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占鹊巢：奚人集团与契丹建国——兼论辽政权对皇族祖先身份的重塑
吴翔宇
奚人集团在契丹建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深刻影响了契丹族群的演变。建立遥辇氏八部联盟的涅里出自可突于奚人集团，名号“遥辇”体现着统治集团的奚人身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作为涅里子孙，同样是奚人后裔。辽政权在建立后对契丹族源传说进行了改造，将皇族祖先塑造为契丹始祖，并抹除了奚人祖先的痕迹，从而消除了皇族在契丹族群中的外来者、后来者身份。
作者吴翔宇，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学界早已注意到契丹是一个屡经混合的族群。近年来，杨军、苗润博从不同角度指出，阿保机祖先晚至唐开元、天宝之际才加入契丹族群，进一步揭示了辽朝皇族在契丹族群中的外来者、后来者身份。阿保机代遥辇氏而立国，其政权与遥辇之间存在延续性。关于遥辇氏的族属，周建奇认为阻午可汗之名“组里”与《辽史·耶律曷鲁传》中奚长之名“术里”似为同音异译；乌拉熙春则认为“组里”与《辽史·营卫志》中的东遥里十帐部主的名字“哲里”音近，并将“遥辇”与奚遥里部联系在一起；杨军也指出遥辇氏在金代被视为奚人。上述研究虽未言及遥辇氏的族属，但已观察到遥辇与奚之间似有关联。事实上，辽朝皇族同样呈现出奚人后裔的特征，可与学界关于遥辇氏源自奚的推测形成互证。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遥辇汗族及辽朝皇族的族属，分析奚人集团在契丹建国中的作用，并探讨辽朝建立后对皇族族属身份的重塑。
《金史·兵志》记载“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将“遥辇昭古牙”称为奚人，将“昭古牙九猛安之兵”称为奚兵。昭古牙九猛安，即辽朝的遥辇九帐。此记载传达出一个反常识的信息——遥辇九帐成员为奚人。《金史·兵志》内容多源自实录、《国史》等金代文献，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金人的看法。该志还提到，遥辇九猛安组建后“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遥辇九猛安组建于金太宗时期，当时的“上京”实际为辽上京临潢府。而《金史·食货志》记载，金世宗曾言：“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金代并无作为独立建制的“奚人六猛安”，从临潢、泰州等地点看，世宗所言“奚人六猛安”，即遥辇九猛安的一部分。可见，金世宗也将遥辇猛安称作奚人猛安。然而，据此尚不能断言遥辇氏为奚人。判断遥辇氏之族属，关键在于明确昭古牙身份。
昭古牙在《金史》中被记载为“遥辇昭古牙”。“遥辇”本是家族名号，在辽代逐渐姓氏化。昭古牙以遥辇为姓，应出身遥辇可汗家族，这一身份在其职任中也能得到印证。《金史·挞懒传》记载：“挞懒请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上以夺邻有功，使领四猛安，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帅，命挞懒择人授之。”遥辇九帐被编为九猛安后，“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按金朝兵制，亲管猛安为一猛安之统领。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意即降金后职务未变，说明此前为辽朝某一遥辇帐的首领。《辽史·百官志》记载，“太祖受位于遥辇，以九帐居皇族一帐之上，设常衮司以奉之，有司不与焉。”阿保机即位后，置遥辇九帐于皇族之上，在“有司不与”的管理模式下，遥辇帐属官应由遥辇氏成员出任。因此从“姓名”和职任上看，昭古牙应出身遥辇氏。金人称其为奚人，意味着将遥辇汗族视为奚人。
相较于金人的看法，遥辇氏的自我认同才是判断族属的直接依据。已有学者指出，“遥辇”在汉文史籍中亦作“遥里”。“遥辇”在契丹小字墓志中有三种形式
苗润博提出“遥里”与“饶乐”唐音可勘同，继而指出契丹遥辇时代应始于可突于开元年间率部侵夺饶乐水流域的奚饶乐都督府旧土，并推测“为标识在饶乐水重新组建的部落联盟，当时的契丹集团遂以此大河为名代指汗族，至辽朝建立后方才逐渐衍化为所谓的'遥辇氏’”。此推论揭示了遥辇与奚的关联，但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契丹侵夺奚故土后，为何将奚都督府的名号“饶乐”作为统治家族名号。其次“遥里”与“饶乐”的勘同完全基于读音的近似，缺乏旁证。其实抛开“饶乐”，“遥里”本身就与奚有密切关系，在遥辇时期及辽代一直作为奚部落名称存在。《辽史·营卫志》“奚王府六部五帐分”条记载：
其先曰时瑟，事东遥里十帐部主哲里。后逐哲里，自立为奚王。……遥辇鲜质可汗讨之，俘其拒敌者七百户，摭其降者。以时瑟邻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余悉留焉。奚势由是衰矣。初为五部：曰遥里，曰伯德，曰奥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尽降之，号五部奚。
东遥里十帐部为辽代五部奚的前身，是一个由十部组成的奚部落联盟。乌拉熙春最早将此记载与遥辇联系起来，提出“哲里”与遥辇阻午可汗之名“组里”音近，二者应为同一人。循此思路，阻午可汗应是一位出自东遥里十帐部的奚人首领。尽管“哲里”即阻午可汗只是一种猜想，但作为同名且有交集的两个部落组织，东遥里十帐部与遥辇氏八部联盟可能存在某种渊源，这在契丹的青牛白马族源传说中有所呈现。
青牛白马传说的形成时间早于辽朝建国，遥辇时期便已流行于契丹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契丹国志》提到“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辽史·地理志》也记载“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显然，此传说中的契丹男性始祖，是自马盂山附近的土河源头顺流而下的。然而已有学者指出，土河流域并非契丹传统居地,而是奚人居地。在青牛白马传说盛行的辽代，马盂山及土河上游属中京道，为奚五部所在地。辽代奚五部亦称奚王府五帐，即东遥里十帐部被遥辇鲜质可汗“俘部曲之半”后留居原地的残部。辽圣宗统和二十年（1002），“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后圣宗于此建中京。从奚五部的位置来看，东遥里十帐部正位于土河上游一带。在这一背景下回顾青牛白马传说，自土河上游顺流而下的白马神人实际是由奚境而来，且有可能象征着一支来自东遥里十帐部的奚人势力；自平地松林浮潢河而下的青牛天女，则象征着一支居于潢河流域的族群。两位祖先神中，来自奚境的白马神人作为男性形象出现，意味着奚人势力在融合后的契丹族群中应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或许才是奚部落名称“遥里”成为契丹八部联盟统治家族名号的原因。
奚人势力在契丹族群中的主导地位，在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王易《燕北录》记载：
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其形木雕彩装，常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礼时，于庙内取来作仪注，第三日送归本庙。
柴册仪所祭神祇中有赤娘子，在传说中为契丹女性始祖，阴山七骑则为男性始祖。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与青牛白马传说的情节相似，皆体现了契丹族源的二元性。其中，作为男性和主导者形象出现的阴山七骑无疑地位更高，应象征着统治集团所出之族群。阴山七骑仅见于《燕北录》所录之“俗传”，所幸辽人胡瓌有《阴山七骑图》，此画后来流入宋境，在宋人中广泛流传。借助宋人咏画诗，可对阴山七骑的形象有更深入的了解。梅尧臣曾作《观史氏画马图》，其中提到“往闻胡瓌能画马，阴山七骑皆戎奚”，称阴山七骑为奚人。宋人孔武仲《刘器之阴山七骑图》对画作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北风飕飕边云黄，飞沙曀日天惨苍。
驾鹅鸣哀雁不翔，七骑正出阴山傍。
……
马蹄涩缩弓不张，但见旗斾随飞扬。
凤瓶倒酒进奚王，仰天意气骄雪霜。
诗中提到“凤瓶倒酒进奚王”，透露《阴山七骑图》中有一奚王形象。前引梅诗“凤瓶掣酒鞍挂获”，应是对同一场景的描述。两诗合观，《阴山七骑图》中的阴山七骑实为奚人。胡瓌为范阳人，大致生活于唐末五代。范阳后晋时归入辽，因此胡瓌也被记作“山后契丹人”。唐末五代时期，土河上游为奚王牙帐所在地。胡瓌所居的幽州地区，在当时紧邻奚境。因此胡瓌不仅有条件了解契丹的族源传说，而且能对奚人形象比较熟悉。借助胡瓌画作，可以认识到，在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中作为契丹男性始祖的阴山七骑，其实是奚人。
对比青牛白马传说与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不难发现二者高度相似。两传说情节相仿，其中的女性祖先皆泛潢河而下。因此有学者认为赤娘子即青牛仙女，或将二者视为同一传说的不同版本。然而一个难以弥合的矛盾在于，两传说中的契丹男性始祖人数不同。但应注意到，《燕北录》其实仅提到赤娘子“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并未体现出，与赤娘子结合而生八子的是阴山七骑。孔武仲《刘器之阴山七骑图》则提到“凤瓶倒酒进奚王”，暗示阴山七骑中有一个奚王形象。综合以上信息，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的全貌很可能是：阴山七骑于潢水畔得到赤娘子，其中的奚王与赤娘子结合，繁衍出契丹族类。按此理解，阴山七骑赤娘子与青牛白马两传说便不再矛盾。自马盂山沿土河而下的白马神人，原型应正是奚王。这也能够解释，作为契丹男性始祖的白马神人，为何会自土河上游的奚境而来。如果说青牛白马传说只是暗示遥辇时期流行的契丹族源传说中，契丹男性始祖来自奚境，那么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则更明确地透露出一支奚人势力加入了潢河流域的契丹部族，并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记载的缺失，尚不清楚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形成的具体时间，但赤娘子为柴册仪所祭的祖先神之一，而柴册仪又由建立遥辇氏八部联盟的阻午可汗所创设，因此这一传说在遥辇之初应已形成；阴山七骑与赤娘子的结合，当是对遥辇氏八部联盟创建历史的曲折呈现，进一步揭示了遥辇氏与奚的密切关系。
遥辇氏八部联盟的建立与可突于之乱有密切关系，由于身为契丹松漠都督府衙官，可突于容易被下意识地视作契丹人。但现有史料并未明确记载可突于的族属，反而部分记载透露，可突于可能并非契丹人。
《刘元尚墓志》（754）记载，“奚首领屈突于，侵扰候亭，扰乱军旅”。“屈突于”即可突于，在墓志中被记作“奚首领”。那么此处是否为“契丹首领”之误？开元二十二年（734），张守珪策动契丹内乱，杀可突于。事后张九龄作《贺诛奚贼可突干状》，称可突于作“奚贼”。此状与《刘元尚墓志》创作时间相距20年，作者、文体均不相同，却皆将可突于与奚联系在一起。墓志是一种相对私密的个人表述，并非严格的官方文书，或许存在误记的情况。但《贺诛奚贼可突干状》属正式公文，作者长期处理东北边事，对“两蕃”情形颇为熟稔，混淆二者的可能性不大。其实奚与契丹共出一源，在唐代居地相近、言语相通，契丹松漠都督府中应存在部分奚人。可突于所立的都督屈列，在《张守珪墓志》（740）中便被称作“奚王屈烈”。达奚珣曾任张守珪幕僚，自称“公之徽猷，实所详悉”，同样不太可能混淆“两蕃”。《张守珪墓志》将可突于党羽屈列记载为奚王，也体现了可突于与奚的密切关联。由此看来，唐人称可突于为“奚首领”“奚贼”应非误记，而是对可突于族属的反映。
可突于的奚人身份在《辽史》中亦有呈现。辽太祖阿保机为“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耶律弥里人”。天赞元年（922），阿保机析迭剌部为五院部、六院部，霞濑益石烈属六院部。《辽史·营卫志》记载“天赞元年，以强大难制，析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可见“五石烈”即五院部，“六爪”即六院部。关于“五石烈”“六爪”，《辽史·国语解》记载：
五石烈：即五院。非是分院为五，以五石烈为一院也。
六爪：爪，百数也。辽有六百家奚，后为六院，义与五院同。
六爪前身为六百家奚。隶属六院部的霞濑益石烈源自六百家奚，意味着辽太祖阿保机也是奚人后裔。阿保机可能并不避讳此身份，《辽史·耶律曷鲁传》记载：
太祖为迭剌部夷离堇，讨奚部……攻莫能下，命曷鲁持一笴往谕之。既入，为所执。乃说奚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輘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
“我祖奚首”多被视为奇首可汗，依据在于“奚首”“奇首”音近。奇首可汗在辽、宋文献中亦作“佶首”“吉首”。“奇首”“佶首”“奚首”向来被视为同音异译。但从中古音看，“奇首”“佶首”“吉首”音近，“奚首”与三者差异较大。从事迹看，按《耶律羽之墓志》“其先宗分佶首，沠出石槐，历汉魏隋唐已来，世为君长”的记载，佶首（奇首）是与檀石槐大致同期的东汉人物。但从《曷鲁传》中阿保机“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的记载看，奚首距阿保机时代不远。无论从读音还是事迹上，奚首都不应是奇首可汗。对“奚首”，或应从字面含义理解。毕德广指出，奚首名中有一“奚”字，且在曷鲁说辞中作为奚、契丹的共祖出现，据此推测奚与契丹源自同一族群。应注意到，曷鲁劝降时先模糊契丹与奚的边界，接下来才提出“汉人杀我祖奚首”，以此唤起奚人同仇敌忾之心。从前后语境看，奚首当与奚人有密切关系。结合字面含义，“奚首”当作“奚人之首”解。阿保机、曷鲁认奚首为祖先，意味着辽皇族承认奚人后裔的身份，这与六院部源自六百家奚形成互证，进一步明确了辽朝皇族的奚人身份。
至于奚首的具体身份，陈述提出“奚首谓太祖先世而为汉人所杀者，疑是可突于”。从字面含义看，“奚首”与《刘元尚墓志》中的“奚首领”以及张九龄奏状中的“奚贼”内涵一致。可突于死于唐人之手，距阿保机年代不远，又被唐人视为“奚首领”“奚贼”，这些特征与《曷鲁传》中“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术里感其言，乃降”等记载契合。由此来看，陈述的推测当无误，奚首正是曾统领契丹、奚反唐，最终死于唐人之手的可突于。
《辽史·太祖纪》论赞所载辽皇族祖先谱系为奇首……涅里—毗牒—颏领—耨里思—萨剌德—匀德实—撒剌的—阿保机，其中并无可突于的位置。抛开传说人物奇首可汗，辽人以涅里为现实中的皇族始祖，而涅里与可突于有密切关系。可突于与涅里出自两套记载体系，前者出自中原史书，后者出自辽人记载。据《旧唐书·契丹传》，李过折杀可突于后受封松漠都督，上任当年“为可突于余党泥礼所杀”。“泥礼”与《辽史》中的阿保机始祖“涅里”音近，故元人推测二者为一人。近年曾成发现，《麻令升墓志》和《刘思贤墓志》皆提到，唐军平可突于之乱时曾大破契丹“三部落”，创造性地将这一信息与《辽史·兵卫志》中“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的记载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支持了“泥礼”即“涅里”的推测。由此看来，作为阿保机祖先的涅里，实为可突于之余党。
受限于史料，无法确定涅里与可突于有无血缘关系。但从现有记载看，涅里并非可突于一党的核心成员。据《旧唐书·契丹传》，可突于被杀当夜，“过折夜勒兵斩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通鉴》记载“过折夜勒兵斩屈烈及可突干，尽诛其党”。可突于集团的核心人员，应在过折起兵当夜便被全歼。后来李过折被唐封为北平郡王，受封制书中有“积年逋诛，一朝荡涤”之语，也说明可突于重要党羽已被诛杀殆尽。涅里得以幸免，说明他并非可突于集团的核心成员，与可突于应无血缘关系。
除可突于本人外，可突于集团最核心的成员是屈列。开元十八年（730），可突于杀松漠都督邵固，立屈列代之。屈列身世不明。《旧唐书·契丹传》逐一记载了屈列之前的历任松漠都督的身世。他们无一例外，皆为窟哥后嗣。《旧传》唯独不提屈列身世，说明他不属窟哥家族。另外从两唐书的记载看，出身窟哥家族的部落联盟首领皆受封松漠都督。即使是可突于擅立的郁于、邵固，也得此封号。屈列则不同，唐敕书称之为“契丹王据埒”，《旧唐书》《册府元龟》《通鉴》等史籍也只是称其为“契丹王”，从未称其松漠都督。此表明屈列成为契丹八部首领后，未能得到唐朝的册封。这一境遇与郁于、邵固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说明屈列应非窟哥后嗣。
开元二十二年（734），屈列、可突于死于张守珪策动的契丹内乱。《张守珪墓志》（740）记载“帐下之士，斩之以降。并奚王屈烈、蕃酋怒厥娘等同日枭首”，称屈列为奚王。学界多视“奚王”为“契丹王”之误。但误记之说并无依据，结合前引《刘元尚墓志》《贺诛奚贼可突干状》分别称可突于为“奚首领”“奚贼”的案例，《张守珪墓志》称屈列为“奚王”应非舛误，而是屈列奚人族属的体现。另外《张守珪墓志》记载，与可突于、屈列一同被杀的还有“蕃酋怒厥娘”。此人作为代表人物被记入墓志，说明是可突于一党的核心成员。唐代奚有怒皆部，《旧唐书·王忠嗣传》记载，唐将王忠嗣曾于天宝元年（742）北讨“奚怒皆”。德宗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武俊为奚人出身，《旧唐书·王武俊传》记载，其出自“怒皆部落”，同样说明唐中期奚有部落名“怒皆”。“怒皆”与“怒厥”音近，当属同音异译，这提示我们注意怒厥娘与奚的关联。唐代蕃人多以部落称姓，“怒厥娘”可能是“部落名加人名”的组合，表明此人为出身怒皆部的奚人。作为可突于核心党羽的怒厥娘，“姓名”中透露出奚人身份，可佐证《张守珪墓志》称屈列为“奚王”并非误记。可突于杀邵固后抛弃了自窟哥后嗣中择立都督的惯例，拥立了同样出身奚人的屈列，不仅终结了窟哥家族对松漠都督府的统治，也开始了奚人集团对契丹八部联盟的统治。
总之，可突于、屈列在唐人记载中被称作奚人，怒厥娘的“姓名”亦透露出奚人特征。种种迹象表明，可突于一党是一支活动于契丹八部联盟中的奚人集团。这支奚人集团在《辽史》中也有呈现。前文提到，六院部前身为六爪，即六百家奚。《辽史·皇子表》记载，肃祖长子洽昚任迭剌部夷离堇时“分五石烈为七，六爪为十一”，说明六爪至迟在肃祖时已存在于契丹部落组织中。肃祖活跃于唐开元、天宝之际，因此在这一时期，契丹松漠府中已存在一支被称为六百家奚的奚人集团，可突于、屈列、怒厥娘、涅里等是其中成员。
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八部联盟在窟哥的率领下内附，唐太宗置松漠都督府，任窟哥为都督。此后直至开元间，松漠都督基本由窟哥家族成员出任。世出松漠都督的窟哥家族，即便最初不是契丹人，应当也逐渐契丹化。贞观二十二年，伴随着契丹松漠都督府的建立，奚饶乐都督府也同时建立。前者牙帐居潢河与土河交汇处，后者牙帐位于潢河上游。自高宗朝起，契丹势力范围向潢河上游扩展，逐步侵占奚地。在此过程中，奚人与契丹人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交流，并出现了杂居和融合的情况。至开元年间，契丹八部联盟中已存在一支奚人势力，可突于、屈列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自开元六年（718）娑固在位起，可突于主导了契丹八部联盟事务。起初可突于未打破窟哥后嗣出任松漠都督的传统，即使是擅立的郁于、邵固，也属窟哥家族。但在开元十八年（730），可突于杀邵固、立屈列，窟哥家族对八部联盟的统治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可突于、屈列为首的奚人集团。自此契丹八部联盟统治集团的族属发生了变化。开元二十二年（734），李过折杀屈列、可突于。李过折为松漠府衙官，与可突于分掌兵马。需注意的是，过折拥有李姓，明显有别于可突于、屈列。曾成指出，过折之姓得自家族传承，而非因诛可突于之功而受赐，推测他很可能出自窟哥家族。或许是因分属契丹贵族与奚人集团，李过折与可突于争权，最终在唐人的引诱下走向火并。李过折诛杀可突于及其党羽，实质是契丹贵族对外来奚人集团的反扑。李过折虽尽诛可突于党羽，并受封松漠都督，但八部联盟中的奚人数量众多，仍是不小的隐患，因此便有了唐敕书所言“杀害无罪，棒打又多”之事。李过折的穷追猛打招致了奚人集团的反抗，最终死于涅里之手。涅里弑君自擅，玄宗不仅未予追究，反而正式封其为松漠都督。契丹八部联盟的统治权自此正式易手。涅里当政后立迪辇组里为汗，奚人集团对八部联盟的统治在短暂“中绝”后得以接续。在涅里、阻午可汗重建的契丹八部联盟中，居统治地位的已非契丹土著，而是奚人后裔。
涅里与阻午可汗在松漠府残余五部的基础上重建八部组织，其中最强大的迭剌部由涅里掌控，由此在遥辇氏八部联盟中形成了两个权力核心——可汗与迭剌部夷离堇。遥辇氏部落联盟两权力核心皆出身奚族，但他们似未掩饰外来身份。可汗家族以“遥辇”为名号；曷鲁认“奚首”为祖，称契丹与奚“实一国”，说明在遥辇末期，涅里后人仍认同奚人后裔身份；而昭古牙、耶律涂山在金初被视为奚人，更说明遥辇氏终辽一朝都未消除奚人印记。
907年，阿保机“燔柴告天，即皇帝位”，结束了遥辇氏的统治。阿保机即位伊始，“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将本家族作为与遥辇九汗族并列的第十帐，在形式上延续了遥辇氏政权。直至916年，阿保机在平诸弟之乱后建元称帝，定国号“大契丹”，才真正完成易代建国。如果说“遥辇”多少保留了奚人印迹，那么“大契丹”这一国号则昭示着契丹在辽朝诸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居“大契丹国”统治地位的阿保机家族，无疑自视为契丹人。那么辽朝皇族是如何掩饰奚人后裔的身份，从而将自己塑造为“自古以来”的契丹人的？下文从辽代契丹族源传说和官方祭祀的角度展开讨论。
辽朝官方认同的皇族祖先为奇首可汗。《辽史·太祖纪》记载，阿保机平诸弟之乱时曾“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太祖纪》论赞则提供了奇首……雅里——毗牒——颏领——耨里思——萨剌德——匀德实——撒剌的——阿保机的世系。但从此世系看，奇首可汗只是阿保机之祖，而非契丹族群的共同祖先。阿保机家族成为皇族后，奇首可汗的形象开始向契丹共祖演变。会同四年（941）二月丁巳，辽太宗“诏有司编《奇首可汗事迹》”。有学者认为，此举是通过官方修史将辽朝皇室始祖确立为整个契丹集团的共祖。虽无法弄清太宗的确切动机，但官方修史应至少提高了奇首可汗的地位。在刻于会同五年（942）的《耶律羽之墓志》中，奇首可汗已不只是皇族祖先。“宗分佶首，沠出石槐”，意即奇首出自檀石槐统领的鲜卑部落联盟；“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君长”则将奇首生活年代置于东汉，时间上远早于契丹族群的出现。按中原文献记载，契丹出自东部宇文鲜卑。《耶律羽之墓志》的表述，实质上已将奇首可汗描述为了契丹族群之始祖。可见，至迟在太宗朝，辽朝皇族祖先已演变为契丹始祖，而这一演变很可能正是随着会同四年《奇首可汗事迹》的撰修而完成的。奇首可汗作为契丹始祖的身份，在《辽史·营卫志》中有更直观的呈现：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该段文字出自《皇朝实录·部族志》，称奇首八子衍生八部，显然是将奇首作为契丹八部之祖。供奉奇首可汗的场所为“契丹始祖庙”，也说明奇首可汗当时已被塑造为全体契丹人的男性始祖。
奇首可汗由皇族祖先向契丹男性始祖的转变，显然与白马神人产生了冲突。在青牛白马传说中，后者才是契丹的男性始祖。因此有学者认为，奇首可汗就是白马神人。但值得注意的是，《皇朝实录》中，奇首可汗自“潢河之西，土河之北”而来。潢河为东西流向，土河为西南—东北流向，所谓“潢河之西，土河之北”，意即潢河上游。此“奇首可汗故壤”的方位，明显有异于奇首可汗真正的故壤——都庵山。而在青牛白马传说中，自潢河上游而来的，是“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的青牛仙女。可见，辽朝在将奇首可汗塑造为契丹男性始祖时，形象参考的是青牛白马传说中的女性始祖青牛仙女，而非男性始祖白马神人。换言之，在辽朝木叶山的契丹始祖庙中，仅有青牛仙女借由奇首可汗的形象在场，而白马神人却神秘消失。这种反常现象，在辽代契丹贵族墓志以及官方祭祀中均有体现。
刘浦江指出，青牛白马传说在辽代墓志中两次出现，即《兴宗仁懿皇后哀册》（1076）“昔年偶圣，仙軿从水以下流；今日辞凡，龙辔拂霄而高驾”，以及《耶律宗愿墓志》（1072）“越自仙軿，下流于潢水，肇发瑶源”。苗润博已注意到，两墓志中都只出现了青牛仙女，而无白马神人。仁懿皇后与述律后系出一族，耶律宗愿为辽圣宗之子，二人分别为辽朝后族、皇族的核心成员。青牛白马传说在辽中后期尚流行于契丹社会，但在体现辽朝官方态度的木叶山契丹始祖庙以及皇族、后族墓志中，只能看到青牛仙女的痕迹，却见不到白马神人。男性始祖的缺席，在辽朝柴册仪中也有呈现。《燕北录》记载，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的柴册仪中，祭祀次序为：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所祭诸神中有阴山七骑赤娘子传说中的契丹女性始祖赤娘子，却无男性始祖阴山七骑。《燕北录》还提到，赤娘子的木雕“常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礼时，于庙内取来作仪注，第三日送归本庙”。赤娘子作为日常祭祀的对象，被供奉于木叶山的契丹始祖庙内，在辽朝的官方祭祀中拥有较高的地位。而作为契丹男性始祖的阴山七骑，则不属柴册仪祭祀对象，也不见于木叶山的契丹始祖庙，这与白马神人在辽朝贵族墓志中的消失如出一辙，皆反映出契丹族源传说中的男性始祖在辽朝官方祖先叙述中的缺席。前文已述，在阴山七骑赤娘子与青牛白马两传说中，契丹男性始祖为奚人形象。男性始祖在皇族墓志及柴册仪中的缺席，当与此外族身份有关，是辽朝皇族着力消除奚人后裔身份的结果。
辽朝以“契丹”为国号，作为契丹国家核心的辽朝皇族，也应是契丹族群之核心。然而辽朝皇族为奚人后裔，因此便出现了一场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改造：皇族祖先奇首可汗被塑造为契丹族群之祖先，供奉于契丹始祖庙；将阴山七骑赤娘子与青牛白马两传说中的女性始祖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将体现出奚人特征的男性始祖排除在外，从而掩饰了辽朝皇族的奚人后裔身份。由此，辽朝皇族在成为契丹国家的核心之外，又通过将家族祖先改造为族群祖先，将自身塑造为了契丹族群之核心。
外来群体进入某一政治体后鸠占鹊巢，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外来群体成为统治者后，往往会以自身历史为中心，对集体记忆进行重塑，抹除其外来者身份。辽朝建立后同样对契丹历史进行了改造，在国史、墓志、祭礼等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场合，消除了皇族的奚人后裔身份。但这种历史重塑主要在官方层面进行，民间记忆并未被彻底改造。因此可以看到，官方宣传中缺席的契丹男性始祖，在民间传说中仍旧在场，且保留着奚人痕迹；在辽朝处于边缘地位的女真人，在辽末仍视遥辇氏为奚人。
辽朝皇族的外来属性对辽朝政治的潜在影响，值得深入发掘。众所周知，述律后生父为回鹘人。辽朝后族与皇族，祖先皆为唐中后期加入契丹集团的外来者，这或许对辽朝的政治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辽朝存在帝、后二族内部互相通婚的现象，史称“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这种描述虽失之绝对，但与史实相去不远。在此婚姻形态之上，辽朝政治呈现出明显的贵族性，出现了“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的局面。辽朝特殊的婚姻和政治形态，或与帝、后二族皆为外族后裔有关，是外来集团的内部通婚、联合执政的结果。统治集团的外来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封闭性、排他性，对辽朝的政治形态以及契丹族群的融合有着潜在的重大影响，是认识契丹以及辽朝历史的一把钥匙，值得继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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