太祖“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镇东海口亦称镇东关或哈斯罕关，是一段在辽代修建的长约6公里左右的沿海军事设施。关于该关的具体位置学界尚存在争议。冯永谦认为该长城因位于辽朝东方，故名镇东海口长城，即今大连市金州区南关岭长城。另据田广林考证，此关当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南起盐岛村……长城选址在连接黄海水域的大连湾与渤海水域的金州湾之间的狭窄地段，大体呈南北走向，南控黄海，北锁渤海”。关上有宽近6米的关门和烽火台以作海上预警之用。处于金州地峡的镇东海口长城是辽朝南部海疆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有效地阻断了女真人与宋朝实现军事联络的可能，进一步加强了辽朝在辽南地区的统辖能力。金人王寂在其《鸭江行步志》中曾对此关的形势有着较为形象的描绘称，“南去百里有山曰铁山，常屯甲士七千以防海路”。
当然，作为沿海边墙，镇东海口长城除了军事上的意义之外，该驻防还承担着海外贸易、与中原王朝互通使节和交聘等诸多职能。镇东海口长城地处辽东半岛南端，扼渤海与黄海交通必经之地，以此为基地可以南拒来自宋朝的海上威胁，东控朝鲜半岛和北抑女真势力的南下，而且也是辽朝南下的重要海上基地和水上交通枢纽。所以，作为辽朝的东南海上防御门户，镇东海口长城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战略价值均不容低估。
第二，构建沿海寨栅和军城。有辽一代，宋、高丽与生活在辽南的女真人始终是辽朝海疆防御的重点对象，因此渤海与黄海北部海区是辽朝的海防前线。终宋一代，除了在陆疆备辽外，由海上备辽甚至袭辽的努力并未停止。庆历二年（1042），“郡守郭志高奏置刀鱼巡简水兵三百戍沙门岛，备御契丹”。同时在庙岛群岛中的部分岛屿上筑有铜炮台和烽火台，以加强刀鱼寨和庙岛群岛诸港口的联络。即使到了北宋末期的政和七年（1117），北宋朝廷“诏登州守臣王师中募人，同高药师等赍市马诏泛海以往探问久之”。可见，尽管宋朝失去了抵御北方草原民族南下的陆上军事要地——燕云地区，但也从未放弃从海道实现其北进的战略意图。基于此，辽朝对北宋的海上戒备并未放松。辽圣宗统和四年（986）三月，圣宗“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统和十二年（994）“女直国以宋人由海道赂本国及说兀惹叛，遣使来告”。
值得关注的是，宋初女真人结好北宋政权，故而常以朝贡之名经海上进行双边贸易。北宋淳化二年（991），契丹为阻绝女真与宋朝的联系，“去海岸四百里下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贡路”。同时又在鸭绿江口“建威寇、振化、来远三城,屯戍卒”。后在此增设多座沿海城堡，与威寇等其他三城一并形成了防控女真人联络宋朝的海上路线，同时也使辽东部的海疆防线进一步巩固。
另外，高丽与辽的关系比较复杂，虽然经过从统和十年（992）到开泰八年（1019）四次征伐高丽的战争，最终高丽国王询“表请称藩纳贡”,但辽朝并未完全征服高丽。其间，高丽“于鸭绿江东筑城，与来远城相望，跨江为桥，潜兵以固新城”。开泰三年（1014）五月，辽圣宗命“造浮桥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这些军事设施在辽与高丽结束战争后仍然存在并成为牵制对方的主要凭借。
第三，徙民至沿海地区。移民实边是历代统治者经营边疆的主要措施之一。辽据有沿海地区之后已充分认识到海疆对政权稳固的重要作用，从辽太祖时期已经开始了对沿海地区人口的整合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基本贯穿了整个辽代。
神册四年（919），辽太祖迁徙汉民和渤海民于东平郡。东平郡即辽太祖时期重修的辽阳故城。辽太宗继位后，跟随辽太祖伐渤海的耶律觌烈对于此次徙民之举有着更明晰的解释，即防“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辽太祖时期所迁徙的渤海遗民主要安置在上京道临潢府附近和东京辽阳府以及中京道的部分州县，而真正大规模的迁徙渤海遗民到辽南地区是在辽太宗时期。为了杜绝“遗种浸以蕃息”的隐患，辽太宗时期共迁徙了原渤海69个府州县的渤海遗民到辽的东京道并重置1府32州23县。通过这次迁徙基本上将原渤海居民整体性地迁移到了辽朝东京道所设置的州县。辽圣宗时期“徙辽东豪右以实中京，因家于大定”。据王承礼研究，有辽一代“迁居辽东、辽西、昭乌达盟一带的渤海人，总计约有94 000余户，如果一户以五口计算，则有47万余人”。
渤海人的大量迁入为辽朝沿海地区的斡鲁朵和头下军州等地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加之辽朝统治者实行了利用渤海上层人才以及轻徭薄赋等诸多举措，昔日地广人稀的沿海地区逐渐变成了人口众多和经济繁荣的先进区域。“虽累兵兴，未尝用乏。”此外，冶炼、纺织、造船等行业都成为渤海人移居辽东后主要的手工业经济部门。同时，原渤海国的文物制度也随着人口的移迁而影响到契丹风俗，诸如服饰、建筑、饮食、礼乐、婚姻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乾亨五年（983）圣宗东巡时“东京留守具仪卫迎车驾，故渤海仪卫也”。因此可以说，辽代渤海人的南迁不仅是一次规模庞大的移民运动，而且也是一次民族文化上的浸润和融合过程。这次移民运动对于辽朝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水平的促进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辽代涉及沿海地区的移民还有针对女真人的迁徙。辽太祖攻灭渤海国后，为防止女真人“为患”，遂“诱豪左数千家,迁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隶”。这部分早期南迁的女真人编入辽州县并承担一定的的赋税，“耕凿与渤海人同，无出租赋”。辽兴宗时置金州和复州分别安置从原渤海国南部“苏州人”以及从扶余城南迁的“扶州人”。显然，辽代徙女真人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切断了女真诸部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了“分而治之”的根本目的。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辽代移民到沿海地区的若干举措已经突破了移民本身的涵义，其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意义更为深远。通过长期的徙民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移民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地区的民族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虽然这一过程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仍不容低估，尤其对于辽代海疆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辽代的海疆是通过数代君主在东扩南拓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北方民族政权，辽朝对海疆的经营和谋划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民族特色。双轨化的治理体制是辽政权在不同民族和地区所进行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实践，同样这一实践在其海疆的镇戍和管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辽朝疆域内既有被征服的燕云地区，也有拥有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渤海国，同时还有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女真诸部。当辽将海疆拓展至渤海和黄海北部一线时，北宋、高丽甚至还有女真人对辽南部海疆的安全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所以终辽一代，南部海疆是其构筑防御体系的核心地区所在，建设沿海军事设施、组建海军、移民沿海地区和加强沿海军政一体化进程等举措使辽朝的南部海疆防线得以巩固。在北部海疆，辽则以军城、戍兵、皇帝巡狩等方式加以统辖和管理。整体上看，辽代对海疆的经略基本达到了南抑北宋、东拒高丽和北慑女真的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在军事和行政体制建设之外，辽代徙民至沿海地区之策虽然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和强制色彩，甚至对征服地区多有暴虐的掠夺行径，但其在客观上对辽沿海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互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影响极为深远。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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